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转变中的大学

在这一节中，我研究了一个国家私立研究型大学（national private research university，NPRU）。目前，这个大学通过行政计划和一些教职工的活动来制定关于发展与产业关系的政策。NPRU寻求发展这些关系，也继续承担其对自由调查和公开传播研究结果的传统大学价值的责任。同时，该大学希望维持和增加来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传统支持来源（Etzkowitz，1984）。由于NPRU在其发展史上没有处于产学关系发展的前列，所以，探索这些关系的发展可以为企业科学的发展过程提供一些见解。

1983—1984学年，我对两个学院（物理学院和生物学院）的成员进行了28次采访。在对系主任的采访中，我能够识别到在教职工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谁会对产学关系表示强烈的赞成或反对。访问指南包含关于大学政策、教职工行为和态度、管理计划的问题。在与教职工的10次采访中，我预先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采访对象来自一个主要公共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学院、物理学院和计算机科学学院，同时，我还对一位产业科学家/兼职教职工进行了电话采访，这位受访者曾任大学内企业研究机构的主任。

我采访了七个大学管理机构的高级成员，他们负责大学与产业的联系，其中一位成员任职于大学监督委员会。我就NPRU与产业的历史关系、他们当前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解决困难的程序等问题采访了8位受访者。为了通过比较来对NPRU进行定位，我从NPRU和10个类似的大学中收集了关于产学政策的纪实材料（Mitchell，1983）。在严格的20世纪80年代十年间，与美国其他大学相比，NPRU相对成功地获得和维持了联邦的研究支持（国家科学委员会，1987）。然而，一些管理者和教职工对增加研究经费及研究生支持来维持和提高NPRU作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有着强烈的诉求。

2.1 大学政策的演变

针对大学与产业的关系，NPRU已经从一个缺乏兴趣、没有政策的定位转变为一个具有强烈意愿、精心策划政策的定位。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新的政策聚焦于法律和医学院校，这与以前主要聚焦于人文科学形成强烈的反差。

产学关系中的行政管理重点首次出现在大学专利政策的变化上。据一位管理员称，NPRU“在1981年7月1日之前没有专利政策”，但从该日期之后，大学保留了源于本校或相关大学教职工工作的所有专利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是对斯蒂文森·威尔德勒法案和统一专利法（Uniform Patents Acts）的回应。同时，这种变化也受到了全国性的宣传参加基因泰克（Genentech）股票出售活动的影响，揭示了在加州学者的实验室中公司技术的起源，也使大学管理人员明确了学术研究中的潜在财务机会。媒体报道了投资者争相参与基因泰克公司的股票发行，随之而来的是，在股票公开交易的第一天，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就急剧上升，这给予科学领域新的特点。而在几年前，这还是学术界中一个晦涩难懂的领域。主要由政府资助的分子生物学的改革使风险投资家、教授及他们的同事成为百万富翁变为可能。现在的生物技术可以带来巨额财富，至少大学管理者和学者可以想象其在适应资本市场时获得的巨额财富。大学管理者希望为他们的大学获得一些财富，如同教职工和风险投资家对基因泰克公司的投资而获利一样。一些教职工将波伊尔（Boyer）教授视为一个典型效仿者，如果波伊尔教授成立公司，他们也会成立公司。

在这个夏季，有关专利的决策将会实施，并弱化教职员进行投资的机会。工程和化学等学院的教职工抵制这个决策。按照惯例，这些教职工已经适应了自行安排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大学与企业间具体关系的后续管理方案仍面临着阻力。包括对加强大学与产业间关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内的一些教职员，他们对集中化的大学委员会的做法非常谨慎，认为这是对学院特权的一种干涉。这些教职员认为应该在学院层面上设置政策，并解决相关问题。尽管教职工反对该决策，但传统的学院学术治理模式被取代，产学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所有大学都面临的问题，也成为NPRU行政管理措施的竞技场，即使许多教授和学院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

2.2 两个学院以及其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在其学科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NPRU的物理学院和生物学院成为美国领先学院的前两名或前三名（Webster，1983）。尽管现在这两个学院在其各自领域中的十几个顶尖学院中都没有占据领先地位（Jones等，1982）。NPRU的科学学院相对一个主修科学的大学而言比较小。1981—1983年目录列出了22个在生物学院终身任期或试用终身任期的成员和23个物理学院的成员。由于战略与现实原因，这些学院将他们的资源集中在少数领域的学科上。

（1）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起源于19世纪晚期的一个技术学校，当时的物理学院是一个大学。在早些年，该物理学院的一位知名成员也是一个发明家，他与产业有着密切合作。他发明了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对电话、X射线和广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出售专利，他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虽然他因他的发明而被熟知，但他是一个纯科学理想的代表人物。他表示，“发现不变定律的本质和宇宙规律不变的基础是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物理学院一直坚守着这个目标发展至今，现任主席表示学院的目标就是“发现实体的基本定律”。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NPRU物理学院的教职工实现了一系列基本发现。1960年，数学学院高级研究所的一位成员观察到，自1940年以来，学院成员已经做出一些最重大的学科贡献。目前，学院主要面向理论物理学，特别是粒子物理学。在20世纪20年代，学院位于一栋建筑物中，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建筑结构被翻新以满足当时研究的需要。学院还在一个郊区维护着一个实验研究设施。

物理学院利用研究经费、教师参与民事和军事顾问委员会等与联邦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学院从资助机构获得的许多拨款都是永久性预算补助。尽管主要资助机构的官僚主义发生转变，但学院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在战后仍然保持稳定。1982—1983年，学院6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几乎全部来自联邦政府。物理学院得到电信公司的21000美元的小合同，但是没有兴趣去寻求其他来源的基金。物理学家们一致地坚信政府机构对学院研究项目的支持。

物理学院还与电信和计算机行业中的两个大公司的研究实验室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在NPRU的几年里，一个计算机公司维持着一个研究机构，我称之为滚筒实验室（Platen lab）。滚筒实验室创建于1945年，是天文学研究计算部门的成功标志，基于1937年该公司的资助而建立，该公司、大学和一个学术学会共同管理着该实验室的运营。物理学院的一位领导人制定了实验室的研究议程，并辅助其人员招聘。

滚筒实验室与大学的接触促进了非正式大学网络的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学院研究生受聘于该实验室，其中的一些研究生现已晋升到高级职位，学院教职工与他们的职员共同参与联合研究项目。实验室的职员任命是非薪金的，他们在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等学院中授课来获取学分。在该大学1962年建立自己的计算机中心之前，该实验室为大学提供计算机设备。实验室科学家与该公司的工程师共同合作，促进了计算机设计的重要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验室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生命科学，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上建立了项目。滚筒实验室的一名科学家发明了一个基于临床诊断工具的计算机。后来，他离开了该公司并成立属于自己的公司，以实现该诊断设备应用程序的商业化。随着在同一时期物理学院的其他两名成员也成立了公司，这种离开实验室去创办公司的情况受到了学术界的声讨。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物理学院再没有出现建立公司的传统形式，但是与政府资金来源和联邦实验室的关系远远紧密于与产业的关系。在本研究的这个时间点，物理学院的毕业生在联邦实验室任职是有利于第二次学术就业的。

滚筒实验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闭。受访者为该决定提出各种原因，包括招聘城市本地员工的难处以及学生反战积极分子对一些员工与军队之间关系的宣传。该实验室和其面临的政治困难成为一种负担。公司也进入内化研究功能的过程，并在附近的郊区建立一个与几年前的公司同名且又像是使命的实验室。因此，大多数工作人员搬到郊区工作，但几个企业科学家仍保持着他们在NPRU的兼职教授职位。在NPRU中，这个倒闭的实验室被看作当前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前身，前滚筒实验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该学院的院长。然而，滚筒实验室与NPRU是一个独特的产业关系，并没有制定一般的大学政策。

（2）生物学院

尽管少数成员专攻影像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其他领域生物，但学院主要是面向分子生物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NPRU重新调整生物科学的方向，并作出明确的决定，即将其领域集中为分子生物学。当时，很多学院成员以及该大学的其他科学家都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科已经失去了之前基于学院成员的贡献和机构中新发展而获得的地位。在有发展前途的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生物学院被认为是落后的。大学内部的审查委员会建议分子生物学科应该积极主动。因此，该学院在分支学科招聘了一位外部人员，随后，又逐渐地通过人员的流动使该学科成为学院的主要关注点。现在，该学院安置于最近刚建造的一栋办公楼中。而在这一次的转移之前，该学院因缺乏现代设备而很难吸引并留住教职员。

在1982—1983年，该学院获得35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小部分资金来自几个价值数千美元的小产业合同。一些生物学家非常担忧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稳定性。因为有些人经历过没有联邦研究资金的支持，所以他们寻找其他可替代的资金支持。相关初级教员相信高级教员已经意识到在这种金融紧缩的条件下，一些好的建议会被拒绝。80年代早期，在生物学院大约有12个生物学博士，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学生在其所从事的行业中选择学术就业。

2.3 教职工与产业的联系

大多数物理学家和超过一半的生物学家在其职业生涯中都为工业企业咨询过。然而在上个学年，很少有科学家去做咨询。大多数科学家说他们每年花费几天的时间来进行工业咨询。没有人认为大学的限制是一种负担。两个生物学家已经从企业中获得研究资助，还有四个科学家曾试图在他们的大学职业生涯中建立科学公司，其中只有一个通过努力组建了公司。物理学家解释说，几年前一个同事，出于想赚钱来支付孩子的大学教育的目的，说服他参与到建立公司的活动中。这个公司成立于附近的郊区，并取得了成功。目前，这位物理教授并没有参与到企业中，作为公司原动力的这位同事已经转到某一领域的其他学院，该领域是半导体公司建立的主要中心，之后，这位同事离开大学成为另外一家类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几位物理学家都谈到学院以前的一位优秀成员，这位成员曾任职于大型国企的董事会，同时，他们也说到学院一位优秀的退休成员，也曾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过。生物学院的几位成员曾经或现在任职于生物技术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该学院的几个成员曾试图或目前正在努力地创办公司或者经营他们的现有企业。一位生物学家这样描述他的创业活动：“我谨慎地听取他人的一些观点，联系过一些大公司，并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在采访时，我们没有进行主动的协商，但通过初步的讨论，他已经了解了我访问的目的，“当我们成功地达到实验室水平时，我相信某些公司对此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扩大规模”。他说他的目标是长期的研究支持，“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会对为未来研究的支持进行一些安排”。这位教授愿意在大学的指导方针下工作，他说在他与产业界的人进行谈判时，他会在“个人薪酬方面”的合适度上参考“大学的建议”。

生物学家没有参与公司的建立，表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同事在进行类似的活动，虽然有些生物学家承认这些活动不会出乎他们的意料。对于高级教员来说，对成立公司的兴趣似乎被哈佛大学同仁的行为所刺激，这些同仁被他们视为榜样。这些高级教员将创业和“有价细胞株”的发展看作新形式的职业成就。一位教授建议：“在今天，如果有人像吉尔伯特（Gilbert，吉尔伯特，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样，离开哈佛大学，那么投入企业并不意味着平庸。”

初级教员对建立公司感兴趣，但他们尚未确立自己的声誉来维持其研究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例如，另一位教授说：“我的一项补助出现了问题，只获得批准但没有资助。在这一年里，我是没有任何新的补助资金的。”在他看来，基于商业风险的获利可以用来“支持大学实验室”。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安全网，来让你在失去资金支持时获得保障，或者如果你有资助基金，你可以尝试着利用它来实现你疯狂的想法，赚取利润”。

与附近一个研究所的同事进行合作时，一名教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去创办公司。他说，“几年前我有兴趣去尝试参与公司的建立。我已经准备好做出远离基础研究的承诺”。他确定了一款适销对路的产品，准备了一个商业计划，并与能够获得潜在财政支持的机构进行了协商。他说：

我们不得不建立很多的联系。一段时间后，你不得不穿上西装，去满足很多人的需求。我朋友的继父会与一些不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大型化学公司建立联系。同时，我们也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交流。我们就建立生物技术公司，尤其是就我们领域的相关事宜进行交流。

学院并不知道他的这些努力，“我只跟一个人谈起过。我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反应”。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他想知道是否他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科学声誉来吸引风险投资。尽管在如此低水平的情况下，他仍为他的创业梦而努力着。

在NPRU，有关产学关系的大学政策在近期发生转变，这将影响这个教授的谈判结构：“通过这次采访，大学在合理分享的方式上制定了行为指南。比例是相当合理的。”他曾假设将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建立在校外的某个地方，自己将参与大学协商规则的制定。他预计自己的参与将会是每周有一天的“密集磋商”：“以下项目在原始数据层面处理实验室的故障排除，我们做出了真正的科学贡献。”他预期的科学家朋友将在公司任全职工作，负责日常监督。他说他也正在考虑校园实验室的可能性，这个实验室与他拨款支持的实验室相近：“有一个公司接近我……产生这个想法。”

教授们很少讨论当前同事们参与创业活动的实例。在对资深物理学家的采访中，有对前任职员或退休员工的产业联系的普遍认识。在生物学上，假定一些同事参与创业活动，但只有一位生物学家会举出具体实例。不过，总的感觉是，鉴于已有的其他大学存在企业家实例，在NORU发生之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一个高级教员所说的那样，“它是思想暗流。它弹出一次，被讨论了，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不加掩饰的怨恨”。

在生物学院，主要通过“走廊讨论”的形式，发生过一场关于公司成立的流程和其他产业连接之间的争议。一位生物学家说：“争论有时会白热化。很少人知道如何保持冷静。一些教授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任何联系都看作是科学研究开放程度的递减。他们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另一种反对意见称，产业连接为社会提供“获得知识的通道。没有什么道德或社会方面的败坏。在政府支持弱化的情况下，大学几乎没有选择”。然而，该反对意见表示这会对研究的适当行为有害。像教授这样的与企业间的关系，可以促进发展他的研究生对公司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此外，一位受访者表示预计获得企业资助的研究者不愿公开其研究成果，这将“减慢同事们的研究进展”。另一位受访者说：“一个考虑建立公司的人将是一个有用的公民，因为这个人将其作为教授的时间承诺和精力从学院中转移出来。”

随着最活跃的对手撤退到大学其他地方的行政职位，被描述为“酝酿”的辩论得以平息。这个人坚信，如果大学继续作为基础知识的主要来源，传统的大学教授角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参与创立科学公司的同事，因为他认为，这些同事是在为了商业价值而远离大学价值。然而，一个初级教员认为高级教师认同产业的支持可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让一些同事继续他们的研究项目。他说：“即使是那些人也非常担心资金支持，并对那些失去研究支持的人表达同情。”

2.4 行政措施

（1）产业关系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负责挖掘教师研究的商业潜力和构思该领域的政策方案。最初，这个办公室的职责仅限于医学院，但随着医学院管理员进入中央行政岗位，它的职责就扩大到整个校园。一位有广泛研究管理背景和丰富经验的工业科学家被选为该办公室主任。在我们采访的那个时期（1983年深秋），没有要求教职工让办公室人员了解研究的商业潜力。然而，在教授的要求下，行政办公室主任似乎很忙，他们评估研究的市场力并确定大学是否会拥有专利权利并承担责任、或者将该权利和责任留给他们的教员。

行政办公室主任的直接目标是“为大学获得更好的现金回报”。他的长期目标是“加速”创新的过程。这位负责人说大部分的办公室工作是在医学学院，那里的工作量“（有）很多……超过了我们所能处理的范围”。行政办公室的战略目标是在现有行业将研究成果市场化，而不是帮助教职工建立新企业。同时他们也不希望在发表其研究成果时受到干涉。相反地，在学术发表过程的时间框内，这个目标是在为大学争取被市场化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权。

在这位办公室主任的书架上有一本关于美国行业市场分析的书，他用这本书来评估他所关注的研究的潜在商业价值。在主任的指导下，有重大商业潜力的发现在这个秋天之前就被申请了专利，而他也因为获得美国和国际的专利权而被《科学》杂志报道。主任相信，他可以通过开展市场调查为大学研究“增加价值”。

他说研究配置有时候“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签署协议需要发起组织给予知识产权，所以习惯签署协议的那些教授不希望被行政部门干扰：

他们一直以一种舒适的方式工作……现在，他们受到了干涉。但在这之前他们都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所有权，当然，这种所有权是要被控制的。对此他们很难适应……有些人很乐意把钱给大学。大多数人都努力正确行事。他们喜欢做研究，（也希望）在知识和经济方面受益。

在大学医学院研究潜在的产业关系过程中，为了在学院中挑选几个有较大商业潜力的研究专业作为集中研究的领域，行政办公室主任制定了相关政策。他根据这个策略在医学院附近建造了设施。这个建筑模型放在了主任办公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它展示了一个垂直产业园区的计划——低层安排为停车层，高层安排为实验室的一个多层建筑结构。

对大学来说，这个建筑的目的是将实验室的空间租赁给已选定研究项目的企业。他说：

我们从横向和纵向上细分市场，我们追求的市场环节是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其目标是）……用一个设施把不同的企业研究组合在一起，并把这些企业的努力作用于大学。

在该建筑中建立一个实验室可以使公司的研究员更容易获得大学研究员的专业知识。此外，额外的实验室空间可以使大学研究员在他们大学实验室附近创建由产业资助的研究项目。基于预期努力的成功，主任计划为NPRU的主校区建立一个类似的设施。

（2）产学关系委员会

除了产业关系办公室，NPRU行政部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产学关系指南。委员会审核是管理战略的一部分，用来处理对大学（产学事宜）管理程序和价值变化的预期的教师抗议，这些活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学与商业世界共存。该政策职责要求委员会在处理产学关系的问题上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行政办公室希望整体规则不仅仅只是原则上的规定，而是可以基于特定问题讨论而对所有情况进行解释的。

一位行政管理员说：“他们‘委员会’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每一笔交易……在未来几年里，我们将制定出一个案例法的框架，以至于当某些事情出现时它们不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确保对专利权的保护而延迟出版的问题。在最初时，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强烈反对在大学信息自由传播原则上的任何侵犯。但是，在讨论特定情况的过程中，他们很快认识到了为保护大学金融利益的“有限保密”政策是一项明智之举。拟定的推迟时间变短，这一变化使委员会成员接受了新政策，相信研究成果可以自由传播。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大学是否应该为教师创立的技术公司提供独家许可证。管理员说：“我们几乎是站在委员会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最好的方式是独立经营，那么就可以按这样进行。我们只是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完全坚持这一立场。刚开始，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给其独家许可证。”

正如大多数委员会成员所期盼的那样，控制由教职工研究产生的货币产品过程的管理意义在于，帮助教职工远离将研究商业化的风险。虽然工程学院教职工对限制教授加入公司组织或接受企业的股票的规定持反对意见，而这种反对意见在计算机科学学院尤为强烈，但委员会的指导方针仍然禁止教授与企业间的这种关系。一位化学工程教授认为，这个政策具有模糊性和限制性的特点。通过赋予大学对专利权的控制权，它将给教职工造成版权与专利权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这位教授认为该政策实际上将会促使教职工成为产业实验室的员工：

然而，这位大学科学家在教职工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为他的设备筹集资金，用他的研究经费支撑实验室运转、图书馆和计算机的使用、他的学生的津贴等所有费用。如果说大学对其教职工的研究进行物质投资，或者大学将它的实验室当作盈利中心来运作，那这种说法就太夸张了。

当大学尽力去维护教职工作为无私研究员的这种传统定义时，NPRU和其他大学的指导方针将大学作为企业家的这种新角色进行了合理化。然而，在教职工建立企业的问题上，一位大学管理人员表达了他的意见：“在不远的路上了。”他说，迟早有一天，会有教职工“惹到麻烦”。他认为大学很可能会采取措施来接纳大学教授，而不是失去一个高效能的人。事实上，大学新计算机科学学院主任表示，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学院内“孵化”公司。芝加哥大学的管理者表示有意将教职工纳入与产业的关系中，这也包括教职工建立的公司。NPRU的大学管理员等待关于教授成立公司的清晰案例，用以测试委员会成员做出的决议，来遵守对此类活动的条款禁令。

通过对教职工市场研究的资本化，大学管理者期望获得可自由支配的资金。NPRU的管理员计划效仿斯坦福大学，使其专利权以一种温和的速度对企业开放，这个速度足以为大学创造收入，但又要足够低，使企业认为不值得为此逃避收费或开发一个可以替代的项目。大学管理者并不认为与企业间的机构联系可以代替联邦政府的资助。事实上，NPRU期望联邦政府像1982—1983年那样增加对大学研究的资金支持。相反地，工业关系被视为一种用来稳定和改善学术团体的财务状况的一种新方法，其中这个学术团体近年来一直受制于一种计划进行内部收缩的政策。

NPRU正在为更多的产学关系创造着条件。尽管这些联系会受文科教师的观点影响，但这些观点极有可能会在大学监督委员会制定案例法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例如，在研究过程中，对独家许可禁止的规定被修改，规定在公司没有参与知识转移的情况下，允许对特殊情况使用独家许可。正如我在其他大学了解的政策和做法那样，在NPRU，管理层最关注的是寻找鼓励这样的商业参与的方式，以使大学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基础上，使大学正常收益之外的获利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