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
- 方维规
- 4851字
- 2020-07-09 15:23:19
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
——由张隆溪教授的演讲所想到的
[德/美]柯马丁(Martin Kern),韩潇怡译
非常感谢方维规先生邀请我来这里。我不是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在中国,所以这很适宜。去年,我和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初次见面,北大也是我曾经在北京学习的地方。当时,我们探讨了翻译问题,后来我收到了您的会议邀请。所以,非常感谢!
方先生还请我做评析,能够评论张隆溪教授内容丰富的演讲,我深感荣幸。我来到这里既兴奋又紧张,我原来知道张教授大约会演讲四十分钟,但我们只得到一份两页纸的摘要。我事先做笔记时浏览了摘要,但他完全偏离了那份摘要。最后,他又回到摘要中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我的关注点。
我认同张隆溪教授最后所说的观点:我们应该把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佳作,即我们的名著和经典,引入世界文学。我们不能推介每部作品,名著和经典才有意义。达姆罗什教授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详细阐明了这一点:审视世界文学的方式之一,就是审视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我们想到杰作之“联合国”,我对此部分认同,但也有不同意之处,我们可以讨论。本着这种精神,我将提出一些观点。
如惯常所做,我很高兴张教授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开始讲起。我在我的祖国德国学习过德国文学,而且特别喜欢歌德的作品。我们反思世界文学时,一开始总会谈到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那篇歌德的文章。
我坚信,在我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化领域,仅用中国固有的术语去还原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不可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我们必须把它们置于比较的视野中;面对世界文学,这正是为了找到某些方法,以便身临其境地想象它们所属的古代文明世界。
我要强调,在我的研究领域,我们通常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古代经典,并且总是这么做。这一方法在不断进化的中国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年,尤其在20世纪早期影响最大,上午讲到的胡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美式教育的成果。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方式,其实是“五四”方式;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阅读方式,为一个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寻找文化源头。18、19世纪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和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在德意志民歌和民间故事语言中探求自己的源头(不仅是德国文学,还有德语)。
那么,我想提我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例子。近现代中国读者正是这样阅读《诗经》的,尤其是《国风》。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自己从这些近现代解读中释放出来,以便身临其境地重新发现作为世界文学之一部分的经典文本。我们不能仅根据最新的经典解读,说它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运用的。英国小说家哈特利(Leslie P. Hartley,1895—1972)在其1953年的小说《送信人》中写道:“过去犹如异乡,人们在那里做的是不一样的事。”《诗经》正是如此,要想从彼时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诗经》,我们几乎要忘掉近现代学者所说的一切。先秦时,没有人会问这个文本从哪来,它的本意是什么,作者是谁。这些全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先秦时代的人,包括孔子,关注的是你能用《诗经》做什么,怎么用才合适,以及怎样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沟通方式。我认为,这不仅是《诗经》在服务于帝国和其学者之前的作用,这也恰恰是世界文学的作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作品来自哪里,作者是谁,以及作者想表达什么,都具有一定相关性。但是,达姆罗什教授在他书中有力地表明:一旦作品进入不同的文化环境,其意义必定会变化,原作者身份之影响也会减弱,或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
张教授在报告最后说道:我们确实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文学引入世界文学。我完全赞成,世界文学显然不是文献的任意集合,何况我们还有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请允许我提醒诸位,我认为相对于书面文学,《诗经》更应该是口头文学。
我们需要一些筛选方法,从而把自身传统中最佳的作品介绍给世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话题。显然,如张教授所言,我们一旦谈到世界文学,必会谈到翻译;同时,我们也必须回到耶柔米,[1]发出和他一样的疑问:我们应该翻译意义,还是翻译词语?而且,我们也想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所提到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把文本呈现给读者,还是把读者带到文本面前?诚然,我们需要翻译,而且要认真对待它,难道仅因为巴别塔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吗?[2]世界文学要求翻译,但翻译不仅意味着从一种当代语言到另一种当代语言,翻译也意味着从过去到现在。我认为,我们用哪种语言阅读《诗经》都不重要,因为过去是异乡,我们都在翻译,包括我们今天用现代汉语来阅读和理解古汉语。翻译一直都面临上述问题,但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正如孔子所说,我们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希望这个来自《论语》的道理,能够唤醒中国人的思想。
现在,我们思考如何将本民族的佳作推向世界。读张教授的评论时,我想到一个模式,这就像我们把优秀代表派往“杰作联合国”。当然,文学不是民主,可这或许是件好事。下面我们要问:怎样组织“杰作联合国”呢?其中都有哪些国家,或者哪些语言?可以派多少代表?根据什么原则——国家规模,人口规模,还是不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哪些国家或团体有资格成为代表?我觉得这些问题在中国也会反响很大。
谁来决定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名著?谁掌握选择权?何时出版的作品能够入选?我们怎样评价那些本时代明显还不是经典的作品?它们必然是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仅关注杰作,就会再次制造出自歌德起,世界文学一直在抗争的正典性(canonicity)和霸权问题,除非我们在自己的团体中反复追问:到底什么可以进入世界文学,什么不可以?
达姆罗什教授早已论证过,世界文学通过翻译获得生命。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念,它颠倒了筛选过程,对方或外方决定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自我文化中的经典,并把它们引入世界。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和自我文化(孔子所谓“斯文”,即我们的这个文化)被某些我们不太喜欢或认可的代表作,呈现在“杰作联合国”中。俄罗斯人决定美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印度人决定中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当然,这看起来很难接受,但你仔细想想的话,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译者决定怎样翻译,可他们使用目标国家的语言,而不是原著语言,对吗?他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作品如何在他们的语言中达意。一部名著怎样在世界中存活和流传,取决于翻译而非原文。我们无法掌控本国的经典如何走向世界,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及获得哪些意义。
看来真正的问题还是翻译。翻译的一个常见弊病是,它让文本变得扁平。翻译总在某种肤浅的层面上进行,这可能会简化一个伟大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经典都不可能被完全翻译,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它在原语境中的涵义太过丰富了。
下面我们来谈谈“经典化”(canonization),即关于何为经典的共识。为了吸引所有人,为了成为典型,经典作品不得不变得扁平。在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它必须接受不属于它的东西,即后代读者的文化语境和需求,不管那是历史还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于是,我们看到经典是多么频繁地与国族目的、国族建构联系在一起。仅凭这个缘由,经典就没有护照,至少是没有签证。
这里,我的观点归结为传统的悖论:我们常常把一些作品当做它们所属时代,或某种类型、某种观念的经典和典型;但事实上,它们在自己的背景中并不是典型的,而是与众不同的。最佳文学作品的准确定义是,它们超越了自身的时代,从而适用于任何时代。它们总是打破令人愉悦的现状,超越周围的人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杜甫的伟大之处,去读他的同代人写的东西,你就明白杜甫为何伟大了,因为他和别人不同。他不是典型,如果你认为杜甫是盛唐时期的代表,那么你错了,他完全不是,当时的诗歌选集中没有一首杜诗。那么,他的诗作为何成为经典?因为它们不仅未被本时代的文化所同化,还把当时的文化带到一个新高度。或者,我们再想想陶潜,今天上午好多人谈到他。陶潜成为经典花了多长时间?大约七百年!真够漫长的。再想想歌德,他生前已经在德国和德语世界功成名就,完全可以靠卖自己的书来谋生,这在当时非常罕见,但歌德做到了。然而,当他步入晚年,写了他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即歌德的晚年诗歌,他完全不被自己的时代所接纳。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研究歌德的德国学者才克服了其晚年诗作给德国文学带来的颠覆。20世纪50年代,有些学者举起双手问道:歌德是否失去了语法感?是否被衰老击倒了?当然不是,如果你阅读他最好的作品,我相信会有不少人表示赞同。
这就是世界文学的潜能,世界文学的经典。这些文本在自己的时代都是颠覆性的,决不完全是自身文化的产物,因此,它们具备在别处或别时引起共鸣的可能性,或许比它们在自身文化中的影响还大。我们必须给这些伟大的作品充足的生存空间,移除掉文化强加给它们的关于经典和典型的要求,给它们自由。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在自身文化中的差异性、独特性、孤独性、非典型性以及非同一性,必须考虑到文学在自身语境中巨大的他异性(alterity),或至少是巨大的多义性(今天上午提到的词),它们一直在抵制经典化和翻译过程中的扁平现象。
我想,这就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那句“经典文本永远不会停止表达它不得不说的东西”的涵义。当我读到《为何读经典》这篇精彩的文章,这句话令我眼中含泪。卡尔维诺在结尾处说得很好,他能告诉我们阅读经典的唯一理由是:读经典比不读好,这句话其实比字面上的含义深刻得多。我们最好的作品在本质上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最初它们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但它们具有颠覆性,于是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和文化。
然而,这类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怎能不经过同化、本土化和扁平化?它们怎样才能保持本色,不顺从于充斥在周围的国族话语和国家建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一部伟大的作品作为代表送到“世界文学联合国”,我们是否首先要削弱它?不仅通过翻译,而首先通过经典化,改造作品以服务于自己的国族意图。
那么,我们怎样看待那些还未成为经典的本时代作品呢?世界文学只是文集的博物馆吗?其中只有逝者吗?逝去多久才可以?它们要经历怎样的死亡,才能作为世界文学被复活?再想想陶潜和杜甫,他们沉寂了多久,才得以在自己的文化中重生?
假设我们同意上述所有看起来难以接受的论述,那么,当我们把名著引入世界,我们还必须考虑文本本身。我们要允许它们被读者彻底重新解读或者改写。美国人愿意把他们的名著让中国读者重新解读吗?反过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无关痛痒的。如果这个过程毫无痛苦,就是无效的,世界文学必然有所损伤。当文本被翻译到本国语境时,必会产生不适;当一个文本被带到广阔的文学世界,它也必受损伤。如果文本在进出过程中没有张力、没有分歧,那么,我认为有些东西还未奏效,未被改造成世界文学。评选世界文学的大会不是安逸而默契的,相反,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我们都不得不发觉和承受经典那颠覆性的、令人不安的潜在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的经典很可能动摇作为其来源的国族经典。换句话说,属于世界文学的国族经典,无法以其国族意义生存下去。世界文学必须和国族经典对话,并扰乱和破坏其国族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学与成为国族经典之前的那个文本联系起来。一方面,你要发现本国、本民族最佳的经典名著;另外,还要抛开一些成见,如自我文化需要从中得到什么,以及把一部经典奉为世界文学的依据是什么。以国族为目的的民族文学没有通行证,它迷失在文本的民族主义中。
这就是我在我们的讨论中发现的问题,或许我们还可以谈论更多。谢谢!
[1] 耶柔米,或译哲罗姆(Jerome,347—420),《圣经》的拉丁文译者。公元4世纪,耶柔米根据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将《圣经》译为拉丁文,其译本被称为“武加大译本”或“拉丁通俗译本”(Vulgate)。公元8世纪后,该译本得到普遍认可,现代《圣经》的主要版本,皆源自耶柔米译本。——译注
[2] 巴别塔,亦称通天塔,源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分散各地。此故事试图解释人类不同语言和种族的缘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