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版序
1970年春，我开始了定期访问日本的旅程。当时，《不连续的时代》这本书已在日本发行数月，迅速成为各方热议的畅销书。日本一位知名社会学家在东京一所知名大学策划了以本书为主题的研讨会。这位社会学家致开幕词时说：“15年前德鲁克告诉我们，要保护日本文化，就要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他的新书则告诉我们，要保护日本文化，现在必须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
当然，本书并非为日本而作，也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而写（尽管这是最早指出日本经济成功并从中汲取经验的书之一）。然而，本书的基本命题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20年社会重心从经济转向社会及其结构。20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管理，并不是因为对企业很感兴趣。我当时对企业几乎没兴趣，甚至到现在兴趣也不大。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已确信自由社会需要一些东西，这些尚未被注意、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东西就是管理制度。从我早前出版的三本书中可以得出这些结论，这些书是：《工业人的未来》（1943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以及《新社会》（1949年），这三本书很快就重印发行。20世纪60年代末，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整个世界都已具备“管理意识”。事实上，管理学院、管理学位、管理书籍在当时已有些增长过度，至少数量上是如此。不过，管理这个新兴的社会制度，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我一直以来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商业。正如成功总会引发全新的不同挑战，管理也是如此。这些挑战就是《不连续的时代》这本书要讨论的重点。现在我们依旧面临这些挑战，但并非经济挑战，而是社会挑战。
与此同时，本书也率先指出，20世纪政府的成功已达到顶峰。不过，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所有交战国家（甚至包括沙皇俄国）中，政府官僚成就巨大，但军事领导权、能力和策略却彻底崩溃。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政府，不论何种性质，都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许多国家认为，任何社会任务如果移交给政府都将得到“解决”。这种信念在戴高乐执政的法国、工党执政的英国和肯尼迪执政的美国都普遍存在。当然，我们不需要做太多调查研究，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些政府变得如此无能，正在迅速丧失创造绩效的能力。当时，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完成30年代新政中未实现的福利而在反贫困战中付出的努力一个接一个胎死腹中，反而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无法产生社会效益。我清楚地认识到，到了停止问政府应该做什么，而应问政府能做什么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从早期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没讨论过。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德国学生威廉·冯·洪堡（1767——1835）在研究政府效能限制的一本小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洪堡成为知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科学语言学之父，是19世纪德国大学创始人，也是现代美国大学的始祖。20世纪30年代初，我跟当时的洪堡一样年轻，也怀有同样的疑问，因而开始研究洪堡的政治思想，但从未完成也没有发表过。这个问题思索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在本书中创造了“再私有化”一词，10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时采用并大力推动“私有化”。
这本书的主体写于1967～1968年，当时正值美国社会历经动荡、学生群体抗议越战之际，不过书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些动荡，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动荡不严重。事实上，我比大多数美国观察家更清楚其严重性，因为对大多数美国观察家来说，这些动荡只是“美国”发生的事。他们并未注意到，学生造反并非从美国开始，而是率先出现在日本、德国和法国。这些未参与越战也没有种族问题的国家，学生运动反而更激烈，持续时间也更长。同样地，很少有美国观察家注意到，越南只是国家采用军事力量镇压学生运动失败的一个例子，但绝非最极端的例子。近年来，最成功的例子发生在我写完此书的20年间。英国人在马来西亚半岛的镇压行动，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这种努力及其代价加速了英国的解体。在那之后，另一个陷入僵局的国家就是韩国；然后一连串的挫败随之而来，法国在越南、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在越战中失利。（我只能希望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成功不会误导一帮人对军事的想法，从而忘记早期的教训。）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必定有普遍而非局部的原因，正如大多数美国分析家所不愿意做的那样，用纯粹甚至主要是美国的观点来解释美国或越南的学生反叛，无疑将“美国例外论”推向了极其荒谬的地步。
然而，我比大多数美国观察家更严肃地看待这些动荡。对我而言，这些动荡依旧只是表面症状。这些症状反映出更深刻的社会变迁，但症状本身并非社会变迁。例如，我认为当时的学生造反一定事出有因，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就像海啸一样，发生于海底的地震才是真实的原因。诸如此类的爆发式增长也反映出识别这些症状非常必要，到底症状的真相是什么？这就是本书在1969年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书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在当时都是全新的，与出版时公认的观点正好相反，读者和批评家却很快表示“的确如此”，而且自此之后大家也认同这些主张。任何社会分析都希望得到这样的回应，并从回应中自我印证。如果指出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就无异于昨日的报道。如果指出人们不清楚，也不能察觉的事，就可能是“未来主义”的委婉说法。每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社会分析书籍，不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托尔斯坦·凡勃伦的作品（仅以两位知名社会学家为代表），都具有全新的理念。《不连续的时代》出版后，历经许多年仍具有这样的特质，对我而言，这就是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成就。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 克莱蒙特
199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