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经济政策

我们正处于一个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政府政策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比企业家提出的要求更难满足。

在新产业成长为新动力的快速变革期，政府政策首先不能阻止或抑制生产性资源的流动。人才和资本是任何经济体的两种流动资源，这些资源必须从以往工作转移到最富生产力的领域。

为了个人福利，这种流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生产力低的工作收入自然就少，所以阻止这种资源流动，看起来是“保护”个人，却是以低收入为代价的。事实上，这可能威胁到个人，造成失业或者至少带来不安、恐惧和忧虑。通常情况下，就业效率越高，就越令人愉快，给个人带来的满意度也越高。在当今发达国家，生产率最高的就业岗位不是体力劳动，而是知识工作。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知识工作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大机会，个人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令人自豪的事来谋生。

资本也必须能够流向富有生产力的投资领域。经济越发达，资本的优化利用就越重要。所谓“发达”经济，实际上是指资本能稳步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即资本从低生产力的就业稳步转移到高生产力就业的经济。这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也是发达国家在其他欠发达国家经济能力和绩效提高时能够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

不过，由于50年的经济连续性，目前发达国家开始有组织地阻碍人才流动，抑制资金流动。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更为明显，事实上这可能是英国经济不增长反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无论是西欧国家、苏联，还是日本等发达国家，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有些国家已找到方法把流动性注入经济结构中。

英、美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在于行业组织，尤其是行业工会过度重视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做事方法。就定义上来说，工会利用其“管辖权”（美国的做法）和“分界线”（英国以此限制工会）禁止会员学习新技能，也不允许非会员获得技能性工作。

技艺已经过时，靠技艺获得技能的方式是错误的。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教育上，我们不再有余力采用学徒制。现在，要让技能具有生产力——成为今日名副其实的“技能”，就必须以系统化的知识为基础。即使工艺技能仍适用于今日，行业组织却不适应要求。

工艺技能是工匠的敌人。行业工会声称技能不能改变，技术工人要固守岗位，并且越来越否定会员的工作，让他们更加僵化贫乏。纽约市报业和美国船运、造船业的例子，应该是行业工会主义逐渐威胁到工匠的严重警告。

其实，增加流动性反而更容易达到行业工会的目标，如收入和就业保障。

瑞典在20年前由工会领袖葛斯塔·雷恩制定的政策已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项政策，与政府、产业和工会合作的自治机构，正在系统地促进工人流动，为未来的工作机会及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出现的裁员预先做好准备。这个机构让工人为从某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做好准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若有必要，该机构会为工人及其家人从日渐衰微的社会迁往成长型社会做好准备。这项政策性价比极高，所需实施成本比支付失业津贴要少。

结果，尽管瑞典过去20年比其他西欧国家经历了更彻底的产业转型，却已为新产业培养了劳动力，同时瑞典工人的技能、生活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也在不断提高。

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实在没有理由不采用雷恩的再就业政策。这项政策能实现工会想做的每件事，还能比目前做得更好。正如瑞典取得的成就一样，这项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让流动性成为个人能力、工作保障、事业成功和满足感的来源。

不过，在美国甚至英国，行业工会主义已根深蒂固。这不是“自然法则”，甚至不是“工业化法则”，其他工业国家都没有行业工会主义。过去20年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苏联等，显然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增长。

希特勒政权以前，德国劳工组织都以手工技艺为基础。不过，希特勒政权结束后，再度重建的工会却以行业而非技艺为主。结果，尽管德国工会拥有优势和权力，但美英两国产业中“谁有资格做什么工作”的持续性争议在德国并未出现。

要在英、美两国扫除行业工会主义是相当困难却日益迫切的事。不出所料，这将成为美、英两国面临的重要政治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经济衰退几乎不可避免。

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需要，可以参考实行瑞典的做法：把流动性作为国家政策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即强化工人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并让工作成为人们想要和渴望的东西，而不是害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