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视角

有一件事给我的社会情绪理解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称之为“谈话治疗”。在我16岁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我转学进了一所新的学校。很多晚上我都和妈妈、爸爸或者两个人一起待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有时直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每天会花几个小时向我解释一些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后来当我快20岁时，仍然不理解一些基本社会常识，例如，为什么对一个真心喜欢、关心自己的年长者，不要过分地“纠缠”，别人也有自己的家人要陪，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能总是和我待在一起。

在我们的谈话时间，妈妈和爸爸还告诉我，我有些不现实的高期望值会给别人带来困扰。我希望当时和我们家联系比较多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音乐行业的人，因为我的父母和一个歌手莫琳·麦戈文[20]一起工作）都像父母那样对待我。我想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当我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很伤心、发怒，然后就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拒绝见到他们。出于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方式和社会理解能力的缺乏（这是孤独症带来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这么难过，他们要和我负同样多的责任。

到17岁时，我比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前要好了许多，但是，心里仍然会留有一些怒气和痛苦的情绪，如果我不做些什么，这些情绪就会一直藏在心底。我比从前更加期望自己能做回英雄，做一些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在那一年，我看到了电影《沧海赤子心》（Son Rise），知道了劳恩·考夫曼（Ruan Kauffman）从孤独症中康复的故事。看完电影后的几个小时，妈妈和我谈了话。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有孤独症。在我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开了一条缝。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变成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开始将目光投向四周，我的世界里不再只有自己一个人。

慢慢地，我开始从自己的壳里面爬出来。即使是一点小的进步也会让自己感觉很重大，觉得自己有十英尺高（我不介意这种心理上的高大）。我开始改变因为觉得他人没有充分关注自己而去忽视他人的习惯。我逼迫自己去和他人交谈，尽量表现得友好。毫不奇怪地，他们也以友好的方式回应我。同时，我也开始关心自己的外表，扣好衬衫，把自己的头发梳理好，而不是一缕一缕地顶在头上惹别人侧目。我对周围环境的好奇心开始发展，而且开始试探性地问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那种出于自己的强迫性习惯才问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体验到了越来越多的成功，而和他人接触交往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我所学到的一切，让我有了更好的自我感觉。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交到了人生第一群朋友，全是女孩。她们邀请我午餐时坐在一起，放学后和我一起玩，请我参加在家里举行的派对。两年前，我还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而现在却得到了大家的接纳。我真是太高兴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看到了我的点滴进步，这也促使他们牺牲了很多睡眠时间来努力接近我的内心，向我解释一些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多年之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当时觉得我的脑子就像一团混乱的电子元件。所有的电路都是通的，也在良好地运转着，他们要做的就是设法让应当连通的电路都相互连通起来。他们和我的谈话坚持得越长，就越有可能让我最终建立起这些联接。

我逐渐开始建立起对周围世界的实质性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父母的耐心。我开始思考事物表面背后的含义，开始真正意识到行为背后的动机。我把在学习常识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努力比作锻炼一些从未用过的肌肉，伸缩、弯腰、舒展。我用很多年去倾听、思考、观察和询问，以摆脱自己在社交上的无知和幼稚，探寻人类的天性。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但我的父母一直在引导我、帮助我。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也使我没有放弃自己。

高中毕业时，我的感情非常复杂。学校曾经是我的痛苦之源，但高中最后一年，我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就在我刚刚开始融入其中时，高中生活就结束了。另一方面，我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九年级时，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完成学业，但现在，我手里拿着自己的毕业证，在家里开着庆祝派对，每个人都在恭喜我。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接受高等教育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在我顺利地从高中毕业后，我突然觉得上大学并非不可能。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两年的免费社区大学可以上，我注册了离我最近的洛杉矶大学（Los Angeles Valley College），选了感兴趣的三门课（心理学、几何和英语）。

进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产生了一些忧虑。父母为我找到了一个学校开办的专为有残障的学生设计的入学适应班，这里的课程能够帮他们学习如何记课堂笔记，抓住讲座要点，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我八月份参加了这个班。这个培训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当学期开始的时候，我竟然感到很轻松。我很高兴大学课程比想象的简单，第一个学期，我得到了平均为B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