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军征日

两次征日

在东亚大陆北部，金王朝于1115年建立，并于1125年消灭辽王朝，接着在1127年占领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南宋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的蒙古王朝出现，迅速发展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在东亚地区，蒙古军队1234年消灭金王朝，1259年征服高丽王朝。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成为蒙古国王，并在1267年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其后将目光转向日本，在1268、1269、1271年，忽必烈连续三次遣使要求日本朝贡，均被幕府拒绝。执权北条时宗命令在九州具有领地的关东地区御家人奔赴北九州，加强当地的防守。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在加紧攻击南宋的同时，集结兵力进攻日本。

1274年10月，2万元军和1万高丽军乘坐900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占领对马、壹峙两岛后在北九州登陆，筑前（今福冈县）守护少潟资国率九州御家人迎战。元军采用集团作战方式，并有火器助威，以骑射为主的日军苦战，不断败退。日落时分元军回船休息，但当晚暴风雨骤起，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朝鲜半岛。因为此战发生在文永年间，遂史称“文永之役”。

1275年，元朝再次派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执权时宗下令斩杀来使，并命令京都以西的御家人、非御家人武士、寺院、贵族等均由各国守护率领，加强备战，同时在北九州沿海修筑防止元军登陆的堤坝。

1279年，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再次筹划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日本。5月，4万东路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经对马岛攻入北九州的博多湾，但因日军防守严密，未能登陆，于是退守鹰岛等待援军。7月，从中国宁波出发的10万元军出现在北九州海面，两路大军合流，准备发动总攻击。此时遭到大型台风袭击，元军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兵力损失四分之三，又一次被迫败退。因为此次战役发生在弘安年间，所以史称“弘安之役”。

幕府衰退

尽管元军征日未能成功，但两次战役对镰仓幕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幕府的专制统治。早在北条时赖执政末期，集体协商制度就遭到破坏，北条嫡系家族“得宗”时常决定重要事项。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进一步发展了北条家族专制的趋势，以防御元军来犯为借口，不仅“评定众”“引付众”的多数成员来自北条家族，而且各国的守护职务也多更换为北条家族成员。在镰仓时代初期，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家族成员只有两名，到元军第二次败退后的1285年增加到33名，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到镰仓时代末期进一步增加到38名。

1185年，幕府将北九州的“镇西奉行”改为“镇西探题”，其所在地也由大宰府迁移到沿海的博多。“镇西探题”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职责为统帅九州地区的御家人及处理该地区的行政、司法事务。北条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被称为“御内人”的得宗家臣掌握大权，其他御家人受到歧视。1284年，时宗去世后第二年，御内人首领平赖纲与大御家人安达泰盛发生冲突，安达家族被灭。在得宗专制政治形成的同时，也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抗元战争后镰仓幕府没有土地或财力赏赐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由“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的关系基础，加剧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情绪。镰仓时代中期以后，御家人的收入因分割继承家产而逐渐减少，在削减家庭女性所继承家产之后演变成单子继承制，从而出现了大量生活困难的御家人。这些御家人因战争负担而进一步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和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难以取得实效后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抵押的御家人土地。结果引起经济混乱以及商人的不满，不得不很快将其取消，进一步刺激了御家人的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加紧侵占公有领地的同时，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拒绝向领主交纳赋税，并蚕食庄园土地。这种行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严重的对立，也加剧了领主、地头与土地耕种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或被迫逃亡他地，或铤而走险沦为强盗。他们以非御家人出身的新兴武士为中心，占山为王，时常成群结队地攻击庄园，掠夺财物，时称“恶党”运动。

进入14世纪以后，幕政更为混乱。1317年，14岁继任执权的北条高时热衷于歌舞与斗狗，不理政事，大权旁落。1322年，奥州地区的豪族安东氏因领地问题与其他家族发生纠纷，上诉幕府以求解决。独揽幕府大权的内管领（首席家臣）长崎高资收受双方贿赂，故意拖而不决，结果导致安东家族叛乱。尽管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御家人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

对外交往与文化

尽管从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南宋王朝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官方许可下的民间贸易却十分盛行，镰仓时代中期以后，幕府也派船到中国进行贸易。日本积极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商业的发展，缺乏铜钱的日本需要从中国进口。铜钱大量外流甚至使南宋一度出现“钱荒”，南宋朝廷不得不下令加以限制。除铜钱以外，陶瓷器、丝绸、书籍、茶叶、砂糖以及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药品也是日本从南宋进口的物品，日本向南宋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黄、木材、漆器、刀剑等。

即使在元军征日以后，日本与中国的民间贸易仍然十分频繁，其形式大多是日本船只到元朝指定的港口进行贸易。日本从元朝进口的商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事用具、茶具及绘画等，其中铜钱仍然是主要商品，“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元朝政府也曾一度禁止铜钱外流。

在镰仓时代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南宋期间大约有八十多名日本僧侣到中国，二十多名宋朝僧侣到日本列岛，元代双方僧侣的往来就更加频繁。其中日本著名的僧侣有荣西、道元等，中国著名的僧侣有兰溪道隆、一山一宁等。这些僧侣的交往推动了禅宗在日本的兴盛，而且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传到日本。

如果说奈良时代日本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式为官方主导，那么镰仓时代则是民间主导。也就是说，正是在民间贸易和民间僧侣的频繁往来中，以禅宗及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因此，镰仓文化在具有平民化、武士化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宋元文化的浓厚影响，其主要体现是新兴佛教及武士文学的出现。

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的净土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前四个流派均是从本土的旧佛教中产生，主张简单修行就可以得救，因而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例如净土宗主张只要专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净土真宗甚至主张只要有一次真心念佛就可以得救，而且恶人优先得救；时宗主张所有的人均可通过念佛得救；日莲宗主张信仰法华经，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得救等。

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大陆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佛法。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通过主观意志便可以“成佛”。虽然禅宗修炼方式简单，但追求“一念不生”的最终境界，因而适合缺乏文化且强调视死如归的武士。在具体的修行上，两宗有所不同。临济宗主张通过坐禅激发内心的佛性，同时通过机智问答，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荣西撰写了《兴禅护国论》等著作，由于将军源赖朝、执权北条氏等均信仰该教，因而临济宗在武士阶层中的影响较大，成为幕府的宗教。曹洞宗也主张坐禅省悟，但“只管打坐”，否定在家修行。道元数次拒绝幕府的邀请，但其修行方式更适合武士的风格，因而信仰该教的武士很多。

程朱理学在日本被称为“朱子学”，也称为“宋学”，主要指以南宋朱熹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学派，在镰仓时代末期传入日本。“理学”宣扬精神先于物质，认为“理”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秩序以及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理学”提倡万民百姓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决不能“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更不可有“悖逆作乱之心”。由于这些主张十分适合幕府的统治，所以受到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宣扬。但在当时是与禅宗融合在一起传到日本并渗透到武家政治中的，而且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对“理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朝廷的倒幕运动中，“理学”的“大义名分论”对后醍醐天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等。特别是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这部作品原本是说唱艺人的剧本，后经人加工整理，并因广受欢迎，后来又改编成《源平盛衰记》等作品；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作者均为僧侣，他们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以及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游记文学有《东关纪行》《海道记》《十六夜日记》等，主要内容是从京都到镰仓的东海道沿途的风俗人情与抒怀；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试图从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充满了佛教的末世思想；后者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贯穿了将北条家族统治正当化的主题。

在雕刻、绘画方面，受宋朝影响的写实作品逐渐增加。例如东大寺的佛像、世俗肖像雕刻、水墨画等均以宋朝式样为标准。大陆文人咏诗作画的习俗也由禅僧传入日本，在茶室或厅堂里悬挂诗轴画成为上流社会的风俗。

在建筑方面，出现了称为“和样”的日本式寺院和“武家造”的武士住宅，前者纤细精巧，后者简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