二、可见的文化与不可见的暴力
今天的世界，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的转变，文化的形态已在发生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这种改变对于既往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深厚且宽广的，同时还是极为彻底的，但总体又是无意识的。至少在我们一感受到它的存在之时，它便已经发生并在继续其进程，从发展的轨迹中无法找到真正的起点，也同样看不到自我截止或被终止的尽头。这里并不存在一种高调的思想上的启蒙，至少在人的意识层面上，这种启蒙是不必要发生的，一切都表现在对于社会结果的感同身受之上。因此，它不同于早期像五四运动那样的基于启蒙的文化转型。这里如果勉强还可以说有一种思想的启蒙，那也只是一种后觉的自我启蒙，是从结果去追溯原因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后自觉。而造成这样一种“后自觉”状况的缘由肯定不在人本身，而在通过文化而自我包装起来的权力的施展方式上，它无处不在，却又无法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或者身在其中，无法摆脱。简而言之，在这种文化的整体转变中，最为突出的一项便是权力施展方式从内容到形式的一种彻底的自我转变。
毋庸置疑，人首先是可以行走的动物，而且，在这行走之上，又附加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自身的意识，即从人的大脑中所生成的意识或觉知，它在引导着我们向什么方向行动。但在这里无人能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谓自我的意识，它并非完全能由一个人真正把握。意识不仅会受到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它也能对外部的世界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人是生活在一种社会的参照系中的，而这一参照系的核心便是一个一个他人的真实存在。在这参照系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则完完全全是由文化来赋予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把暴力这一变量重新纳入文化的范畴中来，它构成了文化从内容到形式谱系中更为靠近内容这一极的典范。可以想见，以赤裸的暴力来施展权力，这在人类的演进史上可能占据了很长的时间，但在此之后，暴力渐渐消失。特别是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它的出现越来越稀少，尽管世界上并不缺乏战争，但它却越来越不为我们所亲历，而是为电视里的战争场景所取代。在暴力从成长到消失的过程中，文化修饰的观念同样的早熟，但它不是渐渐消失，而是愈加凸显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一点最早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认识，他专门发明出“文化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以描述它的影响力。“文化霸权”的核心含义就是，它使具有装饰作用的文化形式的柔软的力量，渐渐取代其刚性的内容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直接的暴力支配，而转变为间接的支配，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服从或依随一种教导或言说。[1]
在人类用文化取代暴力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文字这种最具修饰性的文化表达方式，而且这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明出来的。这可以说是人类对其自身动物性存在的自然状态的一种自我否定，同时也构成人与人能够真正相互分离开来的第一步，文字和符号被赋予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以此来代替真实存在的人。这种力量的极端形式便是叙事的发达，今天叙事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正像一位文学评论家所敏锐指出的，“叙述成为华美的暴力，它的成功是事物的死亡”[2]。而福柯在评论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的画作时也曾指出，文字和各种指示取代了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把握，我们会更在乎画布上的那支烟斗，却不去触及真实存在的烟斗。同样，“我们看不见教师的手指，但它的无处不在起着支配作用，还有他正在清晰地发出的声音：‘这是一支烟斗。’”[3]不过，这种否定本身，同时也带来了人自身文化的创造，即人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以遮蔽残酷的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这绝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人回到暴力的那一端的道路并非遥远和有太多的障碍。因为一念之差而使用暴力者，如现在世界上广泛存在的恐怖主义，显然就是这种原初的暴力倾向在人身上持久存在的一个佐证。但文化的创造却是对这种暴力的一种克服，它本身却一定又是非暴力的，至少形式上是非暴力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对权力的极端形式暴力的一种转化、否定以及伪装。谁都会承认一种暴力的自然状态，这一点也许再没有人比霍布斯说得更为清晰与直白了。但霍布斯本人解决的方式，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为此而提出的解决方式，就是一种对于暴力的直接替代，即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让渡出个人行使暴力的权力，而共同委托另外一个大家都信服的机构去代替每一个个人行使权力，在其中，暴力得以直接、合法地施展。[4]
这种由每一个人让渡出来的暴力的行使权，在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意味着一种国家观念的转型，即在西方世界表现明显的从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带来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启蒙，更为重要的还是世俗政治制度的建立，它极为强调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强调超越个体的民族主义的支配。它的目标在于让国家之内各个角落里的民众都参与到国家一体的构建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构建必然是一种民族一体性的构建，而此构建的目标之一即消灭各种差异，而不是如过去传统国家时代那样对差异包容和覆盖。所谓城乡之间、族群之间、中心边缘之间、男女性别之间，乃至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既有的差异，都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真正要去瞄准的目标。在不断发明出来的高精度的瞄准镜下，这些差异性的存在一个个地遭到击破，并归于单一化与标准化。清除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各种差别，因此就成为现代国家施展其暴力形式的最具合法性的理由之一。
因此，现代国家的去差异化的一体性的构造，从一开始便是它要付诸努力的目标。在消除了或取缔了神权、王权、皇权、绅权等社会中的有其特殊性和优越感的权力占有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具抽象性的，且不易看出有任何实质性差异存在的所谓的民权，这恰是今天所谓社会转型的基础，即普通的百姓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一种带有共同性的社会建设中去。这种转变，在西方世界大约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亦不过一百余年。这种转型，更为明确的说法乃是政治的转型，并且在今天，人们依旧在不断地追求其实现。不过其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里，却遭遇了各种不同的阻碍，故而这种转变越来越难以真正彻底地完成。
这既是一种顽固的保存其自身差异性的阻碍，也是一种以文化为理由的对无文化差异的理性同一性逻辑的彻底反抗与不合作，同时还是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的对于单一性的先验理性所追求的一致性与完整性的怀疑与抛弃，即人们已经认识到，靠着理性的寻求，无法真正掌握一种鲜活的经验。[5]在此意义上，文化变成一种差异性存在的保护器，因此，凡是差异，都因文化这一概念的存在而保存了自身。费孝通在其学术生命的晚年更多地论及文化以及文化自觉的概念，而非20世纪80年代末那种一味进行文化反思的主张，其深意也就不言自明了。[6]因为，只有重提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文化的观念，让人对文化有清晰的自觉，人的差异性和所谓的文化的多元存在才真正会有可能[7]，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真正成为现代性的一体化构建以及差异性灭绝的敌手。
[1]Gramsc, Letters from Prison: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5：235，转述自：Ritzer, Goodman, Sociological Theory: Sixth Edition, Boston: McGraw Hill, 2003：270。
[2]李敬泽，总序：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马丽华，马丽华走过西藏纪实：藏东红山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6。
[3]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邢克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0。
[4]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3。
[5]成中英，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288。
[6]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65-201。
[7]赵旭东，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探索与争鸣，2007（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