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大学老师作为企业家

大学老师进入私企也是存在一定阻力的。一方面是对科研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关于资金的可用性，甚至是在风险资本家的邀请下，相关领域的老师才会进入企业。但是这一举动通常不会获得他们同事的赞同。为了响应联邦政策的变化，大学积极进行科研，并将成果申请专利。但是大学管理者为获得专利的控制权所做的努力却是和学术文化相违背的。大多数老师并不认同这些活动，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对于那些习惯接受政府和慈善组织捐助的学校来说是不恰当的。

那些获得技术创新的教师最有资格将其研究成果引入产业生产中，但这个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教师不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正如现实情况一样，或者是从研究中发现经济利益，为了追求利益，辞去现在的职位，这或许可赢得较多支持。如果某个人是在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工作的教授，他若同时在营利性公司中工作，这种现象表现出的科研和私企之间的密切关系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令人担忧的是，教师参与公司的行为可能会对学生教育产生不良影响。有人担心，一位经营公司的教师可能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公司，而对学生缺乏指导，或者是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公司有利的课题上，从而会对学生的教育产生有害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甚至一些原来喜欢科研的教师，如遗传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哈佛大学生物系的马克·普塔什尼（Mark Ptashne）博士，也参与了企业的建立；以及同系的沃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博士），他们一同在企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普塔什尼博士被告知，他在哈佛所做的、并由哈佛行政人员负责申请专利权的研究成果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起初，虽然普塔什尼博士对购买这些专利并不感兴趣，但他很快被成立公司这一概念吸引。在这里，他可以让之前的研究人员来公司工作从而重建昔日的研究团队。普塔什尼博士还邀请大学接受企业家这一角色，同时安排公司的融资计划。他认为，大学应该接受来自公司赞助的研究资金。当然，这也意味着高校将承担财务风险，如果公司没有成功，高校将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

然而，因为一些教师认为公司与大学教师形成商业合作关系是不恰当的，所以他们反对提出的方案。因此，在之后的争议中，尽管鲍克（Bok）校长认为将来会有其他制度安排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但是他也不再支持该计划。由于没有资金的支持，普塔什尼博士新建的公司并没有成功，他任命的科学家也离开了。面对如此困境，作为企业家，普塔什尼博士通过谈判成功地获得了大学对公司的资金支持。普塔什尼博士将吸引一群赞助者来支持该项目的工作视为科学实验。他也享受着谈判过程中的喜悦，即与潜在合作伙伴之间来回周旋，进而衡量哪家可以入局，哪家出局。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创业导师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任董事会主席。然而，在早期的组织阶段，普塔什尼博士并未给他的公司提供太多的咨询。在遗传学研究所时，他每周参加一次研究规划会议，他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哈佛的研究团队上。

普塔什尼博士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吉尔伯特博士在他的公司承担行政以及创业的责任，柏尔金（Biogen）则在他的公司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首席执行官。在董事会更换后，柏尔金又回到了哈佛，担任原来的职位。他们认为，公司应该更加注重商业目标和专业管理的引进，而这种认知来源于大学企业生命周期的一个不寻常的现象。这些有关实际创业的认知和实践最初是在学校的工程系发现的，而现在已经延伸到了整个大学。一旦有相关领域的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就会认为成立一个公司是一件合理的事。其他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被这些想法吸引了。一位最近参与公司创建的教师说：“在电气工程专业中，大约有1/3的学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我们计算机系，也是这样的。因为教师参与到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以及‘我们告诉他们、教育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试试’的态度，这使得学生的行为和教师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这是我的经验。”

在大学教师的传统教育义务和为校外的私人营利性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义务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刚开始时，许多企业家教授除了研究以外，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但是当他们被风险资本家的友好态度以及同事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吸引了的时候，他们慢慢就和企业有了联系。他们指派他们的研究人员与金融家谈判。他们和公司事务的紧密度更强了。即使他们完成了教学和研究义务，但是对学生的关注也比以前少了。然后当公司建成且需要专业管理领导时，他们又做回了公司顾问的角色。一位商业业务削减的老师说：“……我们显然不是商人。但是公司需要既有科学家的思维，又有商人的头脑的人。”

还有一些教师，一旦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不会离开公司了。这些人曾参与商业活动并将其视为学术生涯的副业。他们提出，公司业务是很有可能和科学兴趣结合在一起的，基于商业应用的视角，他们开始检测这些科学发明是否可能实现商业化；然后寻求资本，并建立了公司。之后，他们离开学校，成为公司的高管。通常，这些人会辞去学校的职务，然后一直为公司效力。

这些公司最初派生于麻省理工学院、犹他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工程系，然后蔓延到名牌学校的生命科学系和医学系，例如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这些源头均来自于这些新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现在，尽管这些公司已经无处不在，但在过去，只有少数的教师建立了新型公司。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多数高校的管理人员只能依据科研计划建立一至三家企业。不过，管理人员估计，在麻省理工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大学中，大约有100家公司都是基于每所大学的学术研究而产生的。在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犹他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中，有25～30家公司来源于每所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中。

我们的研究表明，创立公司的教授均在这八所学校之中的一所做过科研。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表明，在50所高校中，每所学校都有教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9]。在86家新成立的生物技术企业中，47家企业的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大学教师[10]。

在少数名牌大学中，分子生物学系的大部分积极的科学家以一种或其他方式参与了新公司的创建过程。谢尔登·克里姆斯科（Sheldon Krimsk）博士发现，麻省理工学院32%的生物医药科学教师、斯坦福大学20%的生物医药科学教师和哈佛大学19%的生物医药科学教师，他们都和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公司有联系。在其中的一些大学，我们的信息提供者只能是生物系的一个高级职工，这些高级职工没有这样的“双重身份”。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也有重要的创业活动：斯坦福大学网络工程项目逐步发展成SUN公司，这个公司主要制造网络工作站。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的并行处理实验引发了思维机器（Thinking Machines）公司生产“连接机”的想法，即一种进行并行运行的计算机。在安阿伯，有150多家软件公司，这些公司的产生要么直接源自于密歇根大学的学术活动，要么来源于公司学术谱系的衍生。自从惠普（Hewlett-Packard）于1939年成立后，产生于斯坦福大学的公司有1957年成立的功放电路公司（Watkins-Johnson）、1966年的Systan、1979年的先进决策系统（Advanced Decision Systems）和Equatorial Communication以及1988年的阿德尔菲技术公司（Adelphi Technologies）。

商业活动对教师和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大学管理人员对商业活动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大学通过多种途径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研发成果的销售和商业开发；另一方面，用于教学和研究的设备为创建公司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与大学的联系使那些有抱负的企业家能够更加合理地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一个原来隶属于一所科技大学的企业家讲述了他是如何利用大学的现有服务来扩展他新公司的资源：

我利用通信中心将低预算的录像带整合在一起；利用图书馆进行专利检索、影印、开会、进行磁带刻录；也利用了软件与硬件的交互图形中心。我几乎把大学作为建立我们技术能力可信度的销售工具。有时我把客户带到图书馆，我说：我来自于这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运行着……我以我是一个大学生而自豪，我感激我的大学以及大学提供的资源。

大学为这些想创立公司但是又没有初始资金的教师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优势。教师和学生时间安排灵活，可以挤出时间来做新的工作；可以从现有资源中提供临时行政安排。行政办公室为在大学实验室进行研究的人建立了发明许可制度。而这些人了解企业，他们可以指导教师如何把公司业务作为学术活动的副业。一位计算机科学教师描述了努力传播研究如何比传统的实践更重要的想法，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努力是实现合理创业目标的一步：

很多人希望在其他的机器上运行我们的程序，虽然我们的程序很受欢迎，但是我们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我们把这些程序发送到拥有能运行这些程序的机器的每一个地方。既然我们无法得到支持，我们认为商业区也许是获得技术的最佳方式，所以我们在斯坦福开辟了商业区。然后我们去找技术授权董事……他告诉我们如何能获得许可，如何能促使其他公司接管。当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家公司时，我们发现最好的办法似乎是设法得到风险投资，所以他把我们的业务内容与研究生院联系起来。研究生院有写MBA论文的学生，其中有一个人想写一篇关于商业计划书的论文，所以让他为我们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而且他也成为了公司的基本创立者。我们也可以从商业学校获得优秀的建议者，他们在需要投资多少、从哪里寻找CEO、从哪里寻找市场调研人员、从哪里获得风险投资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根据我们的计划书……呈现在我们与商业人员的所有会议上…我们四个教师没有人想离开学校，只是想让我们的技术投入市场。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许可人员和我们谈判，我们永远不会有进展。

这些条件使得那些没有商务经验的教师在其学术生涯的休假期间成为公司的创始人。有时候这样的企业会被视为用来支持那些无法从联邦政府获得支持的项目的工具。作为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对那些只看重盈利的成员有着足够的影响力，能够使这些成员支持这项计划，即把软件提供给学者使用。

我们不能从NSF得到资金用在VAX的实施计划上……他们说他们不做那些应用科学……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NIH和NSF得到资金支持，就只能把它商业化。首先，我发现了需求；其次，我想让我们的计划应用到学术界。我起初有点伤心，因为那些商人，尤其是风险资本家们认为我们产品的价格太高以至于学者们支付不起。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商业公司会给你90%的业务份额，但是你90%的头疼问题来自于这些学者们……所以刚开始，这个计划就要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定价。但是因为我非常想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把这项计划应用到学者身上，所以我确信公司会提供拨款……通过NSF的资助来使得这个软件可用……

公司可以为研究不断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有两位教师在建立了资金支持机构以及签订了扩大研究计划的合同后，他们很快就决定要成立一个公司。其中一个教师说明了他们做这项决定的主要原因：“博士后很希望有一个职位，这样至少能保证他们的工资。而这些我们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原因致使我们决定开始建立公司。如果我们有方法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考虑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有工作。所以我们创建了公司……资金支持机构拥有80%的股份”。

在大学保留职位的学者创立新公司，这一行为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职业生涯。自从教师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公司上，至少短期内他们对学术研究关注的就很少了，这也影响到了研究团队的工作。一些想试图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研究生已经参与到了企业中，有的甚至自己成立了公司。20世纪80年代，这也是一种能够逃避求职困境的方式。求职困难这一现实对某一领域的研究生也有影响。

一些已经成功创建了公司的教师，会时不时地回到自己的大学为其提供资助，这些教师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培养自己的企业家能力了。一位化学家曾经以自己大学的研究为基础创办了公司，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经营它，所以就把公司卖给了一个大公司。这个化学家说，学校的其他教师与他商谈，想让他考虑资助他们的新公司。当一些教师开展一项新研究时，他们应该考虑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的商业价值和科学价值。

将某项研究商业化，这种理念已经不仅仅只在“赠地大学”以及传统的以工业为导向的学术机构之间广泛传播。我们已经可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对于大学和有关部门来说，产业问题是很重要的，并且大学教师有责任将研究定位于实际应用上。等着其他人发现研究成果的实际用途，这并不总是可接受的。也可以这样认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理论的新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专利和产品看成是和文章、论文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来呈现给科学读者。大学里的一些人认为，包括学术企业家自身利益在内的实际利润是大学研究的合法结果。我们要始终坚信，我们不仅要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还要追求它的实际利益。基于学术研究的经济活动现在被那些参与者看作是大学传统功能自然的和逻辑的延伸。然而，很多大学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