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家在研发领域的下一次重大干预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将军事研究与大学联系在一起，政府以提高军事研究的技术基础为目的进行了干预。尽管武装力量对自身能够满足技术创新的要求感到非常满意。然而，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军方工作过的学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让罗斯福总统相信，武装力量需要援助。一些卓越的学者使政府相信，学术科学可以用于发展军事技术，这些学者包括哈佛校长詹姆斯·孔唐（James Contant）和麻省理工学院原来的荣誉校长兼工程学院院长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的领导者布什（Vannever Bush）。这些学者成功地游说了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成立一个中介机构，以支持关于军事难题的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的研究方向由学术科学家控制，而不是由政府官员和实业家控制。

很显然，在大学内进行这种研究，并不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除了局部少数特例之外，大部分的学术机构缺乏具有开展研究和开发能力的大型研究中心。大公司内部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并且这种实验室具备快速转变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实验室的潜能。但是在与政府接触的方面，工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并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如弗兰克·朱厄特（Frank Jewett）这样的工业科学家是贝尔实验室的领导者，但却不是领头人，由布什（Bush）和柯南特（Conant）作为领头人。由于在这场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研究领导人来自大学，所以他们受一些以实施他们计划为目的的机构的控制，这样，他们有责任根据不同的任务决定资金的分配。

来自全国各所大学的学术人员不得不聚集在一起，以在相对较少的几所大学建立大型研究中心，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电子、原子核物理和其他关于解决军事问题的科学工程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所谓的拉德（Rad）实验室和其他一些实验室建立起来了。这导致了研究在几个少数机构中的集中，这种现象是政府和高校没有想到的。为了争取所有种类的基金的支持，美国的学术体系高度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机构。在军事必要性条件下，一些学术领导人能够说服他们的同僚学者接受一个集中的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由于学者们担心接受了联邦研究基金的支持后，研究方向会受到影响。所以，当时他们拒绝接受该基金的支持，而如今，学者们同意接受联邦研究基金的支持。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改变了学者的行动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