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

在游击战频仍的国度，一辆笨重的大型货运火车前方，通常行驶着一辆既轻便又可毁坏的手推车，万一轨道上放有炸药，手推车就会先行引爆。这本书的作用就是这样一辆“手推车”。当然，未来就像这样的“游击地带”，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重要之事会扰乱目前看似难以撼动的巨大趋势。换一种比喻，这本书或许可以看作一种“预警系统”，报道一些不连续性，也就是现在还不为人所知但正在改变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意义的事。相对于那些明显可见趋势的巨大冲击，这些不连续性反而更可能塑造并定向我们的未来。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些不连续性是我们“最近的未来”，这是已然发生的事实，也是即将来临的挑战。

主要的不连续性发生在四个方面。

（1）真正的新技术就在身边。这些技术几乎可以肯定会创造出全新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淘汰已有的行业和企业。过去半个世纪的成长型行业源自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新发现，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成长型行业可能源自20世纪前50～60年的知识发现，包括量子物理学、原子和分子结构的理解、生物化学、心理学、符号逻辑学。未来几十年在技术上可能更像19世纪最后几十年，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基于新技术的重要产业兴起，而不像过去50多年来技术和产业呈现出的连续性。

（2）我们面临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在经济政策及理论方面，我们仍像生活在“国际经济”中，以独立的国家为单位，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在经济、语言、法律、文化传统上都各不相同。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世界经济”出现了。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因分享共同的信息产生了相同的经济兴趣、渴望和需求，突破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也忽视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已变成一个市场、一个全球购物中心。不过，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经济机构几乎完全缺席，唯一例外的是极为重要的跨国公司。同时，我们也完全没有任何关于世界经济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

世界经济还不算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跻身“先进”和“发达”国家行列的失败，已经在富裕国家（以白种人居多）和贫穷国家（以有色人种居多）之间造成了裂痕，富裕国和贫穷国都可能被吞噬。接下来几十年，我们将见证时代的巨变。

（3）经济社会生活面临的政治格局正在迅速改变。如今的社会和政治是多元的，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都委托给一个大型机构，由管理人员长期管理运行。不过，支配我们预期和所见的仍是18世纪个人主义社会的自由理论，而实际上支配我们行为的是有组织的甚至是过度组织化的权力集中。

不过，我们正接近这一趋势的转折点。人们正在迅速觉醒，现在许多地方都可看到对这些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机构也就是政府的失望，以及对政府执行能力的批评。对其他机构也持同样的态度，天主教教会和知名大学同样出现反抗情绪，事实上各地年轻人正以同样的敌意拒绝一切机构。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却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现实，实际上也没更多思考过。这个多元社会的新机构引发了政治、哲学和精神上的挑战，但这些挑战远超出本书范围，也非作者能力所及。

（4）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变化是知识。过去数十年知识已成为重要资本、主要成本和关键资源。这改变了劳动人口和工作，改变了教育和学习方式，改变了知识及政治的意义，但也引发了权力新贵——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然而，本书讨论的主题既非经济学也非技术问题，既不是政治结构也不是知识和教育。本书的主题是即使对现实匆匆一瞥也会发现的不连续性。这些不连续性可能与预测的未来截然不同，甚至与我们多数人认为的“今天”更不同。

本书记录的每一个观点日后都将为人熟知，不过这些不连续性组合成的社会图景却跟目前所见全然不同。换一个比喻来说，身为演员的我们依旧相信自己正在演出易卜生（19世纪挪威剧作家）或萧伯纳（19世纪英国剧作家）的剧作。然而，事实上我们确实在荒谬剧场登台演出，而且是在电视上演出，而不是在百老汇现场。

预测“2000年”已蔚然成风。我们突然意识到比希特勒和罗斯福1933年掌权时，更接近这一里程碑。然而，今天任何一个中年人仍把1933年的经历当作“时事新闻”。

我很羡慕那些告诉我们2000年图景的预言家，他们勇气可嘉，但我不想效仿他们。我清楚记得1933年对未来的预测，但没有哪一位预言家能想象到1968年的真实状况。20世纪早期的一代人也无法期望或预言1933年的现实。

我们能预测的是把昨日趋势延续到明日的连续性。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唯一可以预测的事情，也是唯一可以量化的事情。但这些连续性趋势不管有多重要，都只是未来的一个维度，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

最精确的量化方法无法预测真正重要之事，即在未来不同情景中的事实与数字的含义。

不到20年前，也就是1950年时，大家对未来相当乐观，纷纷预测美国在20世纪能大幅减少贫困，到时只有不到1/10的白人贫困家庭和1/3以下的黑人贫困家庭生活在“贫困门槛”之下。不过，直到1966年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即使在1959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预测在10年内贫困家庭数量将减少近一半，从800多万减少到不足500万，这是60年代的成就，但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乌托邦。不过，在这期间我们已大幅提高了“贫困”收入的标准。

也许我们可以正确预测数字。但时至今日，仅仅十年之后，控制国家情绪和制定政策的因素——更不用说事情本身的真相，通过任何统计和计划的方法都难以预测。我们的经验在意义、质量和认知上已经改变。1959年我们强调的都是如何过上富裕生活，1969年则全都关注贫穷。

这本书试图观察其他各维度，包括性质和结构、认知、意义和价值、机会和优先事项等。书中题材虽然只限于社会方面，但视角宽广，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议题，包括技术、学习和知识领域。不过，也涉及个人经验、艺术和人类精神生活等重要领域。

本书并非预测趋势，而是讨论不连续性；并非预测明日，而是观察今天。本书不问：“未来会如何？”而是问：“为了开创未来，我们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

彼得·德鲁克

新泽西州　蒙特克莱尔

196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