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论框架

在20世纪后期，学术—产业—政府关系的“三螺旋”是所有国家或跨国创新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方”的基础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政策方面，也体现在了技术研究方面。“需求拉动”或“技术推动”的线性模型已经被分析网络发展的演化模型所取代（如Nelson和Winter，1982；Dosi等，1988；Leydesdorff和Van den Besselaar，1994）。非线性动力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协同进化模型：如何做到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Nelson，1994）？在哪些情况下，他们可以“锁定”（David，1985；Arthur，1988）？什么时候“锁定”才能被认为是新兴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它应该被避免（David和Foray，1994）？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基础设施该如何适应新兴技术经济发展的周期（Freeman和Perez，1988；Barras，1990）？

在技术研究领域，已经确认了变化的三个来源：①产业部门的区别在于其在这些部门发展所需要的相关技术关系（如Pavitt，1984）；②不同的技术会诱发不同的创新和扩散模式（如Freeman和Perez，1988；Faulkner和Senker，1994）；③创新系统（如国家创新系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和区分各种功能（Lundvall，1988；Nelson，1993）。然而，这些都是功能和制度上的变化。有时会把功能性的通信系统编纂到新的制度结构中；随着螺旋的联接结构出现在创新进程中的各个阶段，之前各司其职的制度部门（公共、私有和学术界）逐渐开始联合运营。在创造新创新环境的过程中，可能会超越机构和国家的边界，其中这种创新环境包括新学科论文的发展。在另一端，在学术研究团队、国家实验室和大公司实验室这三个部门中，创建公司是常见的整合结果。随着跨国创新过程的出现，国家创新系统通过区域和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变得区域化和国际化（Kohler-Koch，1993）。

创新系统反映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性（Nelson，1993），它正在得到区域性及欧盟和其他地方中跨国创新系统的补充。在区域层面上，这并不是新的发展，而最初麻省理工学院的定位就是新型的技术型大学，目的是将现在所谓的“战略研究”的结果引入到产业中，其在19世纪中期创立了“128号公路”，而新英格兰区域创新系统就以战后的128号环形公路命名。然而，在认知层面上，为了寻找新形式（功能）的一体化，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家们正在尝试跨越边界。

不论是研究密集还是工业密集地区，新的趋势是技术政策几乎蔓延到了所有区域。在以前按不同功能划分的各种系统，现在各级结构上逐渐倾向于一体化。抓住竞争优势似乎需要有目的的对不同级别的一体化和控制进行调整（Porter，1990）。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的许多国际和跨国方案依靠学术界—产业—政府的关系来协助经济发展，以实现他们的目标（Nelson，1993）。由此，基于学术、产业和政府联动的生产模式开始兴起。

这种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北美、日本和欧洲在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方面的日益趋同。通过竞争前的研究计划来协助大型企业的欧洲人，开始更加注重初创公司，最近也是美国的优势所在。日本，已经将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提高到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正在开发他们的学术基础研究和研究生培养能力。而基础研究供应过剩和知识产权资源资金不足的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帮助大、小公司将技术投入到工厂的生产中，同时将其作为防御转换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就其本身而言，欧洲将在第四届框架项目（Fourth Framework Program，1994—1998）中斥资131亿ECU（埃索，欧洲货币单位），使其比美国和日本更具竞争力。

政策方案倾向于提倡协作和一体化。然而，考虑到差异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的动力系统进行复制和分化。沿着哪个维度或者在哪个水平上我们才能观察到一体化，其又是沿着哪些差异形成的？两个机制如何实现平衡和自我优化？在网络中通过哪些活动者实现？新出现的网络系统是由现有系统进一步分化而来或者他本身是新（如更复杂）知识生产和自我控制的模式？知识基础设施的变化如何影响学科的知识组织？重塑大学系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哪些是新兴功能？哪些是背景？对高等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