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互动
——浅释达姆罗什教授的演讲

陆建德，杜云飞译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能在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前发表拙见，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张隆溪教授演讲的结尾部分，他说到自己愿意成为一位世界公民。在18世纪的英语小说中，有一本叫做《世界公民》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来自河南的中国哲学家李安济，这本书的作者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总是与关于世界文学以及世界公民的讨论相联系的。我是想做一个过渡，因为张隆溪在演讲中讨论了文化现状以及文学的不平衡发展。而我认为，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过分抱怨，我们必须要分析产生目前状况的原因。

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提交的会议论文是《世界文学的框架》，其中有一部分十分有趣。昨晚我仓促地阅读了他的文章，下面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道：“很多作品传播到国外后，不见得会获得新意义和新高度。这或许是由于翻译必然导致其语言严重受伤，或许是其内容过于地方化，难以在国外引起共鸣。这样的作品，可能在其本土传统中被视若珍宝并影响深远，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效部分。它们也会流传到国外，但只会为研究其原生文化和语言的专家所阅读。”

我认为，中国学者和文学教授，甚至中国诗人，都需要留心体会这几句话的意思。单单抱怨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汉语作品被译入西方和全世界是不够的。我们总认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立刻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倾慕者。但问题的重点或许不在于此。我们不得不发问：究竟什么作品才能被称做“世界文学”？当它们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被对象国和对象文化所接纳？这至关重要。昨晚，我有幸重温了达姆罗什的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在这本书中，达姆罗什提供了许多对特定文本或特定作者富有启发的阅读。这些作者和作品在不同的翻译中旅行，甚至变形。达姆罗什探究这些译作中存在的差异，进而提出他的异议，认为当下翻译者的地位实际上被过分高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原作者或许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达姆罗什援引了门楚（Rigoberta Menchú）的例子。她是危地马拉的原住民，有许多痛苦的经历；她的遭遇被译成其他语言之后，译文与原文之间差距很大。我们不得不发问，翻译者向来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原文也许本就是不可追溯查考、不可恢复还原的。

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翻译视角去探寻原文的轮廓，在这种工作中，达姆罗什教授尤其提及他和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合作；并且，他努力区分“离心”和“向心”这两个概念。我认为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他说，只有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他者开放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与那些邻近的文化和文学保持积极互动，这种本土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才能存续。同时，我们也有必要采用其他视角、其他框架，从不同的位置看待文学。

在今天的对谈中，达姆罗什教授演讲中翔实的细节，阐述了地方性和普遍性、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建构之间的互动。他演讲的标题看上去有一点矛盾修辞，《世界文学和国族构建》，这两者之间有矛盾。不过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吸引人，国族建构有时需要引入更宽泛的参照框架，而这种参照来自他处，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正是关于这一矛盾非常恰切的实例。我们可以发现，创造性的蓬勃能量已经开始出现，由于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互动，世界文学已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并且赋予其一张崭新的面孔。如今，我们都生存在这种文化遗产之中，这是无法否认也无可非议的事实。

不过，当我们讨论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时，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案例，尤其是越南小说家阮攸（Nguyên Du，1765—1820）的例子。恐怕绝大多数中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不够熟悉我们邻国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越南和韩国。达姆罗什援引的例子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越南作家。这一时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当时必须做出文化和国族上的艰难选择。我昨天晚上阅读幻灯片时，发现阮攸实际上使用汉字创作。因此，我认为那时的越南、韩国、日本或许都或多或少可以被称做“卫星文化”。但我并非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层面上这样表述，而只是试图尽可能客观的描述这一状况。我们不妨借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指涉之结构”概念来理解这一现象。阮攸的许多原创和改编，都包含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典故，比如西湖——我是浙江杭州人——他用了很多西湖的形象，此外他还用钱塘的形象，有时代指杭州这座城市，有时当然也会指那条非常著名的钱塘江。这也说明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越南批评家会指责阮攸的作品，世界上有那么多河流，你为什么偏偏使用钱塘的意象。20世纪中期文学批评中的民族意识越来越明显，批评家觉得他应该试着切断阮攸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文化联系。

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奠基人，胡适和鲁迅则都是世界文学的译者。如今有许多专门研究他们的学者。下面是达姆罗什翻译的那首中国白话诗的原文。这首诗写于1916年7月22日，题为《答梅觐庄》：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这是一首白话诗。如果说中国真的自视为世界中心，自居为“中央之国”的话，我要指出的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事恰恰发生在“边缘”的地方——因为胡适那时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学生。他非常积极地投身于区域性社会活动，还是“世界学生会”的热情参与者。他甚至曾担任康大议事会的主席，参与过众多辩论。我必须指出，这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美国媒体都在谴责这场残酷的战争给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如果我们回到历史语境，就会发现胡适由于受到美国背景的影响，他的世界主义态度非常符合美国的不干预政策。但是，胡适在1917年后逐渐转变他的态度，支持美国加入战争。中国同时也追随美国对德国宣战，这并非因为中国是美国的附属，而是中国更关注世界和平。在20世纪20年代，并非民族主义者的胡适，却尝试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一运动在中文里称做“整理国故”。

鲁迅却强烈反对这一运动。在谈及胡适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时，鲁迅认为这完全是保守、反动的。鲁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在日本东京加入过一个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小组，他们创办了一本影响很大的杂志。同年，在巴黎的一些中国知识人受国民党创建者的领导——这又是一个悖论，像吴稚晖、张静江、李石增、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人，在20世纪前二十年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却又是国民党的早期创建者——他们创办了一本名为《新世纪》（New Century）的杂志。当时他们也许过于极端，甚至提出应该废除民族主义的语言。所以，当我们谈论国族建构与世界文学的传播之间充满活力且高效的互动时，我们同样需要谨慎地看待整一的世界文化观念可能带来的结果。在当时，他们声称所有的民族语言都是非常肮脏的历史残骸，需要开创新的语言。这就是缘何20世纪前二十年的人们，像鲁迅、蔡元培和胡适，都非常关注“世界语”。世界文学是与世界语一起来到中国的。我们似乎都应该使用这种崭新的语言，因为使用同一种没有历史包袱的语言，每个人就会成为完全平等的世界公民。当然，这种努力最终是无果的，世界语既剥离了历史，又没有承载深厚的文学传统，所以它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但是，世界语的观念当时却是中国公认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中国，存在着国际主义的思潮。所谓国际主义，旨在摆脱和超越十分有限的国族的边界，去实现国际主义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类乌托邦式的梦想是无用的，世界语在中国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报纸上依旧会发表几篇学生以世界语撰写的文章，1980年代一个苏姓学生就因用世界语写了许多书而闻名。另外一位优秀的中国小说家巴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初活动于巴黎的中国知识分子小组对他影响很大。他协助翻译克鲁泡特金（Piotr A. Kropotkin，1842—1921）的作品，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还一直保持着对世界语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还前往瑞典参加了一场世界上最重要的世界语年度会议。在我看来，一个大国卓尔不群的小说家去参加世界语大会是非常少见的。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人再谈论世界语，不过在讨论世界文学和世界语的命运时，这一话题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达姆罗什对《狂人日记》的阅读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他对鲁迅研究有独特的贡献。如今在中国，也许有数以千计的教授声称自己是鲁迅研究专家，但是达姆罗什的解读，尤其是对《狂人日记》结尾的解读——“一种现代主义和激进性的含混”——很有启发意义。我们通常会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视为对所谓封建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个人解放的呼吁；或者像李欧梵教授所说，世界上有一间铁屋，我们需要打破这间铁屋，才能呼吸新鲜且自由的空气。达姆罗什的崭新解读非常吸引人。

谈及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我不确定他的母语是否为英语。我希望他能够使用另外一两种语言写作，但恐怕他是用母语——英语写作的。在这个小国里，存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棘手问题，即不列颠帝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半段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沃尔科特和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Vidiadhar S. Naipaul）之间存在一种有趣的平行联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奈保尔也同样有一位在文学领域屡屡受挫的父亲，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及自己父亲试图成为作家的未尽志向。不过，恐怕他们的父亲也都是英国文学传统的钦慕者。这也许使事情更加复杂，但英语的文化遗产确实拥有自由的力量（a liberty force）。作为殖民地的印度是通过英语而联合的。民族独立的观念并非产生于本民族内部，这种观念本身或许就是舶来品，它随着英语文学及英语文学教学一同进来。所以，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都是说英语的人。他们发现英语可以掩盖许多地区之间的隔阂，而这些隔阂会导致印度这一大国解体为许多小邦国。这就是不列颠帝国的遗产。

[1] 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门楚，一直致力于宣传危地马拉内战期间和之后当地原住民的困境，并为原住民争取权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