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既是学者，也是发明家

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内曾出现过关于专利的学术政策变化的经典案例。1921—1922年，弗罗德里克·班特（Frederick Bant）和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发现胰岛素，这一新发现导致了学术政策的变化[3]。巨大的经济利益、社会大众的公共健康和高校的声望，都迫切地摆在了现实面前。与传统做法相反，多伦多大学决定对这种需求量大而产能不足的胰岛素产品申请专利。学校的管理者相信，将专利交给在业内著名的礼来（Eli Lilly）药物制剂公司，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并获得后续的研究资金。该大学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是组织个人从学术专利中获利。学校与礼来公司的联合使他们的科学家可以将发明更快的转化为临床实践，确保发明的信度，不让其他索赔人有机可乘[4]。1923年，班汀（当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利双收[5]。他和麦克劳德（J. J. R. Macleod）教授（研究的赞助商）共同获得了这个奖。班汀与贝斯特弗分享了奖金，而麦克劳德与科力普（J. B. Collip）分享了奖金。当意识到必须要确保专利的有效性时，如何合理分配贷款成为所有权问题的一部分。同样的，多伦多大学的案例在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商业公司之间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盈利利润的分配、将专利权以何种方式转让给公司。

不同的高校沿用不同的方法和政策来解决那些因为私有产权而产生的学术问题。如果高校对此没有做出更多反应，并依然按照传统的开放式出版方式，那么一些“贪婪之人”就会利用这些空子在寻找能够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专利的过程中削减大学实验室的数量。当专利被非开发者窃取，一些没有参与科研的科学家和机构就可能将专利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更为可怕的是，如果高校不对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这很有可能会对学校的声誉和法律权益造成严重的后果。

只要教学依然是高校的主要活动，那么这样似乎就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教师可以申请专利并进行商业上的研发；高校可以为教师的发明申请专利，并将专利的使用权授权于私人企业。当大学内的教师认为研究是其学术目标的一部分时，当研究规模大幅增大时，对科学发现的经济潜力的开发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尽管人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但是知识的应用和产出还是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在大学、企业与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分化。私人商业公司不再是为研究提供慈善捐赠的主要方面，高校则成为为雇主培养科学家的地方，行业企业的科研人员和亟待解决问题的客户则成为了学术课题研究的长期合作伙伴。教师们也开始认为科研能为今后研究提供资金，也可以使他们获得私人收入。如何对学术新发明申请专利后所获得的收入进行分配，学校管理者和学术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与商业科研的时间分配问题上又引起了新的关注。高校和学术研究人员为了使他们的研究和发明更具完整性，因而愿意将专利与世人分享，然而专利带来暂时的垄断又似乎与知识自由传播的学术价值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