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动态性
首先，企业家必须学会了解技术动态，并预测技术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如果只是由个人发明的新技术，并用于经济领域之外，就不必了解技术动态。然而，如果身处迅速创新和变革的新经济中，企业家就必须要预测技术方向，并充分利用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机会。
严格意义上技术变革的“预测”，需要知道预测什么会改变以及改变的时机。虽然对于能否提前洞察重大技术变革的时机心存疑虑，但我们很可能知道哪些技术变革可能发生，哪些变革可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可以预判哪些技术变革会衍生新产业，以及这些改变是否真的即将到来或已迫在眉睫。总之，技术的动态性并非深不可测。
技术方面的第一个动态要素，也就是最容易识别的要素，就是经济需求和机会。需求并非发明之母，而是发明的助产士，重要创新需求的首要指标是经济学家一百多年来早已熟知的，即主要产业的资本生产率下滑。一旦主要产业需要更多投资才能产生相同的产品，尤其是当资金的需求无法靠劳动力节约来弥补，产业就会急剧衰退。不管该产业当时看起来多么繁荣，获利多大，除非有办法逆转这一趋势，否则只能迅速走向衰败。
新技术并非一声令下就会发生，我们无法只投入人力和财力，就能产生预期技术成果。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技术始终也只能通过人类的努力获得，重要产业很少将最优秀的人力投入到研究基本变化中，而是经常把精力浪费在解决燃眉之急上，想办法让昨天的风光再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因此，富有想象力又有见识的非业界人士通常能看到机会并放手去做。如果做出成绩，就可能快速拥有重要影响力。
先前我提到重要技术经济机会的典型例子就是钢铁工艺。20年前，默默无闻的奥地利炼钢厂“二战”期间开发出新式氧气炼钢工艺之前，某些人士尤其是非钢铁业的经济学家可以清楚觉察到，把炼钢过程转变成化学流程的技术变革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他们比任何钢铁业人士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局外人几乎比局内人更清楚传统工艺的不足，当局者很容易被熟悉的事物蒙蔽，而看不清新工艺的趋势。20年前，他们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把炼钢过程转变为保温流程或者调整为比较接近保温流程会发生什么样情况的话，那一定能很快创造出新钢铁技术”。
同样地，即使在“二战”前，人们也可以依据航运业投资效率的迅速下滑，来预测造船业务将出现重大技术变革。这再次表明了现有工艺流程的脆弱性，即一成不变的腓尼基人港口装卸货方法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或许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没有人能预测到美国国防部会以“快速部署补给舰”为名，打造集装箱船或浮动军事基地，实际上最后连港口机安装设备也一并去除。然而，30年前的人仍可能说，在码头边处理商品货运的流程，也就是我们现在已采用的运送石油、铁矿或谷物的流程，应该马上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也会让新技术很快被开发出来。
纸业的情况也一样，同样是投资效率下滑表明，如果流程中有不经济的地方，那么新技术就能马上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类似的分析能催生许多由技术差距创造的机会。
瑞典成为电力传输界领导者的过程，就是技术变革分析的很好例子。20年前，瑞典人认识到，只要新建特大型发电厂，原子能就可能成为具有竞争力且最经济的发电方式。不过，瑞典人也发现，无损耗传输高电压的能力将成为关键，这比发电能力还重要。一旦发现这一点，只要投入些许研发资金就能开发所需的新技术。实际上，新技术所需的知识早在70年前就有了。
这类技术变革的分析，让瑞典这个能力和资金有限的小国成为当今高功率电源技术的领导者，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资源比瑞典多的国家虽然在高电压研究方面投入更庞大的资金，但都浪费在错误的方向上。
第二个方面，为了预测技术变革，还要检视各类知识。我们必须要问“知识领域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创造哪些技术机会？”
现在知识能比以往更快转变成技术的观点很流行，却没有证据支持。相反，知识转变成技术的前置时间似乎被拉长，比方说海因里希·赫兹，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把波动物理学上的科学发现转变成马可尼的新无线电报，现在可没有能与这种速度相提并论的。目前新知识到技术的转化周期很可能是30～40年，而新技术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工艺所需要的时间似乎也被拉长了。
目前，新产品或工艺进入市场的时间已缩短。50年或75年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普及非常费时，让新产品或新工艺跨国出口就要花5年甚至10年，要跨越大西洋就要更长时间。不过，这不包括灯泡、电话或电车这类重大发明，这些产品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全世界，现在产品或工艺的扩散时间只需几周或几个月。
因此，我们可通过系统寻找新知识，并留意新知识转变为技术的最初踪迹来预测技术。不过，先前对新产业所做的分析清楚地显示，新技术不再纯粹源自“科学”，新技术源自以知识为主、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所有领域。
无论是否为传统的“科学”，目前普遍的情况是某领域出现新的重大改变，更可能来自其他领域或学科，而非内部。
现代心理学家的组态概念，比如“人格”或“格式塔”，就源自19世纪物理学的“场论”。反过来，现代电子工程师也从心理学家那里获得“系统工程”的构想，当然这是在生物学家的协助下取得的。当代遗传学上最大的进步，部分是因为物理化学发现了空间关系的关键，部分则是因为电子工程学发现了信息理论是电子电路的通用理论。
纵观人类历史，不论“专家”如何把知识分门别类，人类知识就像一个容器中的液体：某领域知识有进展，其他领域也会水涨船高。
因此，了解技术变迁总是要以非自身知识领域为出发点，因为人们不仅可能没有察觉自己熟悉领域的变化，通常还会盲目自大。尤其是当所有变化都尚不清晰时，难以确定哪类变化影响更大，所以真正的重大变革更可能来自其他领域，而非自己的领域。
最后，重要的新技术机会将通过新知识界的态度，甚至知识界的口号预先呈现。比方说，在能真正设计并制作材料的10年或20年前，产业界其实就开始提到“材料”一词。远见通常先于行动，而了解则更晚。创办IBM的老沃森生前并未目睹电脑的大胜利，但早在40年前，他就开始讨论数据处理，即使当时根本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个用语是什么意思。现在，虽然也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定义“都市区”或“超级都市”，不过大家都经常提到这些字眼。
这类口号不只表达了新需求，也体现了新的洞察。许多新技术并非新知识，而是新的认知，也就是把以往没有想过要放在一起的东西集成起来。
我们常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亨利·福特根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福特的确没有发明机器、工具、新产品、新工艺，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艺，也没有获得专利。福特所用的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在推出首辆汽车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汽车，但福特是真正的创新者，其主要贡献是批量生产、大众市场、薄利多销。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认知通常会比新事物或新构想具有更大影响力。
分析技术及技术变化并不是一个“科学”过程，也不是“直觉”，而是真正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并非“技术”，技术专家通常无法做好这些工作，而是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并提出特定问题的人才能把分析做到最好。这些问题包括：一个新产业或新工艺的机会何在？哪些新技术发展可能因为符合现有产业和市场的重要需求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哪些重要的新知识已经出现，但尚未产生经济影响，尚未创造出新产业、新工艺、新经济能力或新生产能力？哪些洞见、哪些新认知可能创造有效的新技术，以及创造哪些新技术？
从这类分析中，不可能推断出某项新技术、某个方法将在某年出现，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并在5年内产生几百万美元的销售。不过，我们从这些分析中看到更重要的事。如果某些特定类型的新技术出现，将产生重大影响，有潜力形成新产业而不只是新产品，能形成新技术而不只是新工具或新方法。
对于企业甚至工业国家而言，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生存或成功，技术战略不可或缺。一定要事先彻底思考该把自身的技术努力放在哪里？是否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优化目前产业中为研发而做的所有努力？是否应聚焦开发新技术或新知识？或者是否要像瑞典人在电力传输方面那样，利用技术与经济潜力之间的差距？技术战略还要考虑，一个企业是否应该以开发自己使用的基础技术为目标，还是开发技术授权他人使用？反过来，企业应该在什么时候引进技术？等到新技术出现时，企业应寻找并准备好选择什么样的技术？
在迅速变革的年代，没有人能开发出所需的全部技术，即使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都不可能，就算是规模最大的企业和最强的国家也无法做到像创立于1890～1930年的研发机构那样，在特定领域包揽所有新技术和创新，甚至是所有新知识。
这个技术自给自足的想法，成为德国化工业在近一世纪前创立第一个研究实验室的出发点。同样以此为基础的是一代人之后德国政府资助设立的科研机构——凯撒威廉研究所，现为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此外，1900年左右通用电气公司在斯克内克塔迪成立的美国首批重要研究实验室，以及大约10年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今天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拥有政府所有资源的最强大研究机构都必须承认，没有人可以在技术上自给自足。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专注于什么，也要学会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以及在什么阶段引入新技术。
在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可能不再是货物贸易，而是技术贸易、专利和许可证贸易。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为此制定出一套策略：我们要做什么？打算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我们要买什么，在什么阶段买？
日本就是成功实施技术战略的早期例子。现代日本的奠基者相当清楚，日本当时无法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全球领先，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社会和文化创新。况且，技术可以引进，但社会和文化无法引进。结果，日本人学会如何寻找新技术？如何在适当阶段从国外获得新技术？以及如何将来自国外的创意迅速成功转化为适销对路的产品。不过，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日本人也只知道如何购买技术，而且很少有机会学习如何销售技术，或如何集中自身资源从新知识和新技术获得最大回报，实现最大价值。
在西方世界，目前只有瑞典人想过这类技术战略。
高压输电就是瑞典彻底思考技术上的差距，并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差距成功赶超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是瑞典汽车工业考虑到道路不畅的因素，非常重视轿车的造型与坚固性。还有瑞典航空业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放眼世界，在各小国中，只有瑞典的航空业能存活，并专注于生产可在极短跑道起降的飞机，再次展现一个并非大国或富国的国家实施技术战略的成功经验。
不过，一直以来瑞典的技术战略并不是由技术专家制定，主要由领导国内三大工业开发银行的银行家制定。他们都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但显然都明白技术战略的必要性。因为小国资源有限，必须把可用资源专注于填补某些领域的空白，而不是推动各领域齐头并进。“二战”结束时几乎还是以矿业和伐木业为主的瑞典，从人均产出看，现在已成为欧洲的重要工业经济体，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