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讨论

在最后一节中，我在对科学规范变化中存在更大问题的背景下，讨论上述新的产学关系。我已经说明了，最好不要将这里描述的现象视为异传统规范的实例（Hall，1987）。相反地，我认为，由于大学中对学术科学工作的特殊定位，在学术科研工作的物质条件上的变化引起研究方式上的变化，而这种方式是科学家们和各类支持人员都认同的。一些企业科学家和一些位于变化前沿的大学都是列于美国最著名大学的行列，而他们在不被约束的环境下只能支持这些变化，而这种不约束的环境使变化带来的成果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在传统科学规范中动态变化的历史先例经常发生。在企业管理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的产业科学家，已经对科学工作进行如此安排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们，是否经历了在共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传统规范、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非科学家管理员权限最大化的公司规范之间存在的困扰（Marcson，1960；Kornhauser，1963；Glaser，1964；Cotgrove和Box，1970）。虽然研究人员预测在研究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方面上会有降低，但佩尔兹（Pelz）和安德鲁斯（Andrews，1976）与科特格罗夫（Cotgrove）和鲍克斯（Box，1970）发现，在科学家的组织定位上并没有出现上述这样的简单结局。例如，对于那些接受上述两种结果的指引及他们工作方法的“组织科学家”来说，他们并不紧张，并且他们的生产力也没有降低。产业科学家（Industrial scientists）是从学术科学家中分离出去的一种新的类型。他们同样研究科学，只是这种研究是在确切的工作条件下完成的。

另一个导致科学规范变化的条件可以称之为矛盾——当在一个普通的地点工作，或仅扮演一个普通角色的科学家承受矛盾的期望时，矛盾就会出现（Merton，1963）。在阿波罗月球科学家的一项研究中，米特罗夫（Mitroff，1974）认为对于科学的任何一个要素或者传统规范来说，当科学家们是研究病态结构化而非完美结构化问题时，都会有一个似乎能够起作用的反常态存在。月球研究的起源就是这样一个病态结构化问题，而这种病态体现在它提出了这些非标准，并且米特罗夫认为这两种问题的分离使该矛盾的规范得以并存。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阐述的改变为科学的规范变化提供了范例，我称之为规范转换。我认为，通过由大学主导的研究的内外部结构性变化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规范的出现。面对联邦研究基金的不确定性和逐渐减少的情况，筹集资金来支持推动创业科学的研究是管理机构的势必之行。像1980年的统一专利法允许大学保留教职工研究的产品专利权的规定一样，美国专利权法的变化刺激大学去鼓励教职工以一种新的、经济有效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工作。通过NPRU和其他研究型大学中的产业办事处和产业委员会，对管理行为的重新解释代替了先前被视为与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式冲突或不兼容而实际兼容的管理方式。例如，一位公立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对以获得财务收益和知识产权为科学研究目的的可能性的最初反应是，“我从未意识到我会做交易……我可以做好科学研究并从中赚钱。”创业是通过一个整合两种活动的合法化主题，使其与基础研究兼容，但并不是不改变这些科学家和大学行政官员们看待科学的方式。

委员会是由学术科学家为审查创业活动而建立的，在我看来，委员会的任务是将矛盾转化为融合。有时候委员会认为大学规则的适度变化会使商业活动在没有威胁到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事实上，像在NPRU中一样，委员会解决冲突和进行审议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那些最强烈反对改变规范和价值观的人最终接受管理规定中的变化。这些被政府支持的委员会领导人，呈现旧规则的合理化来证明旧规范是如何不会被新行为准则妨碍的，从而为行为规范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例如，通过对价值的重新诠释或在利益方面的让步，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和规范的改变，比如在大学的人文科学方面，从政府的工业税收中加大对其的财政支持。随后新行为准则得到了允许，如临时性地决定在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被明确之前，研究成果禁止发表，虽然这在传统价值观中是被允许的。

内部的行为准则和交易专利权的组织机制都显现出一种对以下情况的适应性：即鼓励教职工对他们的研究的潜在经济价值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和一种大学可以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适销产品。所有的这些反应导致了研究型大学方向的变化，以及其成员对关于知识的经济内容的新规范性模式态度上的转变。是否要内置负责管理将研究成果市场化的组织实体，使该实体作为期望行为的准则，或者被认为是来自外界的诱惑，基于该种考虑，一个针对科学的新规范结构在研究型大学中正在兴起。

对于研究组织中的潜在变化来说，大学里关于企业科学的当代争论只是一种外在表现（Etzkowitz，1987，1988）。如“有限保密”的惯用语的发明，和“通过研究商业化的知识拓展”的短语的使用，是规范性变化的指示器，而不是异常陈述的代替行为。有时候规范性变化很难去确定，因为以其最成功的形式进行转变，会使这种过渡如此平滑以至于无法被识别，甚至对那些最可能反对这些转变的人来说也会如此。当出现一个问题时，那些被认为是威胁的价值必须最终被证明符合冲突中的变化，而这些冲突是通过对规范的改善来解决的。这种通过调和促成的合法化是规范性变化的最后阶段。在科学家当中，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之一就是知识的扩展。这种价值植入与知识资本化之间的兼容关系的合并，构成科学范式的转变。创业科学家和大学（entrepreneurial scientists and universities）寻求有形的回报和声誉，他们将知识、金钱和权利融入一个简单的框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为科学研究创建一种新的、有效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