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学术功能的经济发展的崛起

四十多年前，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1942）将科学描绘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利用自身不断形成的成就进行自我完善，并且按照一组可识别的规范要求进行经营。在他的经典主张中，莫顿将这些科学的基本规范法制化：普遍性、公正无私、有组织地怀疑、共产主义。遵守这些制度迫切地需要先进的科学目标：“认证知识的扩展”（Merton，1942）。

特别的是，在这些规范中有两种规范似乎与被检验的变化存在冲突：共产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和无私主义。共产主义要求与同行分享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发现来说，被允许的唯一“产权”是来自发起者所认可的荣誉和奖励。全面性与开放性的沟通标志着对该规范的颁布，而保密性的沟通则成为它的对立面。对这一规范表示漠不关心的科学家对社会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人们免费利用科学研究成果，使其摆脱科学探究方向上的外部影响。尽管批评人士指责莫顿对这些科学规范的描述，并质疑这些规范的操作性（如Barnes和Dolby，1970；Stehr，1976；Latour和Woolgar，1979；Gilbert和Mulkay，1984；Lynch，1984），但是他们没有对关于如何改变这些科学规范的问题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是探索学术科学是如何进行制度化期望的转化。

鉴于莫顿对科学规范的描述，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消极地参与知识转移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直到最近，大多数产学关系分离了学术与商业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学者关注外部问题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允许学者每周一天进行外部实践的“五分之一”规则变得更具普遍性。尽管一直保持这种产学关系，但咨询安排也被剥离到学术研究之外，虽然咨询工作安排是基于从大学基础研究积累而来的学术专业知识。通常，咨询关系涉及工业场所的短暂性访问或大学的一些离散项目。这种分离导致工业掌控着由学术研究衍生的商业机会，而学术型科学家掌控着研究方向和对研究主题的选择权。虽然企业定期向个人顾问支付费用，但是企业的慷慨与否决定了产业对大学的大规模资金转移。因此，大学和产业之间的来往就受到了监管，从而使两者之间的边界得以维持，即使是通过协商或自愿捐赠的方式进行产学间交易的情况，这种交换也适用。这些就是传统的产学关系规范，且这种规范仍然存在于一些学科中，比如化学专业。

尽管如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一些大学和工业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存在了。在19世纪60年代，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大学的赠地类大学建立起来，这类大学聚焦于工业、农业、研究和教育的交叉性工作（Nevin，1962）。同一时期，学术地质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领导并建立了麻省理工学院（MIT），他提出科学与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由此获得了波士顿产业领导的支持（Etzkowitz）。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9世纪末期，是一所文科类大学。它的建立标志着学术的停滞不前，这种停滞一直持续到战后早期，直到身为工程系主任后又升为教务长的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制定了一个基于产学关系的大学发展战略。所以，尽管工业与学术科学之间的关系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但基本上它们局限于少数特例。

由于外界对大学的压力和大学内部对新机会的理解，这种立场发生了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外部环境就是联邦对学术研究的资助模式的变化，以及针对知识产权的联邦政策的变化。而内部环境就是大学行政机构和教职工对这些变化以及相似机构中创业活动的反应。

1.1 联邦产业政策和大学

当联邦政府同意负责战后时期的科学研究资助时，作为科学研究经费重要来源的产业资助呈现下降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学术科学家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纽带下，双方就实质性的资金支持方面签订了隐性战后协议。这些基金按照同行评审的流程在科学家之间进行分配使用，而科学家利用这些资金来竞选科学委员会的领导人，以使自己帮助政府解决从为军事战略提供建议到制造武器等的问题。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科学家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那时，一些科学家反对越南战争，而联邦政府因预算的压力减少了对涉及非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

然而，联邦政府已经支持大学构建了一个可用于商业化的知识库。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基金致力于疾病治疗，在该基金的支持下，分子生物学技术得到了发展，并且创建了生物技术产业。同样，军方对防空网络领域的计算机处理信息技术的支持也使得民用计算机行业得到了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支付的研究经费长时间没有增长，再加上当时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学越来越难以获得拨款，这些因素又导致了产学关系变得紧密起来。虽然在战后时期产业对学术科学的资助仅仅是研究资金支持的一小部分，但由于近年来这些资助使得产学关系变得紧密，所以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的基金支持方面开始变得谨慎，但这仅仅是联邦政府态度变化的直接原因。联邦基金建立研究基地的目的在于领导公共和私立研究型大学，而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深信不疑地认为，这些大学拥有大量知识，但仅有部分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72年，尼克松总统呼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标准局设法刺激非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发展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的新伙伴关系的形成（Reams，1986）。回顾卡特政府（Carte）在1978年颁布的产业政策可知，由联邦政府资助建立的大学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资源（Reams，1986）。面对美国产业中的竞争压力，研究型大学成为更新区域产业策略的关键所在，并在利用与附近大学实验室的关系建立新公司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Goldhor和Lund，1983；Gerson，1987）。

尽管在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中，并没有明确联邦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争论的间接结果就是提出了产学关系的新框架，而这种结果是在专利制度赋予大学有限时间段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产生的。联邦政府拨款支持大学的大多数学术研究，但作为代价，源于学术的专利权被政府作为公共资源而保留。然而，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了经济性地有效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而制定相关的机构制度。

卡特政府合并了斯蒂文森·威尔德勒法案（Stevenson-Wydler）和1980年颁布的统一联邦专利政策（The Uniform Federal Patent Policy Acts）的提议，这一措施令学术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变成亲密盟友关系。为了促进这种盟友关系的发展，政府积极清除技术转移中的阻碍。联邦政府将其资助而得的研究成果专利权授予大学，以期望它们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将技术转移到经济产业。斯蒂文森·威尔德勒法案间接地制定了部分美国产业政策。大学将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代理机构，但在大学承担起更明确、更积极的角色时，这种情况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尤其是在里根（Reagan）政府时期（Etzkowitz）。然而，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中，为了建立良好的产学关系，现有的产学项目被作为新的专利权框架而保留了下来。为了响应尼克松（Nixon）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倡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筹建了一个项目，该项目采纳其建议，并在种子资金的支持下，通过产业向研究中心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鼓励在与产业相关的基础研究上的技术转移（Schwarzkopf，1989；参见国家科学基金会，1986年）。

1.2 教师和机构的对策

联邦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减少，以及上述联邦政策的变化，使得一些学术研究者开始从别处寻找稳定的、可用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研究工作。相对少数的教授成立自己的公司，以此来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并获取支持资金，这其中不乏一些有声望的学术科学家（Etzkowitz，1983；Krimsky，1983）。此外，一些大学已经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即企业将大学内的研究成果市场化，大学按照合同规定出售其研究成果。为了获得资金支持来维持其运营，大学与私营企业已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为了调节产学关系，大学管理部门建立了委员会来制定指导方针。其目的就是明确符合机构目标的行为规则，以此来解决教职工之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些教职工中，有些支持产学间的互动，而有些不支持。为了开展这些活动，大学机构承担了一些作为企业研究管理员的功能性角色。在有过产学关系的大学中，和在产学关系只作为问题出现过的机构中，产学关系应该采取的形式成为了政策讨论的主要对象。

1980年，哈佛大学管理部门基于本校一个教职工的研究成果，提议大学在财政上参与企业的活动。该建议提出之后，学术争辩的内容迅速升级为关于大学目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家职业道德之间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直到“大学参与财务管理”计划停止时才有所减缓（Bok，1982；Culliton，1982）。尽管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拒绝让大学与企业有所牵连，但他说他将探索其他方法，利用大学研究来实现对哈佛大学的财政支持。1988年，一家与哈佛医学院有关的合资企业被报道。尽管《纽约时报》质疑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是否已被抛弃，但是校园内并没有这类观点。

类似的提案已经在其他大学被接受试行。例如，科罗拉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由其教职工成立的公司的股权，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扮演着风险投资家的角色。这些行为说明大学开始参与到知识资本化的行动中，而实现这些行动是通过借助专利制度将知识转换为“知识产权”（Nelkin，1984），并使之获得许可，或者使研究成果和专业技能作为公司招股说明书的基础，如果招股成功，则会产生很大的利润。对知识产权的争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它的象征意义，还有它的货币价值（Samuelson，1987）。

除了传统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型大学还承担着第三个功能，即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政治左派的学者中有人担心企业对大学的影响将会增加。科学家和评论家担心，由大学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压力，并且这些研究主题的选择也会更多的基于潜在商业回报的角度，而不是基于知识意义的角度（Noble和Pfund，1980）。除此之外，一些人担心大学具有的新功能将不可避免地使组织性资源和机构性承诺远离传统的大学使命（Dickson，1984）。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研究实际问题可能会滋生更多的理论性见解。的确，在威廉敏娜（Wilhelmian），大学与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德国复兴了德国科学（Beyerchen，1988）。当前，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大学用创新的方法来获得校园基础研究的经济产出。例如，阿肯色大学“……聘请了一位投资银行家，使其在它的‘超导’发现上的利益回报实现最大化”（Pollack，1988）。在一个非军事政府资助研究的时代，最好的情况就是推动稳定的学术机构来寻求支持的新来源。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将会从当前研究商业化中得到未来研究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