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展望

产学研究中心、研究园、专利和营销办事处的成立以及学术界所建立的公司都致力于为大学增加收入。这些机构还明确表示，大学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对于大学传统的教学、服务和研究任务而言，这是一项拓展。

从一个免费的物品到潜在的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学术知识地位的改变受到了一些教师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保留客观和无私的学术价值的话，把科学知识视为商业价值则是对知识的轻视。其他教师则认为，学校有责任使知识以某一种形式来得到应用，这种形式会向社会、大学和教师们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知识作为一种商品，前一种观点是对其最理想的表述，在1862年的《莫里尔赠地法案》中，则鲜明的表明了后一种观点，支持学术机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知识的创造，这将有助于那个时代主要产业、农业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大学直接将他们的研究成功地应用到了实际需求中，在这之后，自治大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促进了重大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无线电近炸雷管、雷达和原子弹。在战后，通过同行评审制度，科学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赞助。此外，许多科学家通过与军事研究机构间的咨询和研究合同来维持他们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军事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和以试图限制军队对军用科技的支持为目的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破坏了科学家与军事机构间的关系。来自军方的经济上的支持常常集中在长期目标上，如：科学家们常常提到的可以用于未来军事上的人工智能，这些都有助于自治大学的声誉的建立。来自军事的和非军事政府机构的联邦资金的大幅增加，对降低产学关系意义有一定的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的改变重点反映在对大学研究的资金控制更加严格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模式似乎正在朝着减少大学内自主研发科研的方向改变。

随着研究数量和研究成本的增加，以及愿意做耗资较高的研究的科学家人数的增加，额外的收入来源成为了做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校获得这种资金的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些能够增强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在与日本和德国经济较量之下，美国经济的困境使得美国的商业企业更愿意向学术界寻求帮助。私人企业参加了包括学术合作伙伴在内的联合研究联盟，并勉强接受与其他公司分享由自己公司研究出来的基本知识。目前，在大学有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科学工程研究的支持，应该取决于其研究成果对实现经济目标的贡献。科学家想要增加其研究资源的愿望，以及对科学新发现的追求，这两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足以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足够的经济支持，所以，学术科学家和大学管理人员越来越愿意重新思考他们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