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学术史研究的历程：回顾与反思

宗教学作为一门现代人文科学，自1870年由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创立以来，已经经历了140余年的开拓和发展。这期间，宗教学领域可谓理论纷呈、方法迭代、大师辈出。很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史学、文学、法学、语言学等，都对宗教研究有兴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视距来探求宗教的真谛，从而为跨学科的宗教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有关宗教学的学术史或学科史（Disciplinary History）的研究，也差不多在宗教学创立之后，伴随其业绩的增长和问题的累积，而应运而生了。在这个后起的研究分支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和相当出色的学者。在此我们列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5位：

（1）德国天主教神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著有《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事实与理论》（1931）一书，对早期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历史考察，为该学科的早期历史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2）澳大利亚宗教学学术史家夏普，著有《比较宗教学史》（1975）一书，对宗教学各发展阶段进行钩玄提要，为历经百年发展的宗教学梳理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谱系。夏普长期担任国际宗教史学会秘书长，倾毕生之力研究宗教学学术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比较宗教学史》外，夏普还撰写了《索德布鲁姆与宗教研究》（1990）等重要著作。

（3）宗教现象学荷兰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瓦尔登堡（Jacques Waardenburg），著有《宗教研究的经典路径：研究目标、方法及理论》（1973）一书，对过去一百年间（1870—1970）的西方宗教研究作了全面考察，并汇集了各分支学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献，为此后的学术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英国宗教学学术史家弗兰克·惠林（Frank Whaling），编有《宗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宗教研究的路径》（1983—1985）一书，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集和评价，为瓦尔登堡的著作写下了续篇（覆盖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5）美国宗教学学术史家沃尔特·凯珀斯（Walter Capps），著有《宗教研究：学科的形成》（1995）一书，为我们勾勒了自笛卡尔以降，直至当代的宗教研究的发展梗概。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5位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如瓦赫（Joachim Wach）、麦奎利（John Macquarrie）等，也都堪称宗教学学术史领域内的响当当的学者。此外，我们还想特别提及晚近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如英国学者考克斯（James L. Cox）对宗教现象学的一般理论的研究、瑞典青年学者海丁（Dag Hedin）对列欧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关系的考辨、英国青年学者盖文·福勒德（Gavin Flood）对宗教现象学局限性的反思等，都显得十分出色。

相比之下，我国国内的研究起步稍晚。吕大吉先生曾在《西方宗教学说史》（1994）一书的序言中，感慨国内学界的“思想解放”来之不易。吕先生本人大约自1983年开始从事宗教学“原理”和“学说史”的研究，并在下了十多年的功夫之后，最终写成了《西方宗教学说史》这一具有拓荒性质的巨著（该书附录部分收录何光沪的长文“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除吕、何两位之外，张志刚教授的《宗教哲学研究》对宗教哲学的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另外港台地区尚有若干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志添教授，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黎著《宗教研究与诠释学》（2003）选取了“诠释学”的视角，对宗教学学科的建立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思考。

总之，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宗教学学术史可以说是已具规模。学界对于宗教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已经有了比以往更为清晰、更为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就我国国内的情形而言，这种来之不易的认识已经鲜明地体现在了吕大吉先生的《西方宗教学说史》“自序”以及张志刚教授的《宗教哲学研究》“绪论”之中。吕先生说：宗教学在西方已是一门“历史久远、根基深厚、门户独立、名家辈出的显赫之学”，因此，要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宗教学，就决不能脱离这门学问已经走过的历史轨迹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为此，吕先生在制订研究方案时，就特别强调要从西方宗教学说史的系统研究入手去建构宗教学的理论体系。吕先生身体力行，写出了纵贯古今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以及扎实厚重的《宗教学通论》；事实证明他的看法和思路是正确的。

当然了，目前宗教学学术史的研究在整体上也存在着若干薄弱环节。其中尤其明显的薄弱环节是：

一、宗教现象学的学术史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

虽然夏普、瓦尔登堡、惠林、凯珀斯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论及宗教现象学，但是毫无例外地，这些著作都对宗教现象学与哲学现象学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干脆将宗教现象学的关键人物之一鲁道夫·奥托排除在宗教现象学的讨论范围之外（如夏普、瓦尔登堡便是）。宗教现象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哲学现象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是扭转了它的方向或改变了其所运用方法的性质？学者们常常是避而不答；即或是有所解答，也往往不得要领。凯珀斯等人明确认为宗教现象学有两个源头，阿仁（D. Allen）也把宗教现象学家分为受胡塞尔影响和未受胡塞尔影响的两支，但这种分别并不妨碍他们分享共同的立场。可问题是，共同的提法、共同的方法论标签，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吗？围绕着这个问题，学者们有许多争议。尤其是在涉及核心人物列欧究竟继承了荷兰传统还是受惠于现象学运动时，学者之间的分歧有如冰炭。普兰廷伽、施皮格伯格甚至还有瓦尔登堡都认为，列欧从胡塞尔那里搬来的术语是很有限的（如悬搁、同感、本质直观），而且这种影响仅限于术语，不涉及进一步的理论含义。而伯利克、夏普、瑞巴（Thomas Ryba）、詹姆斯（G. A. James）等人则大谈胡塞尔的影响。伯利克甚至说，要不考虑列欧与胡塞尔的亲缘关系，便无法理解列欧的现象学。可见，有没有受影响或受了多大影响的问题，已经成为宗教学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国内学术界对于宗教现象学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吕大吉先生的《西方宗教学说史》正文部分没有涉及宗教现象学；作为附录收入的何光沪教授的《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略览》一文，也仅用寥寥数语点到了宗教现象学。用何光沪教授本人的话说，宗教现象学仍是“中国宗教学研究中最薄弱的分支学科”，“迄今尚未见到认真系统的研究专著出现”。

有鉴于目前的这种研究状况，我们感觉到“宗教现象学学术史问题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宗教现象学是宗教学的经典分支学科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成果丰硕、名家辈出的领域，我们如果有一个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那势必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宗教学学科体系；（2）宗教现象学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学术积累，而当代欧美学者在宗教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则更是进入了深度发掘和自觉反省的阶段。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总结当代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能够认真探讨与之相关的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前沿的热点问题，那势必会使我们的宗教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二、宗教学学术史的伦理问题研究

夏普、瓦尔登堡、惠林、凯珀斯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宗教学学术史的伦理问题研究。换言之，在传统的宗教学学科体系中，并没有为宗教学学术史的伦理问题研究留下应有的地盘。既有的研究散见于公共神学家、宗教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的著作之中，而且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传统的宗教学学术史家的足够重视。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如下两项诠释学形势的变更：

其一，伦理学史专家史尼温德（J. B. Schneewind）教授曾经提出“元伦理学史”的反思：现代普遍的道德危机正在呼唤人们重建伦理的历史。而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把复兴美德伦理的运动推向了高潮。他在该书中提纲挈领地回溯了自希腊罗马以来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传统对后世西方伦理思想的重要影响。麦金太尔等人的工作表明，美德伦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有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待发掘。宗教学学术史的伦理问题研究应该深入到美德伦理的纵深传统中去，力求搞清其理论谱系和思想源流，考察其诠释学形势以及思想发展的关键环节。

其二，随着“二战”的结束，人们开始反思战争的责任和文明的危机，这样，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也就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政治神学应运而生；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全球宗教的复兴和嬗变，各宗教之间及其内部正呈现出冲突与和解并存、保守与革新共在的多元复杂景象，宗教更多地带上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和扩散性，并开始频繁、深入地介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宗教重新政治化”这样一种态势的出现，自然也为新时期的公共神学和政治哲学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诠释学形势，使之开始关注宗教伦理问题的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从宗教学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公共神学和政治哲学中那些虽然散见但却不乏真知灼见的宗教伦理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包括文献发掘、谱系整理、源流考辨、得失审察等），从而也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宗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