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青春梦

来吧跟我一起

到狂人的内心旅行

自打出了娘胎

就注定是个杀手

德雷博士和艾斯·库伯，《天生杀人狂》，1994[20]

安德斯必须得找一个名字。他需要找到一个不同凡响的涂鸦写手[21]的名字，然后才能往墙上写字。字母不能太多，最好在三到五个之间。有些字母比另外一些更酷，字母组合起来显得好看也很重要，要互相靠在一起。他用毡头笔和白纸在房间里试验，画了几张粗略的草图。

写的次数越多，名字就越是衬你。他一直很羡慕城里随处可见的大孩子们的签名。再见，无趣、平凡的安德斯，你好，涂鸦党[22]。某种程度上，姓名应该能表达出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把你和众人区分开来。

他选了一个漫威漫画里的角色。漫威宇宙由拥有无上权力的行星吞噬者[23]统治。在他的使者中，有一个人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残杀自己的同胞。这个刽子手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内心充满蔑视和贪婪——这些特点吸引了行星吞噬者，因为之前他的好几位使者，在被迫杀害同族的时候，都饱受良心的折磨。行星吞噬者把头号刽子手的工作交给了他，还给了他一把双刃斧来发动致命袭击。这个刽子手名叫摩尔。

M和O美妙地从纸面上滑过，那个R可不是一般的酷，不过G则有点难办。

安德斯离开天丝公寓楼之间窄窄的小路，搜寻平整的墙面。这个十三岁少年身上装备的不是双刃斧，而是记号笔和喷罐颜料。是用在小区里送报纸赚来的钱买的。蓝色花园和矮树林之外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静静等待。他像扔掉一块破布一样抛弃了自己的童年。忽然之间有了众多身份可以供他挑选。

他是一个涂鸦党，

一个写手，

一个艺术家，

一个小流氓，

一个刽子手。

那是一九九二年。他升到中学的时候换了学校。在里斯的全新年级里，学生们来自各所不同的小学，其中只有几个人认识他，因而他可以从头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童年时代的不安和迟疑不再那么明显。上课的时候他依旧安静而小心，不是一个会举起手来努力发言的人，但在课堂之外，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年级里的四个男孩遇上了彼此。一个自称维克，另一个叫斯波克，然后就是摩尔和艾哈迈德。斯波克初来乍到，学年开始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他有一张孩子气的圆脸，脸上长着雀斑，头发从中间分开，他觉得安德斯看起来挺友好的，还有一点害羞。维克又高又瘦，长着线条分明的方下巴和方额头。两人都住在附近。艾哈迈德是安德斯小学时代的巴基斯坦朋友。在中学里，他仍旧是班上唯一的移民。

四个同学因为共同迷恋的东西而遇上了彼此。

他们在嘻哈乐的黄金时代步入青春期，也热切地接受了这种文化。他们在家里听饶舌，在去学校的路上用随身听听饶舌，还去参加朋克俱乐部“闪电”[24]的音乐会。安德斯在蓝色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地方练习霹雳舞的旋转动作。他克服了之前的不情愿，加入地下室的舞蹈比赛，把羞涩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种最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布朗克斯被创造出来的音乐彻底征服了奥斯陆。放克、迪斯科和电音的碎拍节奏被一遍又一遍地摩擦倒放[25]，节拍带有标志性的鼓点，贝斯和吉他。“嘻哈不停”。DJ成了全新的偶像，他们把唱针滑进声槽里，来来回回地移动黑胶唱片；有剪接和变速，有交叉淡入和取样[26]。唱盘已然变成一件独立的乐器，奥斯陆本地的饶舌乐手也渐渐出现，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都市少年的真实生活。

这种音乐快速又不加修饰，而且常常带有攻击性。布朗克斯最早的饶舌乐手们，传递的是反对暴力、毒品和种族主义的讯息，并且希望嘻哈能够取代街头暴力。让大家聚到一起是去开派对，而不是打架。可是后来，这种音乐却常常开始认可和赞美街头暴力，匪帮饶舌在性质上往往也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最为严重的，歌词里充斥着对毒品的指涉。嘻哈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则看似很简单，就像南布朗克斯第一批饶舌乐手中的两位，KRS-One和马尔雷·马尔[27]所解释的那样：“嘻是知识。哈是运动。嘻哈就是一种智慧的运动。”

安德斯努力变得既嘻也哈。嘻意味着掌握最新消息，了解最新情况。跟上，懂得，受人尊敬。至于哈的部分，他则在自家公寓楼外，草地中央那条铺了台阶的小路上努力地练习。他尝试舞步和旋转，却从来也没能做成一次头转或是背转[28]。他的节奏感和控制身体的能力都不够强，无法成为优秀的舞者。

或许他能成为一名说唱歌手？毕竟他会记日记，就像说唱歌手一样写下自己的想法和经历。然而他没有唱饶舌应该要有的那种嗓音；他的声音又高又软，像女孩子一样。

于是他选择了嘻哈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涂鸦。

如果说霹雳舞是看得见的立体饶舌，那么涂鸦就是静止的霹雳舞。字母旋转扭动，正如起舞的身躯。要画出优美的线条，你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也摆动起来，做好准备，好在将喷罐颜料对准墙面的时候，让韵律从身体传到手心。

涂鸦表达出成长中躯体的脉动。墙上的线条就像年轻的身体一样：棱角分明，固执坚硬，不屈不挠。主题必须要与速度和运动有关，要强悍而又戏谑。不过这也是一种关于成就和表现的文化。一切都会受到评判，然后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抛弃。若是拥有出色的画风和一些独创的设计，你就能让自己从所有寂寂无名的都市青年当中脱颖而出，闪耀一下。

在安德斯长大的地方，年轻人的志向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别，要么是涂鸦，要么是网球。这里，这片有华美别墅矗立在古老苹果树和芍药花丛之间的土地，并不是摩尔的榜样们出没的地方。

里斯中学位于奥斯陆富裕的西侧，生源地从霍尔门科伦的滑雪跳台一直延伸到斯古耶恩的低地。大多数学生都伴着由宽大花园带来的自信长大，课余时间都在滑雪道、足球草坪和网球场上度过。周末他们聚在一起办“小鬼当家”派对，或者到各家地下的电视室里去看电影。衬衣或夹棉外套上印着该印的品牌商标，比如拉夫·劳伦、菲尼克斯或者巅峰表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德斯的同学都以进入法律或是金融界工作为目标。在一九九三年8A班的集体照上，大多数学生都穿着翻好领子的白色马球衫、贴身的汗衫或者羊毛的毛衣。

后排中间的一个男孩比其余的人都要显眼。他穿着超大号格子衬衣和一件帽衫，微笑着立在那里，耳朵里塞着耳机。他的站姿，还有那被耳机塞住的耳朵，标识出他与旁人之间的距离。

这个班的学生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类。穿着翻领马球衫的一群是正统派。他们占了绝大多数。安德斯从来不跟这些人待在一块儿。然后是几个剃了光头，穿着飞行员夹克、卷起裤脚的迷彩裤和黑色靴子到处走的家伙。他们对新纳粹主义[29]有那么点儿兴趣，还喜欢重金属。安德斯和他们是点头之交。他们不去招惹任何人，也没人会去招惹他们。这些人反对移民，而安德斯有几个从外国来的朋友，所以他也不与他们为伍。反正他也受不了重金属。接着便是嘻哈青年。他们会画一点涂鸦签名，而且相当叛逆，渴望加入帮派。就算嘻哈运动曾经有过什么政治意味，也已经在传到里斯的过程当中遗失了。就意识形态而言，涂鸦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标志；本质上是没有规范约束的。剩下的便是那些没出息的人了。也有那么几个。一直都不声不响的。

安德斯属于第三类。他在学校里已经赢得了几分尊重，大家开始把他看作一个惹是生非的涂鸦党，多少有点儿横行霸道。要是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那就等着倒霉吧。

如今安德斯举手投足都带着自信，也不害怕大胆地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在挪威第一家室内购物中心阿尔卡登的嘻哈店铺“牛仔电视”里买到了合适的行头。脚蹬耐克鞋，身穿超大号的裤子和一件冠军牌的帽衫。每天早晨他都在镜子跟前整理发型，把刘海从中间分开，再涂上几遍发胶好让发丝固定。这种硬朗的外形看起来本该是非常随意的，然而这个爱惹麻烦的涂鸦党非常自负，老是为了自己的大鼻子烦恼不已。

这个四人小组从小范围起步，花了很长时间在纸上描绘草图，接着渐渐发展到在小区的墙壁和围栏上涂鸦，或是在晚上爬进校园里创作。后来，他们开始在夜间收车之后溜进本地的公交总站。带着满满几背包的喷漆罐，用生硬刺眼、有棱有角的字母写下自己的大名。

周围的地区一被他们占领，摩尔就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他买了一份奥斯陆的地图，随后某天斯波克走进他那永远一尘不染的房间，发现他就像个快要上战场的将军一样端坐在那儿。指点勾勒，标出城中的辖区、街道和建筑。他知道在他渴望统治的地方，最主要的涂鸦作者是谁；他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眼巴巴地盼着能把自己的签名涂上他们地盘里的高墙。他已经实地勘察过，确认了快速逃跑的最佳时机。他就像是在策划一场袭击或抢劫似的，安排了详细的路线，包括警察出现时的脱身办法。斯波克长着一张天真无辜的娃娃脸，这张脸常常是他解围脱困的通行证，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全部听了进去。安德斯把整个计划讲完之后，斯波克说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几个男孩还是“小玩意”，新手。虽然涂鸦在外界看来似乎非常自由，没有秩序约束，但涂鸦团体其实有着严格划分的等级。你必须找到自己处在台阶上的哪一级。做小玩意没关系，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级别，但是做一个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对于雄心勃勃的人而言，目标就是要成为“国王”。这是授予顶尖涂鸦作者的头衔，那些既出色又大胆的人。要成为国王，就必须完成一项令人难忘的惊人之举，像是“炸”满一整面墙[30]，写满一整辆地铁列车，或是在某个受到严密监视的地方签名。你的名字应该能在市中心，在守卫最森严的地方让人看见：卡尔·约翰斯大门的主干道，或者是从中央车站经议会大楼到皇宫的地铁沿线。做斯古耶恩的国王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怎么才能变成顶级的呢？”一天放学后，安德斯问班上的一个正统派，他们俩正在少校宫地铁站旁边的台阶上闲晃，“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是我没做的呢？”

“嗯，我猜你只需要在各种大家都能见到的地方签上名，”同学回答，“比如那边的那堵墙。”他指了指马路对面的珠宝店。

安德斯什么也没说，只是径直穿过马路，来到那家铺着白色大理石墙面的高档珠宝店门前，倏地抽出一支记号笔，把“摩尔”写到了墙壁的正中间。接着他迅速转过身来，高昂着头，平静地走开了，穿过繁华的商业街，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位同学佩服极了。涂鸦的罚款是很重的。安德斯真是什么也不怕，他心想，他自己刚才已经随时准备逃命了。

要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你还得和团体中的头面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天下午，这四个八年级的学生去了位于卡尔·约翰斯大街中间艾格托利格广场的涂鸦党聚集地。通往议会大厦地铁站的楼梯被当成了他们的“涂鸦人长椅”[31]。大伙儿成群结队地坐在一起，几乎都是男孩，人数从三五个到大约五十个不等，互相展示草图，交流创意，讨论涂鸦行动。这里什么样的人都能找到，从“闪电”俱乐部团体里的极端分子，到来自离异家庭的年轻人，零星的小蟊贼，还有许多叫人捉摸不透的家伙。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也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多数挪威年轻人的聚会中要高。

所有新来的人都会遭到怀疑。你不能就这么出现在涂鸦人长椅这个地方。得有人为你担保，得有人认识你。不然就会有人来叫你滚开，要是你还不识趣，就会被强制驱逐出去。

要想留下来，就得证明自己。靠着涂鸦一路往上爬。要真正赢得认可，就必须通过终极测试：被抓起来，然后证明给大家看你不会告密。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那么顺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涂鸦之风从大西洋那边吹过来的时候，被看作是一种新奇又有趣的青年现象。挪威第一篇关于涂鸦的报纸文章，刊在小报《世界之路报》[32]上，用了诸如“了不起的精湛技艺”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地铁里的一幅“作品”。运营公共交通的奥斯陆公共运输公司把作者们称为“涂鸦艺术家”。报纸上登出了那几个男孩的全名，他们也骄傲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为。公司对这些年轻人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拿着喷罐颜料在地铁里随心所欲展开创作之前，要先获得许可。

随后的几年间，措辞发生了变化。涂鸦不再是艺术，而是蓄意破坏。奥斯陆公共运输公司觉得涂鸦降低了乘客的安全感。数以百万计的克朗都花在了清除涂鸦上。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房屋被这些潦草的笔迹所污损。我们需要迅速而强力的回应。”进步党发言人在议会上发声，强烈要求来自工党的交通部长采取行动。

到了安德斯登上街头舞台的时候，“战争”和“流氓”之类的词语正一再地出现。“我们正在和黑帮作战，”奥斯陆公共运输公司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告诉媒体，“这个黑帮组织有序，有通讯设备，有自己的电台和杂志。在奥斯陆公共运输公司和涂鸦黑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会称之为战争。”

奥斯陆公共运输公司的保安们花了大力气不让惯犯们好过。涂鸦党们发觉，最粗暴的就是康赛普特公司雇用的保安。其中有几个从前就是打手，自有一套教训人的办法。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逐渐过去，被警察逮捕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有些人被判处监禁，外加合计数十万克朗的巨额罚款，罚款作为拖欠国家的债务，将伴随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直到成年。有了判罪前科的人就没法再继续涂鸦了，因为警察认得他们的签名。刑期通常都会暂缓，但若是再有任何违法行为，便会重新得到执行。

审问这些少年嫌疑人的时候，警察都会设法让他们相互告发。审讯员会说他们的朋友都已经招了，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人上当，把自己的伙伴都供了出来。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要反抗经验丰富的警官并不容易。

警方的追捕改变了涂鸦圈的性质。胆量开始变得比才华重要。随意涂抹越来越多，艺术作品则更少见了。要创作一件所谓的“大作”[33]，一幅尺寸较大、包含几种不同主题和色彩的作品，需要投入时间，全神贯注，不被打扰。成功的大作可不是那种一边小心提防着不要被抓，一边就能用喷漆直接喷出来的东西。涂鸦变成了“涂完就跑”。“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涂鸦。”一位犯罪学家对着越变越邋遢的街头画廊评论道。

鉴于眼下的严厉惩罚，涂鸦党们必须再三确保把任何有可能告密的人都早早驱逐出去，新来的人要加入他们的圈子也变得愈发困难。不过来自斯古耶恩的美少年们很幸运，艾哈迈德认识其中一个老资格的涂鸦手，迈纳。他让摩尔和他的伙伴们有了资格，得以踏上那排令人向往的阶梯。

一九九四年冬天，安德斯在学校念八年级的时候，全球的摄像机镜头破天荒地对准了挪威。在“迎接冬奥，健康全国”的口号下，政府希望强调健康生活，而议员们则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跳上跳下，拍打手臂来暖和身体。

奥斯陆市政当局大力推动，要让城市变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还在冬奥会前的准备阶段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鼓动舆论反对“破坏公物，使用暴力及损害城市形象”。由工党控制的市议会发起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涂鸦头”的反涂鸦行动。地铁里的海报上画着一个面无表情的男孩。原本应该是大脑的地方被填进了一颗钢球，就像喷漆颜料罐里的钢球一样。

一九九四年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引发了全国性的激动情绪，挪威代表队赢得了一连串的金牌，整个国家都让自己陶醉在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的那句“挪威人就是样样事情都擅长”的口号里。

安德斯刚刚过了十五岁，对于精通滑雪根本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与山上那些穿着齐膝马裤的贵族毫无共同点。自从两岁时最后一次在半路夭折的临时寄养期间与周末父母相处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在星期天带他去森林里远足了。城市就是他的丛林。

挪威首都的这几周非常平静，整个奥斯陆都严寒刺骨。白天是一抹冰冷的天蓝，夜晚则清朗明亮，繁星满天。摩尔没有让零下二十度的气温阻碍他参加那场唯一重要的比赛——赢得国王头衔的比赛。每星期里有几个晚上，他会从自家公寓的阳台上爬下来，在城市里留下签名。

一天夜里，他和艾哈迈德一路游荡到斯古耶恩的公交总站。一个人在写签名的时候，另一个就负责望风。他们交换位置，冷得几乎冻僵，随后又换了一次位置，不停地挥动手臂来保暖。在冬奥会期间，凌晨两点钟左右，在摩尔望风的时候，他们被逮住了。

两个男孩被抓了起来，带到了警察局。父母也被叫来了。两人的违法行为被登记并上报，但是因为他俩之前都没有被逮捕过，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两人唯一的处罚便是在暑假里洗一个星期的公共汽车。不过警察也告诫他们不要再继续涂鸦了，还说下次就不会那么轻巧地放他们走了。

两人终于有了能在艾格托利格炫耀一番的东西。他们的嘴巴很紧。

安德斯往故事里加了不少他从移民黑帮那里学来的手势和短语。有时他会用阿拉伯语单词来代替挪威语，就像强悍匪帮里的那些狠角色一样。

该死的，又是他，内特，一个来自东区的涂鸦写手略微有些恼火地想。虽然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摩尔和内特都曾在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里待过一段时间。内特是个桀骜不驯的孩子，一丁点小事就能把他激怒。他去了中心里的学校，安德斯在中心上托儿所的那段时间，他正在接受观察。他在格古纳卢卡长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里斯的父母会叮嘱子女们避开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这一点让他拥有了安德斯所缺乏的公信力。他十二岁开始涂鸦，是技术最为出色的创作者之一，一个有个人风格的涂鸦艺术家。成年后，他成了主流艺术圈中的一员。

“康赛普特在追我们，警察抓住了我们，”安德斯继续用他的移民腔，他的“羊肉串挪威语”说着，“那可真是，我说，真够吓人的！”

台阶上传来了遮遮掩掩的笑声。

没有多少西区人会来艾格托利格，因此内特注意到了安德斯，一个渴望被接纳的无名之辈。但内特也能看得出来，安德斯想要的不只是泡在这里而已。他野心勃勃，心意坚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只是稍稍有点兴趣。他们应该接受他吗？

这是一种扎根在心底的感觉。就是不能相信从城那边来的那群人。西区或许是有资本，但街道是属于东区孩子们的：墙壁是免费的。

再说，在内特看来，摩尔太普通了。资质平庸。对于队伍[34]而言并没有特别的价值。

成为一支队伍的一员是安德斯的下一步。在能够当上国王之前。把他的名字写在大人物们旁边。但要参与所有这些，就得有人来邀请他加入。可这份邀请却迟迟不来。

那层被人踩过的坚硬积雪在三月里变成半融化的雪泥的时候，摩尔又被逮住了。他又一次守口如瓶。也又一次被无罪释放了。

在安德斯十五年的人生之中，挪威非西方移民的数量几乎翻了五倍。在奥斯陆，这种变化甚至还要明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市中心东部地区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移民出身。其中最大的群体是巴基斯坦人社区，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到挪威工作。他们的孩子同时接受两种文化；女孩受到严格的监督，通常放学后就不允许外出，对男孩的管束则更加宽松一些。

在安德斯眼里，这些外国人是让人崇拜的英雄。他们的帮派比挪威孩子的更简单，也更强悍。由工党掌管的市议会在城市的西侧为难民购置了单元房，来抵消东半边少数族裔聚居区的影响。单元房就在安德斯住处附近的大厦和排屋里，被自命不凡的家伙们称为“贫民窟”，那些人住在山上更高的地方，也属于同一所学校的对口招生区。

在社会上受到保护的挪威中产阶级与移民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有一些冲突的发生，是因为移民们世代相传的礼仪规范对挪威人而言非常陌生，然而矛盾也常常都只是因为大家发觉彼此很难和睦相处。温彻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着自己对那些索马里孩子的不满，他们在公寓楼里到处乱跑，没日没夜地喧哗吵闹，而外来人口也会怨恨那些把爆竹扔上他们家的阳台来“欢迎”他们的挪威人。一位来自索马里的父亲给自己装备了一根短棍，好把那些往他儿子身上喷水的男孩们痛打一顿。“不许用水浇我儿子！”他在天丝公寓里大声吼道。

找茬跟匪帮打架并不值得。出于对某件事情的报复，安德斯的一个朋友挨了一个外国团伙的揍。几天之后，两个挪威人就在里米超市门外用棍棒打倒了这个团伙的头领，丢下他在马路上淌血。一场报复只能用更多的报复来还击。一天晚上，几个团伙成员翻过了比格迪半岛上一座豪宅的外墙，豪宅属于航运业大亨约翰·弗雷德里克森[35]，挪威最富有的人。当时他两个十四岁的双胞胎女儿请了朋友到家里来玩，之前进行报复行动的那个男孩——其中一个女儿的男朋友——也在。一伙人从一扇打开的窗户进到了屋里。他们要找的目标躲进了弗雷德里克森太太的衣橱里。他们找到了他，把他拖了出来，一直打得他浑身是血，打断了他的手指，把他从一截楼梯上扔了下去。留下男孩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群人才不慌不忙地走了。

帮派有各自的地盘，都被他们像小狼一样拼了命地守卫着。在安德斯住的地方，边界沿着有轨电车线路划分出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待在自己该待的那一边。斯古耶恩，霍夫，少校宫，马里恩路斯特和托森都由不同的帮派控制，大多都是依据种族形成的帮派，要是有任何成员需要帮忙，他们就会从东区叫来自己的亲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新词进入了挪威语：儿童勒索。团伙成员会在东区搭上地铁，穿过市中心，然后在西边冒出来。勒索和被勒索的都是男童，都是孩子。里斯的孩子们有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卫星城镇的小朋友们想要的。最不幸的就是让那伙人断定你“欠了他们的债”。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付钱。欠债常常是无中生有，或者是基于并不成立的理由，像是“你刚才看我了。所以现在你欠我钱了”之类的。帮派里的一个人可能会推你一把，然后说你挡了他的路，作为惩罚，你就必须付钱。

没有人向警方告密。谁也不敢。

看见一些巴基斯坦人或是索马里人聚成一伙的时候，最好就穿过马路到另一边去，或者，要是他们在地铁车厢里巡查的话，那就赶快在下一站下车。

挪威人被叫做土豆。

他妈的黑鬼，他们大声回击。

酸奶白脸！

该死的巴基斯坦人！

安德斯觉得和布朗尼们在一起的时候最自在。

一天，摩尔用细细的条纹图案在里斯中学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用近乎军规的纪律要求学生，自己也常常穿着军装到学校来的克努特·埃格兰下定决心要教训他一下。上课之前，安德斯正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校长走进教室，当胸打了他一拳。这一拳有点力道。安德斯站起身来，问校长他是不是不应该还手。

“有胆量你就打我吧。”埃格兰回答。安德斯花了一小会儿，仿佛是在仔细地思考，然后他往校长的胸口上捶了一拳，正打在他的起搏器上，埃格兰向后一晃，老师和其他学生则惊愕不已地在一旁看着。老人缓了过来，嘶嘶地喘着气说了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走出了教室。

尊重，这是那一拳带给安德斯的东西。

斯古耶恩的小孩子们非常钦佩摩尔；他们知道“昨天晚上摩尔在这儿，这儿，还有那儿”。他有派头，他有个性。他签的字母顶上尖，底下圆，还带有向前倾斜的阴影。形状真是好看，小男孩们觉得。摩尔会使用大量的色彩，常常是好几种不一样的，至少有三到四种，而且他偏好柔和淡雅的颜色。

颜色会略有不同，要根据手头能用的喷罐来定。在涂鸦党里，规矩就是颜料必须得是偷来的。他们从汽车加油站和建筑供应商那里偷，尤其是大型的连锁品牌，不偷小商铺——这在涂鸦党们看来是很不地道的。少年们宛如戴着兜帽的瘦长影子，悄悄潜进店里，沿着货架徘徊踱步，想办法保证有一两个喷罐会掉进自己的背包里，随后再镇定自若地去柜台买上一听可乐，或者他们也可能就这么拿上几个喷罐就跑。喷漆很贵，每罐大概要一百克朗左右。要创作一幅像样的作品，甚至还不是特别大的一幅，至少就需要三到四罐。有些墙面需要的颜料更多：古老的石墙吸起喷漆来快得吓人，不过更光滑一些的表面，像是公共汽车或者有轨电车，就不需要那么多。

安德斯不想偷东西。他想买。走到结账的地方然后付钱。

在丹麦，喷漆的售价只有挪威的四分之一。摩尔、斯波克和维克拟了一个计划，搭渡轮到哥本哈根去；他们只需要离开两晚，在父母面前就说自己是在彼此的家里过夜。他们总共买了将近三百罐，随身拖着沉重的背包搭上渡轮回家。轮船离港的时候，广播喇叭里念出了这几个十四岁孩子的名字。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到船长那里报到。这一晚剩下的时间他们都被扣押了起来，坐在轮船的驾驶桥上。

是斯波克的父母怀疑情况有点不太对劲，而且没打几个电话就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他们给渡轮公司拨了电话，公司立刻就在乘客名单上发现了这几个孩子。

斯波克的父亲和摩尔的母亲几乎吵了起来。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对她说自己在从丹麦开来的渡轮上找到了三个孩子的时候，温彻是这么回答的。他觉得她不负责任，她则认为他反应过度。第二天早晨，斯波克和维克发现自己的父母正等在奥斯陆的码头上。没有人来接安德斯。

斯波克的父母竭尽所能，想把儿子从他们眼中的不良环境里带出来。斯波克踢起了足球作为掩护，但还是继续努力兼顾两个世界，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也继续画着涂鸦。

激励他的人是安德斯。安德斯正在和自己赛跑，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他的母亲如今搬到了康文特路的排屋居住，在新家里，他把所有付出巨大代价才买到的喷罐沿着游廊下面的墙壁叠了起来。根据号码和色标把它们排成长长的、闪闪发光的队伍。有几种颜色他囤得比较多，墙边的罐子就比其他的颜色更往外凸出一点儿，绿色，橙色，黄色，银色。

在屋里，除了喷漆颜料之外，还有另外一场斗争，有时候压抑冷战，有时候火星四溅。邻居们能透过薄薄的墙壁听见那些争吵。伊丽莎白的青春期叛逆来得异常猛烈。房门砰砰地摔上，玻璃杯和煮锅扔飞出去撞到了墙上。这个女孩有多年的怒气需要发泄。

一般来说，只要母亲和姐姐在吵架，安德斯就会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吃饭时才会在厨房里出现。这时候就轮到伊丽莎白离开房间了。她不愿意跟母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一起吃饭，通常都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盘子放在大腿上吃。

但在家门之外，伊丽莎白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她甜美可爱，讨人喜欢，风趣诙谐，而且很会逗人开心。她想要远走高飞。离开母亲，离开天丝公寓，离开挪威。十八岁的时候，她作为互惠生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加利福尼亚才是适合她的地方。现在她正在存钱，好重新回美国去；她希望能永远待在那里。

安德斯上中学的时候，温彻开始和一位军官约会。托雷和安德斯彼此很合得来。他是个热情的人，很好相处。有好几年他对安德斯几乎就像个父亲一样，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觉得安德斯多少有点弱不禁风，做起诸如钉钉子和修自行车之类的男人活计来笨手笨脚，非常别扭。

安德斯一长到十几岁，就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父亲位于弗朗纳的家里，应邀与他共进晚餐了。有时候他们会玩大富翁或者是猜谜大挑战，父亲也会辅导他做功课。有一次，父亲还邀上他一起去了哥本哈根旅行。但他们俩的关系从来都不亲密。总的来说，延斯对儿子并不满意，也很讨厌他的习惯。他要在床上躺到很晚才起来，终于起来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切上十来片面包，坐在电视机跟前吃，父亲抱怨说。他觉得儿子生性懒惰，缺乏热情，态度冷漠，而且沉默寡言。对于学习他既不好奇也不热心，父亲评论道。不，这孩子喜欢安逸的生活，喜欢让人伺候，延斯后来说。

不过，安德斯的父亲的确注意到，儿子有时候好像既脆弱又忧伤，仿佛有什么事情让他非常苦恼似的。但安德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过他，也没有说过让他苦恼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这个男孩渴望爱和关心，犹如是在企盼一件生命当中缺失了的东西，父亲后来承认。然而他却没有能力满足儿子的需要。他仍旧冷漠疏远，从来没有让安德斯感受到自己的爱。

安德斯第一次因为涂鸦被抓的时候，警察给他的父母都打了电话。父亲对安德斯的违法行为火冒三丈。威胁要跟他断绝所有往来。

同样的事情发生第二次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冷淡。

安德斯保证不再涂鸦。父亲也就这么算了。

安德斯的手越练越稳。他不会把东西搞得一团糟，喷漆不会起泡，画出来的线条非常平直，手也不会发抖。喷银色颜料的时候，他能够不让喷漆滴到或者溅到黑色的地方，却仍旧保持颜色均匀，并且把整个画面填满。

然而有一天，有人在艾格托利格公开嘲笑了摩尔。嘲笑他膨胀的野心。他的自吹自擂，他夸张的嘻哈步态，还有他反穿着裤子扮酷的样子。那种超大号的裤子，就跟音乐录影带里的人穿的一样。

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奚落也继续上演。再下一次也是。摩尔看似毫不在意。艾哈迈德不再来了。他因为闹事被里斯中学给开除了，如今跟他在东区的朋友和亲戚们待在一起。摩尔的其他同学斯波克和维克则发觉自己左右为难。他们没有主动参与欺凌摩尔的行动，每次这样的事情一开始，两人就悄悄地退后一步。他们不想冒险被卷进任何风波。回家的路上，安德斯试图把这整件事情当成一个玩笑。

没过多久，涂鸦圈里的大人物们就向摩尔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欢迎他了。他们没有明白地说出来，而是从公开嘲笑他变成了完全不理他。

“我没有胆量去做点什么，”斯波克在多年之后坦承，“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希望他们不要开始这样对我。”

安德斯犯了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不知天高地厚。他是个小玩意，却表现得像个国王。换句话说，他不自量力。

安德斯竭尽全力反抗，保住他在团体当中的位置。然而欺凌蔓延到了他自己的小圈子里，朋友们也抛弃了他。

由维克和斯波克组成的一个无情的评判小组，发出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安德斯被撵出了帮派。

很长时间以后，当维克被找来，就那位他在十六年前深深打击过的朋友接受警方问话的时候，他重又提起了一位少年涂鸦写手对于安德斯的评价：“有一段时间，他是最酷的那群人当中的一员，尽管他自己并不酷。他基本上就是个多余的人。到最后我们再也不愿意容忍他了。”

道理很明白。“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有安德斯跟着的话自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支持安德斯，要么加入一个顶尖涂鸦写手的队伍。”

安德斯离开涂鸦人长椅之后，斯波克和维克都被出色的涂鸦队伍招了进去，并继续涂鸦。

酷还是不酷，这才是关键问题。

但安德斯并没有放弃涂鸦。要是他就这么继续下去，要是他的涂鸦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就必须得承认他，而他也终究能当上国王。

他开始跟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孩一起涂鸦。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安德斯已经不再时髦的男孩。

其中有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家伙，他的家是小区里最大的几栋房子之一，父母经常不在家里。在里斯他比安德斯低一个年级，稍微会一点涂鸦，被那个整整齐齐放在游廊下面的喷罐颜料堆惊得目瞪口呆。安德斯常常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要用的颜色，在手里掂量着一只只的喷罐，然后再把墙边的五彩王国盖上，让人没法从小径上看见。

最优秀的涂鸦写手，对于把自己的所有装备摆放整齐，都有着偏执的追求，而小角色们则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缺乏计划。

一天晚上，安德斯指出了一个他想签名的地方。他看上了一个大人物的一幅作品。年轻的涂鸦写手提出抗议。

“没门。你不能在那上面写！”

“我想签哪就签哪。”安德斯说着，从包里拿出了第一罐喷漆，一脸自信。

除了无数有关什么才是酷的共识，涂鸦团体还有两条不能被打破的明确规则：不要告发任何人，不要在其他写手的作品上签名。

但也有一些微妙的、可以变化的例外。国王可以把新手的签名盖住，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优秀的写手可以盖掉蹩脚写手的作品。一幅大型的彩色作品可以遮住一个简单的签名。一幅已经开始褪色的作品也可以被覆盖掉，如果能征得原作者同意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但最好判断得准一点。

“我们还是去找一面空着的墙吧。”

“不，我想在这里签名。”安德斯在黑暗的公共汽车站里坚持说。

“你得先问一声！”

安德斯转向墙壁。啪的一声掀掉了喷漆罐的盖子，然后抬起了手。

他按下了喷头。

喷漆沾到了墙上，在另一个涂鸦写手的名字上面涂开。

摩尔，这签名对第二天早晨读到它的乘客们说着。

摩尔，这签名告诉那个名字被涂掉了的写手。

国王可以为所欲为。

我不是小玩意。

他已经下了战书。

就在他九年级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安德斯独自去了哥本哈根，给他的喷罐颜料补充一些库存。他买到了所有需要的颜色，把它们装进背包，搭上了回家的火车。那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奥斯陆中央车站的时候，他被警察拦了下来。他们没收了他包里的东西——四十三罐喷漆——把他送到了当值的儿童福利官员那里，官员通知了他的家人。这位官员写了如下的报告：“母亲不知道他在丹麦。以往他曾有过一次未告知母亲就前往丹麦的经历。记录显示这个孩子之前已经两次因为涂鸦和破坏公共财物受到警告，分别是在一九九四年的二月和三月。”

儿童福利办公室在新年里同安德斯和他的母亲进行了面谈，并记录说后者很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走上犯罪道路。“对于他与涂鸦团体的牵连有着发自内心的担忧，”儿童福利官员写道，“这些团体近乎犯罪的活动和行为人所共知。男孩自己则声称已经不再与任何涂鸦社团来往。”

在这一点上安德斯无疑是对的。他再也不属于任何集体了。

儿童福利记录结尾如下：

1995年2月2日：安德斯来信称，因为事情在学校的“公开”，他不愿意再与儿童福利机构合作。

1995年2月7日：安排在办公室与男孩会面。没有出席。

1995年2月13日：安排在办公室与母亲及男孩会面。两人均未出席。

不在事先安排好的约见上露面，是避开儿童福利办公室关注的有效手段。办公室没有追究这个案例，因为他们“断定该案的严重程度，不必由儿童福利官员进行干预或给予援助”。

“摩尔告密了。”

在艾格托利格，少年们坐在那儿议论着。消息传开的时候，内特并不惊讶。没有人知道他告发了谁，说了些什么，或是有没有人因此而被捕。但这于事无补。一旦谣言传出去，你就被打上了标签。

现在安德斯一张正脸也见不到了。谁也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学校成了噩梦的延伸。安德斯一出现，不管是在课前还是晚上，孩子们都会联合起来对付他。而且还是那些和涂鸦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孩子。他已经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践踏的人。他最喜欢的语句被四处流传，冷嘲热讽，他的大鼻子也被夸张丑化了。

安德斯开始举起了杠铃，理想状况下每天两次。他很快就长了个子，从又瘦又弱到魁梧强壮。同学们都纳闷他是不是吃了激素。在里斯，举重训练远不是什么很酷的事；这项活动直到好几年之后才会变得时髦起来。

安德斯现在一直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不过也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他也会和其他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都是第四类：没出息的。

“被抛弃的家伙们团结在一起。”最酷的孩子们笑道。

班级的年刊上有一段毁灭性的结论：

“安德斯曾经是‘那群人’当中的一个，但后来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年刊对这位一九九五年春季毕业生的总结，“安德斯赌上了一切来获得完美的身材，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除此之外，安德斯花了很多时间在丹麦为他的‘艺术创作’收集材料。七年级的时候，安德斯曾和某人有过一段恋情，但如今他在托森有了一位追求者（长着红头发和雀斑）。安德斯经常做些无缘无故的蠢事，例如殴打校长之类的。”

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说，他现在和班里那些没出息的人待在一起，还写出了那些人的名字。谁也别想轻易过关。

安德斯迫切地想要找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好狠狠地揍他一顿。

班上那个据传曾和安德斯有过“一段恋情”的女生也同样对写下这篇文章的人火冒三丈。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关系，这么写等于是欺负人，因为不管是谁都绝不会愿意跟安德斯待在一起。那样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变成遭人唾弃的人。

十六年后，当警察把年刊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回到了摩尔昔日的好友维克的脑海里，历历可数。

“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小团体中高个子、深色皮肤的维克说，随后他提议略微修改一下措辞，“不是众矢之的，只不过是他被开除了。大伙儿不想再要他了。”

维克那惊人的记忆力，坐在没有生气的问询室里，试着解释安德斯为什么会被抛弃的时候，把往事的细枝末节一一回想起来的能力，或许是令人赞叹的。他记得一条超大号的嘻哈牛仔裤，一个叫做惊魂牛仔的品牌。这种牛仔裤曾经非常流行，后来却在时尚界几个月的大肆炒作之后，忽然之间销声匿迹。

在那之后，这条裤子成了“最难看的衣服之一”，维克回忆道：“而安德斯还是穿着他的那条裤子，穿得稍微久了一点。”

还有比被朋友抛弃更糟糕的事情吗？

有啊，或许是有的。

父亲跟自己断绝关系。

第三次被捕之后，延斯·布雷维克对安德斯说得非常清楚，自己再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关联。儿子违背了自己放弃涂鸦的诺言。

这个决定不可更改。

安德斯那年十五岁。

他再也不会见到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