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技术转移之路

学术研究基础的广泛发展是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必要条件。由教学向研究人员转变，如今，“第一次学术革命”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中进行着。美国的“第一次学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除了提供教育和培训之外，这次革命赋予了学术机构新的使命（Jencks和Riesman，196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府在资助大学研究上的作用局限于专门的目的而且只是在相对较少的大学里。1862的莫里尔（Morrill）法案（美国联邦法规汇编，503-5）规定建立“土地赠予学院”（简称“赠地大学”），这种大学的任务是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和“机械工艺”的发展（Hofstadter和Smith，1962）。如今，莫里尔法案主要由于其对农业的影响而被记住。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具有实践取向的学校，如康奈尔大学，而其他资金用于建设新的学校。我们要记得，麻省理工学院（MIT）最初是作为莫里尔法案的机构而建立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并且在政府、学术和产业界面上塑造美国政策的方面，该法案的经验起着一定的作用（Etzkowitz，1993，1994b）。事实上，1864年马萨诸塞州（Massacussetts）30%的款项用于帮助建立麻省理工学院。

19世纪，赠地大学随后变成了农业扩展服务范围的桥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家庭农场，即美国私人部门中心。这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大学成为了主要的作物育种中心，并且培育出了适合于当地土壤和特定地域气候条件的种子。20世纪70年代，当有关作物知识产权法发生变化（植物品种保护法、植物品种证书）而导致这项活动逐渐转入民营种子企业时，如在洛瓦地区爱荷华州德梅因的先锋杂交作物公司（Pioneer Hybrid），这种关系发生了改变。私有化与遗传学中的科学发展相联系，同时遗传学可能会使植物改良研究得以普及，该研究是一项原属于地方和区域的活动（Kloppenberg，198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农业及其相关活动外，大部分学术研究资金来源于产业界，并且那时的大学研究水平比现在的研究水平还要低很多。例如，在1929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物理系的研究预算仅为1万美元，这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特别是基金会，也就是企业慈善事业的扩展，在鼓励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学术研究方面，以及在创造项目拨款系统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该模型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标志，并被世界各地模仿）。

从统筹财政补贴转移到支持特定大学和先进基金会中的广阔领域的科研发展，这种转变可以在洛克菲勒（Rockefeller）中得到证实。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支持新兴研究领域中特定的研究者和项目，如分子生物学领域，他们的方法很快得到了应用（Kohler，1979）。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领域中的一些著名的项目给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布什（Bush）支持来发展微分分析器（早期的计算机雏形），同样给予了伯克利大学的劳伦斯（Lawrence）支持来研究回旋加速器。20世纪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墨西哥专家阿图罗·罗森博吕特（Arturo Rosenblueth）进行了合作，像这种创造性的跨学科合作也得到了支持，并且产生了类似于数学生物学这样的跨学科领域。

一名专业授权官员曾访问过遍布全球的大学，在其帮助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形成了一个有针对性的方法，并能够对个体研究人员及他们的研究项目给出自己的评价。他们会为专业人员提供建议，并评估他们所提出来的融资建议。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刺激了一个针对离散项目的资助体系，该体系限制了基金会对更广泛的早期研究模型的支持能力。20世纪初期，大部分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在基金会的活动下视现端倪。同战后时期联邦政府提供的支持相比较，来自于基金会的支持变得微不足道了，当然这里有一个特例，如美国休斯基金会（the Hughes Foundations）和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对医药及生物研究的支持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