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问题的政治层面

珂娄斯特（Anton-Hermann Chroust）　著

尚新建　译

据利贝纽斯（Libanius）43.18记载，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指责苏格拉底“蔑视平民百姓”（），[1]教唆追随者嘲弄雅典民主及其制度。[2]这个指控使我们想起《旧寡头政制》（The Old Oligarch）和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对雅典政治生活的某些讨论。毫无疑问，尤其《高尔吉亚》的讨论，主要陈述的是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及个人信念。[3]但是毋庸置疑，柏拉图相信自己这里的言说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回想起，柏拉图在《普罗塔戈拉）（319B及以下）让苏格拉底发表的那番议论，是在激烈地谴责雅典民主制度。色诺芬，特别在《回忆苏格拉底》3.7.5-6，也将苏格拉底描绘为“蔑视民主制”和平民百姓的人，[4]尽管必须承认，色诺芬这么做，其手法比柏拉图更隐蔽。[5]

苏格拉底传统的一个奇异特征，是缺乏苏格拉底政治活动的相关报告。[6]这个传统仅谈及苏格拉底一生的四个公共或政治事件：他参加了三次军事行动；[7]在公元前406年审判将军时扮演正直角色；公元前404-403年三十僭主执政期间，他提出所谓控诉；恢复民主制之后，他于公元前399年遭受审判、定罪并处以死刑。前两个报告似乎强调，苏格拉底参与雅典日常的政治生活，与普通雅典公民履行自身的公民义务并无差别。关于苏格拉底参加波提狄亚战争的描述特别有趣。显然有报告强调一个事实，他不是经由陆路，而是乘船去波提狄亚，以避免进入塞撒利亚（参见D.L.2.23.）。塞撒利亚始终为独裁君主所统治。例如，我们知道，僭主佩西司特拉托斯（Pisistratus）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建立了某种友谊，当他在前540-539年试图完全掌控雅典时，这种友谊证明十分有用。三十僭主的首领克里提阿斯（Critias）“逃到塞撒利亚，在那儿与一些不行正义的不法之徒结交”（Xenophon，Memor.1.2.24，参见Hellenica 2.3.36）。为了避免给人这种印象：好像苏格拉底曾与那些“不法之徒”有过接触，因而对其政治观念抱以同情，苏格拉底传统显然坚持认为，他从未踏进塞撒利亚。柏拉图（《克力同》45C）似乎熟悉这个传统；因为克力同曾建议苏格拉底逃往塞撒利亚，前者在那里有些朋友颇有势力，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前往那个地方（《克力同》53D），那里有太多的（无序）和（过激）。[8]属于这一传统的还有一个故事：即苏格拉底“对塞撒利亚的阿克劳斯（Archelaus）、克兰农的斯科帕斯（Scopas）、拉利撒的优里罗库斯（Eurylochus）表示轻蔑，拒绝接受他们的馈赠或邀请（D.L.2.25.参见seneca，De beneficiis 5.6.2ff）。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拒绝这些馈赠和邀请的理由是：“人因为无能力报恩而感觉受辱。”（Aristotlde，Rhetoric 1398a 24ff）据说，当苏格拉底谢绝阿克劳斯馈赠的礼物时，声称“在雅典，一枚钱能购买四单位的谷物。那里还有大量的水源”。[9]

尤其第二个报告，即关于苏格拉底在审判将领期间扮演一个正直角色的描述，也暗示，苏格拉底是刚直不阿的人，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不会放弃自己的正义信念，向误入歧途之众的狂热与威胁屈服。这里，我们的报告至少暗中包含了对雅典民主制的控诉，并用实例说明一个普遍观点，显然是由苏格拉底的一些信徒发挥的，认为像苏格拉底这种正直人面对“狂热的民众”时，常常因其原则而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最后，第二个报告还表明另一种观点，同样是由苏格拉底的一些信徒发挥的，即认为在民主制下，像苏格拉底这种人，不可能既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同时又安全地生活。另一方面，苏格拉底与三十僭主发生“冲撞”以及在前399年受审的两个报告，则特别暗示他与现存政治制度的冲突，即与前404—前403年的极端独裁统治和前399年重新恢复的极端民主制发生冲突。有关苏格拉底政治生活的这四个简短报告，似乎并没有证实伯里克利的著名评论：唯独在雅典这一城邦，远离政治的人不被看作热爱和平的公民，而被看作社会的无用成员（参见Thucydides，2.40）。

无疑，苏格拉底传统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尽管苏格拉底的一些最亲密朋友和同人既是雅典贵族一反动运动的同党，亦属于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政客或政治家——尼基西（Nicias）、拉克斯（Laches）、卡尔米德（Charmides）、克里提阿斯等等，但是他本人或者始终完全避免主动参政，或者至少始终躲在幕后。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观点则坚持，尽管苏格拉底始终隐藏在幕后，实际上却正如波吕克拉底明确暗示的那样，[10]他在政治舞台背后施加影响，阴险毒辣（见Libanius chap.144【77.13ff】）。这或许也可以说明，涉及苏格拉底直接的政治或公民活动的报告，为什么这样匮乏。[11]我们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3.7.1-8推测，苏格拉底试图鼓励有才干的年轻人从政，告诉他们，有政治天赋的人也有义务施展这种才华，以促进城邦的利益（Xenophon，Memor.3.7.2-3，参见D.L.2.29.）。同时他强调，私下里掌握技艺的人，无须害怕公开地使用它（色诺芬，Memor.3.7.4.）。他继续坚持说，雅典的国民大会是由“漂洗匠、鞋匠、农民、木匠、铜匠、批发商或小贩”构成的。这些人就个体而言让人看不起，因而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就整体而言应该让人惧怕。[12]

然而，苏格拉底劝导别人从政，自己为什么不从政（参见Plato，Gorgias 515A ff），特别是，既然他似乎摈弃了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的观点，即人们只有在国家之外才能过上幸福生活（Xenophon，Memor.2.1.1-20）？对于这个问题，或许苏格拉底本人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按照色诺芬的描述（Memor.1.6.15），苏格拉底说：“是我自己参政，还是我致力于培养出尽可能多的人参政，更能促进政治事务呢？”不过，说明苏格拉底何以拒绝积极参与雅典政治，还有另一个传统。据艾利安（Aelian）记载（Var.hist.2.11；参见D.L.2.34-35），有报告说，三十僭主期间，雅典几乎所有的显赫人物都遭到迫害，苏格拉底问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你还后悔我们俩从来不求声名或地位吗？”——意思是说，政治地位或名望始终伴随危险，聪明人应该过隐居生活。[13]柏拉图似乎谈及同样的论题，他让苏格拉底供认：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我走来走去，以私人身份提出劝告，干预别人的事务，却不敢参与公共事务，向城邦提意见……这是束缚我从政的理由：[14]我敢确定……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早就被处死了……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那就只能当一名平头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15]

苏格拉底这个话意味着，政治家根本不可能坚持正义和公平。或者，他迟早屈服于众人轻率而愚蠢的要求，牺牲内心的平和以换取胜利，或者，力排众议，为追求正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此看来，关于苏格拉底对积极参与雅典政治生活所采取的态度，现存的苏格拉底文献并不一致。一方面，他似乎鼓励他人参政，另一方面，却为自己不愿参政辩护，声称这会让他丧命。另外——这是苏格拉底传统的一个最微妙方面，难以理解——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颇有点儿冲突：他告诫人们谨小慎微，回避所有积极的政治生活，同时却坚持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担负着政治使命。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申辩篇》（30D-31A）里特别明显，苏格拉底自比：

附在城邦上的牛虻……这城邦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我整天不停地到处跟着你们，刺激、说服和责骂你们。[16]

曾经一时，雅典必然存在一股反苏格拉底的情绪，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便是一个例证。这种情绪似乎在平民百姓中更为流行，远甚于那些达官贵人——这种奇怪现象，或许可用一个事实加以解释：苏格拉底曾是雅典贵族一寡头政治集团的同党，因此颇得后者的青睐。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平民百姓为什么认为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前5世纪后叶，大多数贵族有可能支持“智者”和“智者运动”，为他们提供必需的赞助。这种情况看上去简直异乎寻常，因为智者猛烈批判一切社会一政治制度和传统，每每企图摧毁贵族制赖以生存的种种原则。贵族制的存在，必然依赖于对传统的本能的尊重。贵族显然没有意识到，凡损害这种尊重的东西，也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似乎喜欢那类训练，以便能在法庭或政治会议上占据某种优势（见Xenophon，Memor.1.2.15）。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些智者教育对人们所能产生的影响，必将危及他们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贵族向智者提供支持，或许使众人形成一个信念：一些智者，其中包括苏格拉底及其门徒，是民主的敌人。这一信念还得到事实的证明：苏格拉底的几个门徒或朋友，既是雅典权贵家族的成员，也是贵族一寡头势力的领袖，他们为了在政治上控制雅典，而始终与民主派分庭抗礼。还有，苏格拉底的独特风格和怪癖、奇异的外表以及经常直言不讳，不顾情面，使他在平民百姓眼里成为傲慢的贵族，一个专门诡辩的人。那些不分青红皂白，通常归之于一切智者的思想，都与他联系起来。因此，他被描绘为贵族的朋友，一个蔑视平民百姓的人、腐蚀道德的人、无神论者及辩证家。[17]

或许有人主张，柏拉图和色诺芬都身为“贵族”，故将“贵族的”或“反民主的”的情绪归于他们的偶像苏格拉底。然而，这一论证随意撇弃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安提斯泰尼绝无半点儿贵族气质，却在他的对话《阿斯帕希亚》（Aspasia）和《政治家》（statesman），[18]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里，激烈谴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派领袖。[19]一个稳妥可靠的做法是假定，苏格拉底并不完全认同雅典民主制，特别是在皮革商克莱翁（Cleon）、绳索贩欧克雷特（Eucrates）、制灯匠叙波布鲁（Hyperbolus）和制琴师克莱欧封（Cleophon）领导下，蜕化为“激进民主制”的雅典民主制。亚里斯多德说（Pol.Athen.28.1ff.）：

伯里克利担任平民领袖期间，城邦境况始终尽善尽美。他死后，一切变得非常糟糕……克勒艾奈托（Cleaenetus）的儿子克莱翁［成为］平民领袖。此人用暴戾的方法腐蚀人民，让他人望尘莫及。他是第一个咆哮公共讲坛的人，满嘴脏话，发言时外衣翻卷着围在身上，而其他人发言都是衣冠楚楚，举止文雅。其后……琴厂主克莱欧封［成为］平民领袖。然后，卡利克拉底（Callicrates）……后来，这两位领袖都被处以死刑。 因为民众即便容忍一时被蒙骗，往后却憎恨那些唆使他们做不当之事的人。 自克莱欧封之后，平民领袖的位置一直为这种人所占据，他们厚颜无耻，好施小惠，以取悦民众，心里却仅仅惦念自己的当下利益。

苏格拉底不仅不喜欢雅典民主统治在前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所采取的形式，[20]而且，对克雷特（Crete）和斯巴达的贵族或寡头统治，[21]以及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之前的雅典宪法印象深刻，颇有好感（参见Xenophon，Memor.3.5.20）。就是以这种方式，他逐渐获得“反动分子”的声名，或许，成为雅典“反民主运动”的知识领袖，前411年和前404年，反民主运动实际上短时期掌控了政治权力。苏格拉底开始为臭名昭著的“贵族”或“反动分子”所包围，诸如卡尔米德（Charmides，柏拉图的堂舅）、阿德曼图（Adeimantus）、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柏拉图及其一些他人，[22]这时，围绕他的“反民主”观点散布的流言蜚语没有丝毫减弱。色诺芬和利贝纽斯的作品亦表明，苏格拉底与声名狼藉的三十僭主首领克里提阿斯交往过密，后者得到斯巴达的支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于前404年终结，对雅典是个悲惨结局）后推翻了雅典民主制（参见Aeschines，Contra Timarchum 173）。

波吕克拉底似乎也指控苏格拉底，指责他计划并致力于推翻雅典民主制，嘲弄雅典法律和政治制度（Memor.1.2.9.也见上文注1），与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这等恶人结交（Xenophon，Memor.1.2.12ff）。关于波吕克拉底的责难，我们暂且不提，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苏格拉底倡导个人的道德复兴运动（如果这就是他的基本意图的话），或许展示了整个雅典彻底的社会一伦理或社会一政治改革。这从柏拉图的《申辩篇》30A看得非常清楚，苏格拉底显然提出自己的社会—伦理或社会—政治纲领：“我逢人就说同样的话，无论老少，也不管本邦人还是外邦人，尤其对本邦人，因为他们跟我关系近（参见Plato，Apology 30D ff）。”苏格拉底好像始终在向个人讲述，但他似乎充分意识到，他的道德教诲对整个城邦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23]“因为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柏拉图说（《申辩篇》30AB），

……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改善灵魂。我告诉你们，美德并非来自钱财，钱财和一切公私福利都来自美德。[24]

苏格拉底坚信（《申辩篇》30A），“这个发生的最大好事”，莫过于他坚持不懈地为完善公民道德而奋斗：

我为你们每个人所能做的最大善事，就是千方百计说服各位关心你们自身，关注个人琐事之前，首先关心自身，尽可能地臻于完善和智慧，关怀城邦的琐事之前，首先关心城邦本身。这就是你们做事时应当遵守的秩序。[25]

苏格拉底投身于城邦公民的道德再教育，关心雅典的社会—伦理改革，这点在柏拉图的《会饮篇》209A中得到证明，在那里，苏格拉底称城邦事务的安排“是最大的、最美的实践智慧（）”。[26]波吕克拉底谈及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人为的惨痛过失，明显斥责苏格拉底未首先向其追随者传授实践智慧和自制（，色诺芬，Memor.1.2.17；参见1.2.15），便教授“政治”，色诺芬则指出（Memor.1.2.18），首先从门徒中培养有德之辈，正是苏格拉底的夙愿。柏拉图的《会饮篇》（216AB）实质上主张相同的观点，他让阿尔喀比亚德表白，苏格拉底“逼我承认自己不应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生活，忙于雅典的事务，却忽略灵魂的需要”。不过在这里，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并非暗示我们不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同先前《申辩篇》36C的说法一样，他仅仅表明，我们关注公共或政治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灵魂的需要。

这个思想似乎也在色诺芬那儿（Memor.1.2.17-18）有所反映：

或许有人反对说，苏格拉底在教授门人政治之前，应该先教他们自制（）。对这个说法，我目前暂不答复。但是我想指出，所有老师都是学生的榜样，因为老师通过实践自己的学说来履行自己的训言。我知道，苏格拉底是其追随者的榜样，表现出高贵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还专门讨论了美德和有关人类的其他问题，才华横溢。我也知道，那两个人［即：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在与苏格拉底交往期间，都是稳重的、自制的，不是因为害怕处罚或责骂，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行为方式是最好的。

所有残存的证据中，唯独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直接谴责苏格拉底公开敌视雅典民主制。[27]相反，柏拉图的《申辩篇》则略去所有严重指控的材料。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容易解释。柏拉图的《申辩篇》不同于色诺芬的《辩护》和《回忆》1.1.1-1.2.64，它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前399年正式审判期间。不过必须承认，柏拉图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严重偏离了历史过程。我们有理由推测，审判进行期间，一般的政治赦免法仍然有效，那是在前403年5月三十僭主被推翻之后颁布的。[28]这个赦免法显然得到严格的遵守，根据此项律法，在审判苏格拉底期间，不能公开对他提出任何政治指控。[29]这或许可以解释，依照柏拉图对正式审判的记载，阿尼图斯（Anytus）为什么煞费苦心，竭力避免把整个过程变成政治事务。这也可以解开阿尼图斯的顽固之谜，阿尼图斯极力坚持，据柏拉图和第欧根尼·拉尔修（2.38和2.40）记载，应由美勒托（Meletus）起诉苏格拉底，并签署宣誓书。然而，阿尼图斯始终是整个控告苏格拉底事件背后的中坚力量。阿尼图斯在审判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也说明为什么在指控和处死苏格拉底后不久，而且当波吕克拉底用阿尼图斯充当发言人的著作《指控》（170）出版之后，苏格拉底的门徒选中阿尼图斯，将其作为他们刻意诽谤的目标。他们急切地对阿尼图斯实行报复，企图控制他，给他散布一系列故事，让他永远声名狼藉。[30]

这引出一个相关问题：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整个审判最初难道不是“政治审判”，以某种方式与前404—前403年的政治事件相联系，尽管表面上没有提出或讨论政治指控？倘若不考虑前403年的赦免法或“大赦令”（Act of Oblivion），我们可以认为，按照色诺芬、柏拉图和第欧根尼的记载，正式起诉仅包含“字面上的指控”，真正的指控或许是政治性的。阿尼图斯是“大赦令”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美勒托，这位必然被人看作“名义上的原告”，为什么极力主张控告苏格拉底“亵渎神明”。[31]似乎也是这位美勒托，同一年以同样的罪行起诉了安多基得（Andocides）。如果可以将演讲《反安多基得》（Contra Andocidem，此文归于吕西阿斯名下）看作美勒托的作品，或者是由吕西阿斯（Lysias）撰写的法庭辩词，审判安多基得时由美勒托“出面”宣读，那么，我们便能理解，阿尼图斯何以挑选美勒托作“名义上的原告”，参与审判过程，让亵渎神明的字面指控发挥主导作用。《反安多基得》的宣读者是个忠实的傻瓜，走火入魔，不可救药，恐怕正好充当像苏格拉底审判这类耻辱审判的理想工具。[32]

假定整个诉讼过程具有政治性质，我们就能解释阿尼图斯在审判期间何以行为异常（用柏拉图的话说）。因为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苏格拉底倘若逃避起诉书的表面指控，或许也就逃避了真正的指控，它们虽未写出来，却隐藏在整个诉讼过程背后。我们必然记得，美勒托竭力证实正式起诉书的讼词，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曾经一时，苏格拉底几乎被宣告无罪。[33]于是，阿尼图斯走出来，为诉讼救场。这位老道而精明的律师-政治家，发言简明扼要，必然给法庭留下深刻的印象。[34]他拒绝纠缠于诉讼的技术细节。或许，他始终牢记审判的秘而不宣的真正性质，故而向法庭指出，既然诉讼过程已经开始，而且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只可能有一种判决——有罪。[35]阿尼图斯也许争辩说：宣判苏格拉底无罪只能使事情更糟，他会继续从事破坏活动，并声言得到法律的保护。[36]从审判可能具有的政治目的看，宣判无罪将是阿尼图斯及其政治同伙的真正不幸：不仅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向雅典和全世界表明，苏格拉底及其反民主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在阿尼图斯眼里，这等于前403年恢复民主制最终完全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宣判无罪，意味着雅典人民在法庭上十分同情贵族或寡头的反动势力，同情他们最杰出的知识领袖。

贵族或寡头反动势力反对民主政制，苏格拉底则与它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交往过密，这在雅典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可以认为，苏格拉底及其朋友，应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惨败负责，接受谴责，这场战争不仅让雅典帝国几乎分崩离析，而且造成雅典民主制的垮台，并一时恢复了寡头统治。的确，颇有些意味深长的是：前393年，雅典重建长墙（the Long Walls），也就是说，雅典再一次重整旗鼓，以抗击所有的外敌入侵，诸如斯巴达这类寡头城邦，之后，雅典民主派元气复生，勇气倍增，开始对苏格拉底提出政治指控，这种事情，早在前403年，他们因为赦免令的限制而不能做，并因为斯巴达军事入侵迫在眉睫而不敢做。有些事情，前399年审判期间不能毫无顾忌地加以谈论，前393年之后，显然又能够安然述说了。倘若这一假设正确，这些事情最终似乎由波吕克拉底在《苏格拉底的指控》里说出来。

有趣的是，苏格拉底的辩护士们竭力为他洗刷罪名，企图消除他与三十僭主政权过往的种种嫌疑，尽管少有说服力。在柏拉图《申辩篇》32CD里，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件事：

寡头统治时期，有一回三十僭主把我和另外四个人召去……派我们把萨拉密人雷翁（Leon）从萨拉密捉来，因为他们要将他处死……这回，我又是不用语言而用行动表明，我是一点都不怕死的，我唯一关注的是不做任何不公正、不虔诚的事。那个暴虐的政府虽然大权在握，却没有把我吓得只好去做不义的事。 因此……那四个人到萨拉密去捉雷翁，我却走上回家的路。 为此，我也许会被处死……[37]

柏拉图引证这件事是作为一种“对应”，相应于苏格拉底前406年在著名的阿吉纽西失利将军审判中的行为。在《申辩篇》32CD谈论的事件中，苏格拉底出于正义，公然对抗暴政，而在406年的审判中，他出于同样理由公然对抗狂热的民主制，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参见Plato，Apology32B）。柏拉图的这两个论述表达一种思想：苏格拉底这类人必然与任何形式的统治发生冲突，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因此，任何确立的或历史上发达的政体，实际上并没有给真正的哲学家留位置。[38]

色诺芬的《回忆》1.2.29-38谈到，苏格拉底曾与克里提阿斯以及三十僭主其他一些成员发生严重冲撞。这次冲撞及其随后形成的敌意，完全不为柏拉图所知。事情的起因十分滑稽，甚至相当粗鄙（Memor.1，2.29）：有一天，苏格拉底训斥克里提阿斯，因为后者与欧绪德谟（Euthydemus）发生不正当关系。[39]结果，克里提阿斯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制定法律不允许任何人教授修辞术，[40]以侮辱苏格拉底（参见D.L.2.19-20；Xenophon，Memor.4.4.3）。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整治苏格拉底，只能借助民众通常指责所有哲学家的指控，将其用在苏格拉底身上。[41]他企图用这种方式让苏格拉底对民众产生偏见。[42]

苏格拉底意识到三十僭主的专制，于是指出（Memor.1.2.32）：

似乎令人惊诧不已的是……一个人，做了城邦的统治者，弄得人民越来越少，越来越贫困，自己却不知羞耻，亦不承认自己是拙劣的统治者。[43]

色诺芬继续说，这样的话自然让三十僭主大为不悦，召他进见，把法律指给他看，禁止他讲授修辞术。下面一段论述，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Memor.1.2.33-38）极为罕见的一例，证明“苏格拉底装傻”：[44]苏格拉底假装一无所知，询问禁止讲授修辞术究竟是什么意思，并通过询问证明，实施这条法律是不可能的，让卡里克勒（Charicles）陷入极大的困窘和绝境。

整个论述与柏拉图的报告（Apology18A ff.and 19 A ff.）明确呼应：苏格拉底意识到必须为自己辩护，抵制过去散播流言蜚语的那些诬陷者。色诺芬这里使用的文本，很可能是早先的，柏拉图或许也知道。可以推测，在这一文本中，苏格拉底与三十僭主的冲撞，起因于他所运用的那种修辞术和辩证法，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则是因为他坚持自然哲学。这个早先的文本或许试图表明，在寡头统治下，苏格拉底因修辞术和辩证法而遭难，在民主制度下，苏格拉底则因哲学而面临死亡。实质上，这只是同一论题的不同说法：无论寡头制还是民主制，都没有苏格拉底这种人的活路，因为他不适合于任何已知的政体。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假定，《回忆》1.2.29-38以两个早年的不同文本为依据，其中一个将卡里克勒，并非克里提阿斯，当作苏格拉底的主要对手。这个早年文本用卡里克勒（可能就是柏拉图的卡利克勒［Callicles］）取代克里提阿斯，大概是苏格拉底辩护者的一个微妙的改动，不想让克里提阿斯，苏格拉底以前的学生或者一个“苏格拉底门徒”，表现出一副丑恶嘴脸。对这种替换还可有另一种解释，即假定色诺芬所用文本企图传达一个思想：作为苏格拉底的门徒或出于对以前老师的尊敬，克里提阿斯不希望直接面对苏格拉底，因此用卡里克勒替代。这或许又是一条证据，证明苏格拉底是克里提阿斯的老师，对克里提阿斯的劣迹负全部责任。与卡里克勒的对话也使我们想起，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对付美勒托所用的装傻方式。所有这些似乎表明，有一个文本，不仅报告苏格拉底因教授修辞术和辩证法而遭受三十僭主指控，而且讲述苏格拉底自我辩护的方式。所有这些关于苏格拉底与三十僭主发生冲撞的故事，自然可以作为苏格拉底辩护士的虚构加以摈弃，为他开脱罪过，以消除曾经一时他与这些人友好往来的疑虑。

波吕克拉底在《苏格拉底的指控》（）中，指责苏格拉底曾与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交往。[45]有趣的是，他似乎对这两个人做出区分。据色诺芬报告（Memor.1.2.12ff.），波吕克拉底称克里提阿斯为“最贪婪和最强暴的人”，将阿尔喀比亚德则看作“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另一方面，利贝纽斯（92.15）谈及阿尔喀比亚德的许多渎神行为（参见Libanius，94.10；95.8），也谈及克里提阿斯“反民主行径”。[46]然而，无论色诺芬（Memor.1.2.12）还是利贝纽斯（Chaps.136ff.），都一致认为，波吕克拉底正确断言，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对城邦犯下许多滔天罪行。因此毫不奇怪，苏格拉底门人极力要为苏格拉底开脱，避开人们特别对阿尔喀比亚德叛逆和读神行为进行的一切谴责。这是色诺芬《回忆》1.2.24-28，1.2.39和1.2.48做的工作，也是埃斯基涅、[47]安提斯泰尼[48]和柏拉图[49]所做的工作。无疑，全部“阿尔喀比亚德文献”（Alcibiades Literature）实质上都是反对普通信念的文字，也就是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所表明的信念：苏格拉底必须对阿尔喀比亚德尽人皆知的堕落负责。柏拉图的或许还有色诺芬的《会饮篇》，[50]只是这些文献的两个实例。从整体看，“阿尔喀比亚德文献”并不否认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有密切联系，着重论证，他只要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之下，就始终是个善人——色诺芬说（Memor.1.2.14）：

我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在与苏格拉底交往期间，（他）是自制的，不是因为害怕处罚或责骂，而是因为相信，这种行为方式是最好的。

在《高尔吉亚》，柏拉图为阿尔喀比亚德开脱罪名，反对将雅典蒙受灾难的种种罪恶原因归之于他。柏拉图指出，这些罪恶与其说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行为造成，倒不如说是塞米斯托克勒（Themistocles）、西蒙（Cimon）、伯里克利等人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他们“让港口、码头、城墙、财源及类似东西遍及城邦，却没有给正义和节制留下任何地盘”（Plato，Gorgias 518E ff。参见Plato，Gorgias 516A ff）。同样的辩解见于柏拉图《会饮篇》（216A ff.）的一个著名段落：阿尔喀比亚德公开承认苏格拉底对他有约束：“可是一离开他，听到人家花言巧语，我就打熬不住了”（Symposium216B-C）。[51]

然而，柏拉图为苏格拉底辩解时，很少用阿尔喀比亚德作话题，远不及用其他人，例如欧克雷德（Euchdes）、安提斯泰尼、埃斯基涅等人。另一方面，两个题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对话，错误地归于柏拉图名下，与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并无关系。《阿尔喀比亚德Ⅰ》和《阿尔喀比亚德Ⅱ》为某个或某些不知名作者所撰写，其写作时间明显晚于前393—前392年；他们试图模仿柏拉图，却不理解原始的“阿尔喀比亚德文献”得以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52]柏拉图的《会饮篇》不可能写于前385年之前，却依然属于“阿尔喀比亚德文献”的一部分。柏拉图撰写《会饮篇》时，或许面临这样一种处境：为了替苏格拉底洗刷罪名，不让他为阿尔喀比亚德的恶行负责，一些苏格拉底门人将阿尔喀比亚德及其品格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团，借此暗示，这样的恶人决不可能受苏格拉底影响（这个思想也见Xenophon，Memor.1.2.13ff）。柏拉图拒绝波吕克拉底的指控，却希望公平对待阿尔喀比亚德。因此，他不否认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有交往。相反，他指出，阿尔喀比亚德并不因为这种交往而怎么样，当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交往，并受其影响时，基本上还是一个骚动不安的年轻人，怀抱鸿鹄之志和远大理想。

安提斯泰尼（参见D.L.6.18and2.61）、埃斯基涅[53]和欧克雷德[54]都写过题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对话。安提斯泰尼的对话还列数阿尔喀比亚德许多身体和智力上的特点，讲述他如何辜负了苏格拉底的栽培，结交不良，飞黄腾达，从而走向腐化堕落。关于安提斯泰尼的对话，有五种参考文献涉及：一个是萨提罗（Satyrus）的（Athenaeus，Deipnosophistae5.220）；[55]两个出于克拉底特人希罗狄库（Herodicus the Cratetean）的《与苏格拉底热爱者》（）（Athenaeus，loc.cit. ，Antisth.frag.1）；另一个见于普鲁塔克（Plutarch）的《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chap.1）；还有一个则分别见于普罗克鲁斯（Proclus，Comment.inplat.Alcibiad.Ⅰ，edit.Creuzer，114）和奥林匹多洛斯（Olympiodoxus，Comment.in plat.Alcibiad.Ⅰ，edit.Creuzer，28）。很可能，正如狄特马（H.Dittmar）指出的，安提斯泰尼在两篇题为《居鲁士》（Cyrus）的对话之一，也讨论了阿尔喀比亚德问题（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68 ff.参见D.L.6.16）。安提斯泰尼的“阿尔喀比亚德论题”，若根据残篇及其语境加以重构，其一般要点或许如下：安提斯泰尼对阿尔喀比亚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毫不留情，这清楚表明，安提斯泰尼试图证实，尽管苏格拉底做出了巨大努力，阿尔喀比亚德依然是个（不法之徒）。[56]他缺乏全面（训练），因为不守律法，缺乏节制，致使雅典惨遭不幸，灾难重重。因此，安提斯泰尼写《阿尔喀比亚德》，其基本目的首先是为苏格拉底开罪，称苏格拉底并未腐蚀阿尔喀比亚德，导致雅典衰落，这种辩护倾向，无疑为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所激发。[57]

我们应该记得，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58]或许是伪柏拉图《阿尔喀比亚德Ⅰ》（参见H.Dittmar，op.cit.144.）以及色诺芬《回忆》4.2.1-40[59]（可能还有该书的1.2.24-26）的资料来源。埃斯基涅的这篇对话将阿尔喀比亚德描述为妄自尊大的年轻人。阿尔喀比亚德自恃血统高贵，家财万贯，容貌俊美，自信既无须（自省），亦无须（自知），或无须（德性）。他不承认任何权威。据艾琉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的说法（受埃斯基涅的影响），苏格拉底似乎是唯一能够掌控阿尔喀比亚德的人。[60]色诺芬描述的阿尔喀比亚德，整体看来与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相一致。这或许暗示，色诺芬这里依赖于埃斯基涅。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同样由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引起，波吕克拉底指控苏格拉底腐蚀阿尔喀比亚德，使其成为雅典的洗劫者。因而，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主要是一部辩护性著作，大概写于前392年-前390年之间。它的洞见在于指出一个事实：苏格拉底没有指责雅典政治家。这里，埃斯基涅与《阿尔喀比亚德Ⅰ》的作者和柏拉图的《高尔吉亚》截然不同。埃斯基涅似乎避免给人一种印象：苏格拉底正如波吕克拉底指控的那样，曾经蔑视雅典民主制度或雅典民主派领袖。仅这一点便支持我们的论点：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是因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而引发的一部辩护性著作。因此，尽管埃斯基涅承认塞米斯托克勒缺乏“政治美德”，却坚持认为，他具有“统治术”（）。这个陈述恐怕也是针对《高尔吉亚》的，在这篇对话里，柏拉图否认政治家具有政治美德和“统治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同样是为了回应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写于前392年-前390年之间，即稍早于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柏拉图的《美诺篇》与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或许也有密切关系，因为两篇对话都强调（天命）。[61]

因而可以推测，欧克雷德、安提斯泰尼、埃斯基涅等人的《阿尔喀比亚德》对话，是以辩护的精神撰写的，它们或许就是“阿尔喀比亚德文献”的开始。它们似乎为苏格拉底洗刷罪名，反对人们的指控：即作为阿尔喀比亚德的老师和朋友，苏格拉底应为学生的罪恶行径负责。正如拉尔修所说（2.61），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62]深受安提斯泰尼的《阿尔喀比亚德》影响，将阿尔喀比亚德描述为急功近利的年轻人，野心勃勃、冷酷无情，他凭借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外表、智慧和财富，渴望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领袖。显然，他希望有一天，超过他的榜样塞米斯托克勒。[63]苏格拉底向阿尔喀比亚德指出，他的思想空虚而愚蠢。苏格拉底坚持说，塞米斯托克勒的政治成功得益于他严格自律、德高望众和鞠躬尽瘁。[64]确实，塞米斯托克勒最初喜欢过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活。结果，他的父亲尼奥克勒斯（Neocles）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但是，他突然激发起强烈愿望，希望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坚持不懈，努力学会控制自己，当他设法在萨拉密（Salamis）击退波斯侵略者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苏格拉底显然继续与阿尔喀比亚德讨论，问后者具有什么特殊资质，胆敢自比塞米斯托克勒。阿尔喀比亚德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塞米斯托克勒成为伟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德，他泪流满面，恳求苏格拉底为他指点出路，以求美德和卓越。苏格拉底似乎仅仅报告与阿尔喀比亚德的这次会见，然后向听众证实，这并非自己的特殊才能，而是神的庇佑让他能够暂时影响阿尔喀比亚德。这篇对话的最后几行早已脍炙人口：

虽然我不具备什么特殊知识（），可为一切人所用……但我相信，我能通过我的爱，通过不断的交往，改造阿尔喀比亚德。（）[65]

据埃斯基涅说，苏格拉底没有特殊的知识或技艺传授他人。因此，他实际上并非哲学家、智者或教师，更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老师，而是一个“有灵感的人”，其见解由他对人民的热爱所激发。在埃斯基涅那里（frag.3 Krauss），苏格拉底指出：

假如我想像出能用什么（技艺）帮助他［即阿尔喀比亚德］，那我的确应该为滔天罪行承担责任。然而事实上，我以为，这种凌驾于阿尔喀比亚德的优势是天命（）赋予我的，没有理由解释，人们何以对此惊诧不已。

《阿尔喀比亚德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因此，亦依赖于安提斯泰尼的《阿尔喀比亚德》。在《阿尔喀比亚德Ⅰ》（105DE和124c）里，苏格拉底告诉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倘若没有他的帮助，后者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苏格拉底坚持说（105A），按照他的看法，倘若阿尔喀比亚德面临选择：或者改变生活方式，或者死亡，他宁愿选择死亡。这里，我们必然想起色诺芬（Memor.1.2.16）：

我相信，假如神明让他们［即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作出选择，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生活，或者死亡，他们宁愿选择死亡。

因此可以认为，《阿尔喀比亚德Ⅰ》和《回忆苏格拉底》1.2.16都依赖于某种安提斯泰尼传统。[66]

分别归属于安提斯泰尼和埃斯基涅的两篇对话《阿尔喀比亚德》，实际上是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由后者叙述，试图描述他与阿尔喀比亚德私人交往的性质。在安提斯泰尼的《阿尔喀比亚德》里，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采取苛评阿尔喀比亚德的形式，[67]而埃斯基涅的《阿尔喀比亚德》则试图表明，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往有何目的，他对后者产生什么影响。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苏格拉底门徒的辩护方式：倘若阿尔喀比亚德听从苏格拉底的劝告，其行为将是明智之举。这些辩护士似乎断言，苏格拉底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时间短暂，不久，后者显然避免与苏格拉底交往。[68]然而，苏格拉底不应为此受责。[69]因此，讲述苏格拉底的《阿尔喀比亚德》和《会饮》等文献，基本上应该理解为替苏格拉底进行一般辩解的特殊层面。[70]伊索克拉底（Isocrates，Busiris5）似乎提出一个解释，说明《阿尔喀比亚德》文献的辩护倾向，他谴责波吕克拉底以指控苏格拉底为目的：

你让阿尔喀比亚德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尽管众所周知，他从未受教于苏格拉底。然而，恐怕人人都同意，阿尔喀比亚德显然比他的同代人优秀。假如死人有判断力，能够判断关于他们的种种言论，那么，苏格拉底或许因为你的指控而感谢你，犹如感谢那些试图颂扬他的人那样……[71]

因此，最让人惊讶的是，除了一段令人不快的简短文字（参见Memor.1.2.12-48），色诺芬的《回忆》并没有直接涉及阿尔喀比亚德论题，尽管人们对此满怀期待，希望色诺芬能比其他人提供更多信息。或许，《回忆》3.7.1-9能够解释这种异乎寻常的遗漏。这段文字包含了苏格拉底与卡尔米德的对话，前者鼓励胆小却自负的卡尔米德从政。苏格拉底提出的种种论证，我们发现至少有三个大概取自古老的《阿尔喀比亚德》对话。[72]因此，在《回忆》3.7.1-9，色诺芬似乎受最早的苏格拉底派的“阿尔喀比亚德传统”影响。色诺芬唯一的创新是：用卡尔米德替换阿尔喀比亚德。替换的理由不难猜测：波吕克拉底指控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往，色诺芬企图为苏格拉底开罪，便在《回忆》中干脆挥刀裁剪，凡明显涉及阿尔喀比亚德或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谈的文字，统统加以铲除。[73]他这么做，试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苏格拉底从未与阿尔喀比亚德交往过，由此推论，波吕克拉底的指控没有根据。这套说法，同样适用于色诺芬的《会饮》，显然出于同一理由，色诺芬用卡尔米德替换了阿尔喀比亚德。[74]第三处替换可在《回忆》4.2.1-40发现：欧绪德谟替换了阿尔喀比亚德。[75]在《回忆》4.2.1-10的欧绪德谟背后，我们不仅发现了阿尔喀比亚德，而且还发现无法验明身份（identification）的其他一些人。至于色诺芬为什么选择卡尔米德和欧绪德谟替换阿尔喀比亚德，除非我们承认，两人的某些品性与阿尔喀比亚德相同，否则无法解释。[76]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色诺芬的《回忆》1.3.1-4.8.11和《会饮》中，引人注意。充分解释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要认识到，色诺芬力图避免同时提及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问题首先是波吕克拉底提出的，色诺芬用最极端、最素朴的方式加以处理：干脆祛除阿尔喀比亚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回忆》1.2.12-39隶属于最初独立的苏格拉底派的《申辩篇》（Apology），色诺芬在此承认，阿尔喀比亚德曾经寻求与苏格拉底交往：但是，他坚决否认，两人曾有过真正的亲密关系。据色诺芬（Memor.1.2.15）说，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交往只是为了“精于言谈和行动，无与伦比”。然而不久，他便“离开苏格拉底，从事政治了，［他］恐怕决不会为此去寻求伙伴的”（Memor.1.2.16；参见1.2.47）。在他“与苏格拉底交往期间，能够借助苏格拉底的榜样，控制［自己的］邪恶习性”；然而，离开苏格拉底之后，“他逐渐忽略自己的职责”。[77]“难怪，特别自［他］长时期不和苏格拉底在一起之后，就变得倔强任性了”（Memor.1.2.25）。

因此，“谈及阿尔喀比亚德时，不能说［他］与苏格拉底交往，是因为［他］喜欢他……”（Memor.1.2.39）[78]

色诺芬的《回忆》涉及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交往的文字，仅此一处。这个情形只能借助一个事实说明，即《回忆》1.1.1-1.2.64最初是一篇独立文章，与《回忆》的其他部分不同。既然《回忆》1.1.1-1.2.64直接针对波吕克拉底，所以它们不能完全忽略阿尔喀比亚德，或者用另一个人替换他。

柏拉图（Apolegy33A-34C）似乎也触及“阿尔喀比亚德问题”，他让苏格拉底说：

……我从未作过丝毫让步，无论是对那些被我仇家指为我的弟子的人，还是对其他人。我从来没有固定的学生，不过，如果有人愿意来， 听我讲如何执行我的使命……我不会拒绝。任何人，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准许来）。而且，无论他变成好人还是坏人，都不能由我负责。 因为我从未教授他任何东西，也没有对谁作出许诺。要是有人说，他私下从我这里学到或听到一些东西，别人都不知道，那是说瞎话（参见Aeschines，frag.4［edit.Krauss］）。

在归属安多基得（Andocides）名下的著作里，我们发现一篇《反阿尔喀比亚德》（Contra Alcibiadem）。[79]尼基亚（Nicias）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著名争论（Thucydides6.9-32）所触及的一些问题，在这篇演说中似乎也有体现。[80]据《反阿尔喀比亚德》（21）（同修昔底德6.15）记载，对于阿尔喀比亚德，雅典民众百感交集，充满愤怒、屈从和恐惧。演说还指出（Contra Alcibiadem16），阿尔喀比亚德“反对将自己混同于他的雅典同胞，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说他略高一筹，都不允许”，修昔底德（6.16）则说，人称阿尔喀比亚德“为自己的地位颇感自豪”，“拒绝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地位”。无论在《反阿尔喀比亚德》（21-22，25-32）还是在修昔底德的著作（6.16，6.15，6.12）里，阿尔喀比亚德都为自己的业绩自吹自擂，吹嘘为choregos（指挥家），奥林匹亚的胜利者。最后，《反阿尔喀比亚德》（24，27）的作者和修昔底德（6.16）明确指出，民众坚信阿尔喀比亚德有称霸的野心。尤其修昔底德，不仅表明，雅典人民“怀疑他［阿尔喀比亚德］有称霸的野心，因而憎恨他”，而且主张（6.53），雅典人认为他是第二个佩西司特拉托斯（Pisistratus）。

显然，《反阿尔喀比亚德》（24）的作者不是激进的民主派人士，这可从Contra Alcibiadem1和2得知，作者在那里谈到自己，谈到身为贵族（）的听众。他直言不讳地谈论阿尔喀比亚德：“这个城邦将经历此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将来，他要为这些行径负责，以至于不会有人再想起他以前的恶行。”[81]另一方面，《反阿尔喀比亚德》最引人注目的遗漏，是完全没有涉及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关系。对这个惊人之举，有若干解释：关于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往的许多事件——也是依据苏格拉底派的“阿尔喀比亚德文献”——作者可能不知道。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反阿尔喀比亚德》写于“阿尔喀比亚德文献”形成之前（A.E.Raubitschek，op.cit.206）。或者，作者像色诺芬一样，并出于同样的理由，抹去涉及苏格拉底的所有资料，将他与阿尔喀比亚德彻底分离。或许，这也说明一个奇怪的事实，即作者闭口不谈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治活动：假如他真与苏格拉底有什么联系，这些活动很可能严重玷污苏格拉底。这里，我们再次明显遭遇苏格拉底派的普遍传统：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绝无密切关系，苏格拉底决不应该因为阿尔喀比亚德的暴虐行径而受指责。

阿尔喀比亚德论题似乎源于这样一种说法：作为阿尔喀比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应为前者的罪行负全部责任。实质上，它是为苏格拉底辩解的一个重要方面，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认为，这个说法最早是由波吕克拉底明确提出的。这又为我们提供全部“阿尔喀比亚德文献”起源的最早时期。

与苏格拉底辩解的政治内涵相联系，最后或许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前399年的审判讲出了所有一切吗？我们知道正式“起诉书”的文字及内容。至于我们获知的这份“起诉书”的信息正确与否，目前没有正当理由加以怀疑。我们也知道，依据前403年的赦免法，不能对苏格拉底提出政治指控，至少在前399年不行。阿尼图斯是这个赦免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一个阿尼图斯，也是起诉苏格拉底背后的中坚力量。因此，有理由设想，当他被迫遵守自己的赦免法时，是多么痛苦。正式“起诉书”本身不涉及苏格拉底的任何“政治罪行”，这一单纯的事实不说明任何问题。“起诉书”很可能只是“字面的起诉”，公开审判时由美勒托宣读和起誓。这可以解释，色诺芬（Memor.1.2.62-64）为什么坚持认为，“照起诉书提出的指控，不必施以死刑”，而且可以解释，阿尼图斯为什么，据柏拉图说（Apology 29C），不顾一切法律手续和具体规程，在审判期间力主用死惩罚苏格拉底（参见Apology36AB；30B；31A）。然而，色诺芬和柏拉图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勇敢的人为自己辩解，反击那些无聊指控，所期望的唯一东西就是居高临下和佯装无知的幽默格调，柏拉图将其再现出来，却似乎没有完全理解，不知其真谛所在。这或许全新地阐释了柏拉图所刻画的苏格拉底的特性，即所谓的苏格拉底装傻，[82]特别涉及到它得以产生的特殊环境。

苏格拉底审判一再拖延，直至驱逐三十僭主，恢复雅典民主制后的第四年。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赋予太多的意义。[83]前404—前403年的革命与反革命，使雅典法院的日常工作陷于混乱，倘若不是完全停止的话。依照前403年赦免法或大赦令，[84]凡前403年夏季以前（即任命欧克雷德为执政官以前）发生的行为，都将予以排除，不作为控罪的依据。[85]雅典法官必须保证，凡以欧克雷德执政前的事实为依据的起诉，均不予受理，除非指控对象是三十僭主、十一人、比雷埃乌（Piraeus）十人，以及赦免法明确排除的某些人。[86]法庭审判官同样必须格守一年一度的誓言：“我将不会铭记过去的错误，亦不会怂恿别人记住这些错误。”[87]根据塞拉绪布鲁（Thrasybulus）的亲密朋友阿基努斯（Archinus）的提案，另一部法规得以颁布，准许每一个被告的特殊请求，驳回一切针对欧克雷德执政前的行为所提出的起诉。[88]

一旦恢复民主制，并再次启用以前的德拉科和俊伦法律或条例，就必须彻底修订和编纂全部雅典法典。为此目的而任命的特殊委员会没有完成任务，直到后来某个时候。人们很快发现，先前的一些法规与刚刚通过的赦免大法相冲突。依据蒂撒迈纽（Tisamenus）的提案，通过一项法律，准许修改德拉科和梭伦法典。于是，设立由五百人（或议员）和五百立法者（nomothetae）组成的机构，审查古代法典和新颁法规。所有获准法律，都刻在嵌花拱廊（Stoa Poikele）的墙壁上。最高法院（the Areopagus）欣喜地看到，它们得到严格遵守（参见Andocides，Demyteriis 81 ff）。最后，颁布了两个终结性法令：第一个法令禁止法官依据非近期公布的法律断案，亦禁止法官批准他人这么干（参见Andocides，op.cit.87）；第二个法令规定，凡“旧民主制”时期进行的司法审理，统统有效，而三十僭主期间通过的一切法规，则正式予以废除（参见Andocides，op.cit.87；Demosthenes，Contra Timocratem 15）。

颇为奇怪的是，根据前403年的赦免法及随后的法律改革，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应该算得上满篇政治指控。文中，苏格拉底成为仇视雅典民主制的敌人，他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合伙，不仅计划，而且造成雅典民主制于前404年倒台。由此看来，后期智者（the Late Sophist）自以为不受赦免法约束，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官方身份。因此，他们可以公开谈论正式审判期间不能起诉的一切事情。有把握认为，阿尼图斯及其同伙依然记得“一位［民主制度］恢复者”的命运。据亚里斯多德记载，当这个人：

违反赦免法，开始抱怨时，阿基努斯将他带到议事会前，劝议员不经审判便将其处死。阿基努斯成功了，因为他对议员们说，现在正是他们表明是否愿意拯救民主制，恪守自己誓言的时候。假如放了这个人，无异于鼓励其他人仿效。若杀T他，当警告所有人。果然如此。杀了这人之后，再没有人胆敢破坏赦免法。[89]

波吕克拉底提出的政治指控无疑性质严重，而且，倘若他指控时用的材料源于苏格拉底派，而不是——事实上似乎是——安提斯泰尼一犬儒派（Cynic） ，恐怕更严重。波吕克拉底与色诺芬之间发生的笔墨官司，其全部问题的关键，似乎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波吕克拉底的一些指控或说法，还有色诺芬的某些反驳，根据都是似乎占据统治地位的安提斯泰尼来源。不过，这点并非证明，波吕克拉底和色诺芬采用的安提斯泰尼资料本身是“非苏格拉底派”的，或者，它们与苏格拉底的真正学说相冲突，无论什么学说。安提斯泰尼及其直接追随者，或许就是苏格拉底的相对忠诚的门徒，即使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夸大了苏格拉底的某些观点，推出极端的结论，或者激进地加以应用，远远超出苏格拉底原来的设想。然而，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安提斯泰尼，或许还有苏格拉底，自命社会改革家。社会改革家竭尽全力，批判或谴责现存的社会、道德、政治或法律制度，很容易为他们的同代人视为革命者，因而，亦是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者”。

波吕克拉底的政治指控倘若是真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支持它们——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苏格拉底审判，尤其是围绕苏格拉底的文字之争，主要不是哲学争论（philosophensreit），首先则是雅典贵族一寡头派与民主派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前399年的苏格拉底审判是政治审判，这个思想似乎从阿尼图斯的暗示（Plato，Meno 95A）得到支持：有一天，苏格拉底终因“得罪人”而吃苦头。[90]可以推测，这段话指苏格拉底污蔑雅典民主制度。相反，柏拉图《申辩篇》的证据似乎反对“苏格拉底审判是政治审判”的假设。这里的苏格拉底再三表示，他遭受起诉，是因为他作为哲学家或智者，人们长期对他抱有成见。因而可以认为，假如真正的罪过是（敌视民主制），苏格拉底恐怕就不会坚持，起诉他的实际借口是亵渎神明。由于前403年大赦令的限制，阿尼图斯、美勒托、吕康（Lycon）等人无力将苏格拉底审判变成政治事务，同样，柏拉图或许出于自身的理由，亦避免触及苏格拉底指控的政治性质。[91]

前403年5月，贵族一寡头派失败，民主力量胜利，苏格拉底，这位被人认作最有影响的贵族知识领袖，注定厄运临头，无可挽救。也许，与波吕克拉底的指控相关的种种问题，最好用下述方式解决：波吕克拉底的一般指控，即苏格拉底计划并现实地（或许凭借朋友、门人、信徒、同党等）造成雅典民主制于前404年垮台，从整体看，很可能有历史事实为依据。[92]普鲁塔克（Cato23）报告说，大加图（Cato the Elder）认为，

苏格拉底是非凡的空谈家，企图发挥最大能力，废除它的［民主制的？］习惯，规劝民众反对现存法律，从而成为城邦的霸主［寡头领袖？］。[93]

普鲁塔克的这番话，或许反映了全部苏格拉底争论的政治内涵。然而，为了具体证实这个一般指控，波吕克拉底运用各种事例，而且，为了支持他的“事项清单”（bill of particulars），他列举一些专门事例，所有这些事例很可能都取自安提斯泰尼。

即便假定，波吕克拉底对苏格拉底的一般指控从历史看是正确的，波吕克拉底所运用的材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派的，将“叛国者”之名加于苏格拉底恐怕还是过于天真。从前7世纪到罗马征服，希腊历史主要是一系列政治杀戮、放逐、抄没、密谋与反密谋。城邦的“民主”因素——工匠和小贩、工人、零售商、水手、渔夫，总而言之，最卑贱的手艺人（或demiourgoi） ，还有被人叫做“佣人”（thete）或“做活人”的全体雇工——突然发现是有才干的领袖或组织者。由于前8世纪和前7世纪希腊经历的经济变化，“民主”因素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力量。从那时起，城邦分成两个阵营、两个派别：旧贵族或旧寡头与新兴“民主派”。在希腊某些城邦，寡头或贵族必须面对圣坛郑重发誓，永远仇恨人民和民众运动，毫不留情地予以灭绝，坚决抑制“民主派”力量的兴起，因为在民主派眼里，高贵的出身和巨额的财富都一钱不值，毫无意义。这些党派斗争和党派仇恨时常采取族群仇杀的形式。在所有这些革命和反革命的过程中，人们听见残暴的狂笑和凶猛的咆哮，让人毛骨悚然，血液凝结。要理解在这些政治动乱中，人的情感达到什么程度的非人的极端，人们只须读读修昔底德，他有许多文字讲述国外战争如何加剧国内冲突，骇人听闻。前6世纪后半叶开始，雅典贵族和寡头寻求斯巴达介入，以求政治控制或维持他们对抗“民主派”的力量，这逐渐成为雅典的实际。至少在古人眼里，这种行为并非通常意义的“叛逆”（treason），或者还应该说，当时该词亦没有现代的和丑恶的意味。在许多残酷的政治内斗（希腊城邦史的特征）中，这种行为被广泛接受并频繁采用。 自然，如果这些方法失败，政变的凶犯常常被胜利一方无情地加以清除，主要不是当作“叛国者”，而是当作失败的政治运动或派别的同党，胜利一方对他们报仇雪恨，不共戴天。

雅典史和雅典政治发展的研究表明，城邦并非唯一需要雅典公民献忠心的机构。[94]雅典公民成为城邦成员之前，早已是氏族（phratria）、[95]宗族（genos）、部落（phyle）、家族（oikios）这类血亲组织的成员了，或许，还是某一宗教团体的成员。[96]撇开这些种类繁多、较为有形的“团体”，我们在雅典——与其他地方一样——还发现有些团体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97]这里的成员完全出于自愿，他们走到一起，凭借的是忠诚、共同兴趣、同等社会地位，常常还需要年龄相近。[98]这些“友谊团体”激励出成员的忠诚和依附性，极其强烈。[99]因此不足为怪，这些友谊社团的成员身份，往往比公民身份更珍贵，人们依附这个城邦，主要与他隶属一个或几个这类小社团有关。[100]这些不同的小团体，不仅程度不同地与城邦竞争，而且彼此竞争，争夺雅典人的忠诚。有时，它们甚至强迫成员奉献忠心，哪怕与忠于城邦发生冲突。[101]

这些小团体也叫做“帮会”（club或hetaireiai） （参见Aristotle，Pol.Athen.20.1），在具体生存方面，它们明确表现出不同的旨趣、信念、教育，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借以将城里人与乡下人加以区别。也区分出受过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明白者与迷信者、保守的思想者与进步或激进的思想者、地主与“无地”者、贵族派与“民主派”等。[102]希腊自古就存在许多形形色色的私人会社或自由社团，通常带有宗教、功利或感情的色彩。在荷马时代，大多数杰出的武士通过特殊纽带组成hetairoi（武士会），认定自己的职责就是拥有共同的朋友，拥有共同的敌人。后来，出身富贵的人结成“帮会”，成员彼此间不仅在危难时刻、法律诉讼、政治谋划等方面鼎力襄助，[103]而且定期会饮，寻欢作乐。除了这些“帮会”，我们还发现一些名叫“thiasoi”的会社。它们可以追溯到荷马以前，甚至追溯到希腊以前，一些人组织起来，以便继续崇拜那些遭受官方排斥的神明。

有些帮会逐渐衰落，变成团伙，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寻求纯粹的肉体快乐。[104]其他帮会，特别是港口、商业中心或工业区的一些帮会，不断发展壮大，在希腊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商业地位，成为所谓“商会”（business-associations）的先驱。此外，属于同一民族、职业或宗教的人，组成特殊的社团，具有自己的长官、“章程”和例会。外籍商人及其仆人或奴隶，经常身着异域服装，定期聚会礼拜堂，举行他们本国的宗教崇拜。哲学家赶时髦，很快便成为“学派首领”，他们为忠实的朋友或门徒相伴随，远离社会，愿意离群索居，闭门独处，不愿去会场（agora）、运动场（palaestra）或商店。

在雅典长期而动荡的法制史进程中，一些小组织或“帮会”，尤其当它们为共同的政治行动联合起来时，成为雅典城邦内部政治分野的基础，即寡头或贵族派与民主派。[105]这种状况应该清楚地表明，雅典的“党员”（Partyman）如何狂热地依附于他的“帮会”，依附于他的政治派别，而不是城邦，修昔底德对此有过精彩描述（3.82）：

纵观整个希腊……我们目睹了种种政治动乱。 民主派领袖到处设法求助于雅典人，寡头派领袖则忙着邀请拉克代蒙人（Lacedaemonians） ……尤其战争期间，那些希望闹革命的人，很容易利用机会去动员他们。经过这种暴乱，许多可怕的灾难降临城邦……许多城邦分崩离析……因为他们［领袖们］ 的策划处心积虑，他们的残酷报复骇人听闻……鲁莽蛮干被当成勇气，被看作对朋友忠诚……任何人进言掌握分寸、避免残忍，都将视为破坏本党……血亲关系不及党派关系牢固。然而，结成这些党派……目的是对抗法律。［这些“帮会成员”］彼此信任的基础……是……他们流瀣一气，共同参与非法活动……誓言有效， 只是因为没有其他路子……发生这些行为，是因为疯狂追逐权力，满足贪欲和野心，也是因为党争剧烈。许多城邦领袖……或者倡导人民享有政治平等，或者主张温和的贵族统治， 只不过是开空头支票，侈谈共同利益，实际上，他们在欺骗人民。他们……不择手段， 以求达到［ 目的］……做最可怕的事……［做］让他们党派……高兴的事……两派都没有虔诚可言。那些满嘴漂亮语言，巧妙掩盖罪恶目的的人，更受到称赞。……形形色色的罪恶，就是以这种方式从遍及希腊的动乱中滋生出来。

修昔底德的话充分表明，雅典与其他地方一样，对党派的赤胆忠心与“爱国主义”互不相容。[106]尽管面临外敌的巨大威胁，甚至可能灭亡，国内辩论和党派斗争仍然继续，永无休止。相反，当历史学家叙述敌方攻击某一城邦时，每每暗示城内的某一党派，准备将城邦出卖给敌人，以便获得对城邦的控制权，倘若必要，不惜请入侵者襄助。[107]甚至没有政治创伤或不图报仇雪恨的人，也会因为同情其他城邦的制度揭竿而起，武力反对自己母邦。政治党派宁愿丧失国家独立，亦不愿看见敌对党派胜利。布拉西德（Brasides）不是认为，屈从政敌“比屈从外国势力更可悲”吗（Thucydides4.86）？通过这些残酷的党派争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责难，我们看到，对任何满怀政治热情或政治抱负的雅典人来说，“城邦”概念或“爱国主义”概念必然具有特殊含义。无论民主派还是寡头派，其领袖同党徒一样，似乎完全为党员的忠诚所激励，热血沸腾，而不会出于爱国主义，效忠或依从既定法律或现存政体。[108]

现代一些历史学家，走火入魔，总把雅典等同于雅典民主派的事业。同时，谴责寡头派亲拉科尼亚人（Philo-Laconians），反对雅典人，或者是“叛国者”。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民主派事业便与城邦概念相吻合。不幸的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民主派像寡头派一样，对雅典只倾注一种爱——渴望完全统治它。这种统治一旦受威胁，民主派与寡头派将不惜一切，力求维持自己的优势：任意杀戮或放逐大批本邦公民，只要他们心存异见，或者，像通常居于少数的寡头派那样，出让雅典帝国，将雅典城邦出卖给斯巴达，或任何外国势力，只要它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野心。然而，“民主派”的记录同样令人困惑。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通常被看作雅典民主制的创立者，显然，曾企图将雅典出卖给波斯人，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参见Herodotuss.73）。菲东（Phaidon）因反对克里提阿斯而成为十人之一，前403年受命与民主派媾和，他滥用职权，企图挑唆斯巴达重新反对雅典。他的阴谋败露，便设法招募外国雇佣军反对自己的母邦（参见Lysias，Oratio12.55ff）。恐怕很难坚持，像惩处阿吉纽西将军的挑拨者卡利克森（Callixenus）、与这些不名誉事件有关的阿尔基德（Arehedemus）、克利吉尼（Cleigenes，Cleisthenes）、厄庇根尼（Epigenes）、或德谟番图（Demophantus，Demophanes）这种人——他们出于民主热情的一切与三十僭主的背信弃义如出一辙——就是雅典爱国主义者。[109]

因此可以认为，苏格拉底的政治活动期——无论公开还是隐秘——从整体看，是广泛的内部动荡期，忠于党派常常等于背叛城邦。修昔底德（2.65）似乎支持这一观点，据他记载，雅典人“关心个人得失和梦想，因而为了自己及其同盟，采取不正当手段。这些手段一旦成功，将给他们带来名誉和利益，倘若失败，则必然伤害城邦……”各党派均无视城邦的需要和利益，利用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企图无情地镇压一切反对派，致使城邦逐步走向毁灭。的确，很难发现，这一时期有哪位著名的雅典政治家，其行为动机不是出于党派观念，或出于对城邦某一党派的忠诚。的确，那些人的政治行为，很少与我们的爱国主义或效忠国家的观念相一致。而且，倘若里通外国能够带来希望，使其政治上统治城邦、击败政敌，那么，很少有人会迟疑不决，畏首畏尾。显然，他们不会让任何爱邦之情妨碍其实现党派野心。在他们看来，城邦主要是提供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机会的场所，并非精忠报效或奉献的对象。另一方面，政治党派同“帮会”一样，在古希腊表示不同的意义。古希腊人相信，要成功地获取个人利益，必须追随具有相似社会、文化、政治或经济信念的人，至少在苏格拉底时代，他将个人抱负和前途，或与民主派或与寡头派的事业等同起来。两派彼此充满刻骨仇恨，因此，他将最持久的忠诚献给其中一派（参见N.M.Pusey，op.cit.230 ff）。正是这种敌对党派的仇恨，使各派能够对其成员施以长期而深入的控制。

刚才说过，狂热的党派政治使雅典长期陷于政治动乱，由此看来，审判和谴责苏格拉底很可能是他的政敌——民主派——策划的，民主派纯粹是报复可恶的寡头派，为他们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复仇。因而，苏格拉底审判恐怕是“政治审判”，[110]或者更确切说，是“党派审判”，尽管已恢复的民主制各派，借助无关痛痒的表面指控，成功掩盖了这些诉讼的真正目的和性质。我们只须想一想卡利克森和阿尔基德这些“民主派”的卑劣行径：在审判阿吉纽西失利将军期间，他们以惩治所谓的“玩忽职守”为由，疯狂地发泄党派私愤，全然不顾已制定的法律，将这些将军处以死刑。[111]毫不奇怪，苏格拉底反对这一做法，或许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践踏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与这些将军属于同一个政治团体。[112]他觉得，他们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113]那时，苏格拉底任国民大会“主席”，至少是议事会成员。实际上，他企图在最后一刻，抓个狂热的民主分子作祭品。他性格怪癖各色，招致“至高无上的民众”——那时是民主派掌权——不快。民众恨他，要求把站出来反对公认的“民众意志”的入视为卖国贼。他们或许觉得，他企图凌驾于民众意志之上，表现出对民众极其蔑视（），对雅典民主制度极其蔑视。[114]毫不奇怪，随后他便具有（仇视民众），同情反民主或寡头势力的嫌疑。他于前406年的抗议更多反映的是党派忠心，而不是严格遵纪守法。因此，假设民主派前399年指控苏格拉底背后隐藏同样动机，无非是诸多残酷复仇行为的一例，恐怕并非牵强附会。只要可能，掌权的政党必定要向其他党派及其成员报仇雪恨。[115]显然，实践中所运用的手段，完全不考虑通常的所谓法律、正义和公平。这些“技巧”（technicalities），必然服从于狂热的政党政治和卑鄙的党派忠诚，它们似乎滋生出对异见人士的刻骨仇恨和残酷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哀叹，有关历史上苏格拉底审判的确认事实竟如此稀少。最近，两位著名学者引用重要证据，证明苏格拉底从未替自己辩解[116]——其姿态好像支持这样一种理论：整个审判是“党派事务”。因为面对党派偏见和党派复仇，辩解无异于让自己出丑，毫无用处，[117]倘若不失体面的话。其实，审判结果早就事先决定好了。可以证明，在柏拉图《高尔吉亚》里（486AB），卡利克勒以先知的口吻，勾画出苏格拉底全然无助的悲惨（想像的）景象：某一天，他被法庭传唤，茫然不解，张着大嘴站在那儿，不知说什么——而且，就这样被定了罪。[118]稍后，在同一篇对话里（526E-527A），苏格拉底逐字逐句重复卡利克勒前面的话，描述卡利克勒在死亡审判面前的无助，借以回应。[119]由此可见，恐怕很难坚持，柏拉图的《申辩篇》有历史真实性。不仅如此，还有直接证据，提莱的马克西姆（Maximus of Tyre）明确指出，苏格拉底没有替自己辩护，“泰然自若，一言不发”。[120]马克西姆的话也许是对的。苏格拉底知道他的政治死敌完全控制了局面，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既不要希冀正义，也不能期待宽恕，他采取蔑视的态度，宁愿保持沉默，亦不愿低三下四地为自己求情，只落个听人叱呵或嘲弄。[121]

要支持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论点，我们可以引证大量各不相同的“演讲”和“申辩”，它们或归于苏格拉底名下，或由他人为苏格拉底应对审判而设计，或后来别人替他所写。这或许表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苏格拉底自己的演讲。“苏格拉底申辩”最终成为普遍的学校论题，用来训练初出茅庐的修辞家，甚至制订了特殊规则，指导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它。[122]色诺芬（Defence1）暗示，当他写《辩护》时，已经有好几个苏格拉底的申辩了；据提莱的马克西姆报告，他那个时代，有相当数量的苏格拉底申辩正在撰写之中（Oratio1.1）。大量的苏格拉底申辩不断出现，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苏格拉底在前399年正式审判期间的自我辩护，原本就不存在。残存的苏格拉底申辩，不仅手法各异，内容也大相径庭，因此很难说明，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否做过一次持续的演讲，为自己辩解。

详细讨论苏格拉底争论的政治背景，需要专门的历史研究，因而超出本书的特定范围。不过，可以这样假定：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在雅典特殊的政治生活中，恐怕主要是个政治人物，而非哲学人物。[123]苏格拉底本人也承认（Plato，Gorgias521D）：

我以为，在实践真正的政治技艺者当中，我是唯一的雅典人，或者，几乎是唯一的。我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不过，我说话不是为了博人欢心……我关注的是最好，不是最快乐……

按照苏格拉底同代人的意见，他恐怕首先是党派成员，倘若实际上并非贵族一寡头反动势力或党派的知识领袖的话。[124]从伊撒哥拉（Isagoras）时代（前508—前507年）起，这派势力便开始反对克莱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并反对随后厄菲亚尔特（Ephialtes）、伯里克利、克莱翁、欧克雷特、叙波布鲁、庇桑德（Peisander）、卡利克拉底、克莱欧封等人的发展。在这场斗争中，寡头派几次寻求斯巴达的武装干涉，以获取或重新获取雅典的政治控制。苏格拉底似乎同情贵族一寡头势力，并在那里发现大多数朋友和追随者。[125]因此，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2.106and3.6）提供有趣的信息：

赫谟多鲁（Hermodorus）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或许“苏格拉底派”］警觉到霸主（tyrants）的残忍，去了他那儿［指麦加拉的欧几里德］。

“霸主”可能指已恢复的“激进民主制”的领袖，他们显然对苏格拉底派采取威胁态度，将其看作寡头反动势力的同党。赫谟多鲁的话暗示，苏格拉底派逃离雅典是作为“政治避难者”，全部苏格拉底问题的基础是严重的政治争论，它具有残酷的党派之争所具有的一切丑陋特征。

前399年的著名审判大概是政治审判，之后，贵族一寡头派成员与民主派成员围绕苏格拉底展开了一场所谓文字大战。显然，是寡头派挑起的这场文字争论，他们抛出大量政治书册，很快就变成大量的苏格拉底申辩。民主派成员随即回应，以后期智者为代表，特别是波吕克拉底，称苏格拉底为“卖国贼”，策划并积极酿成雅典的最终失败，并建立以三十僭主为首的寡头统治，斯巴达军队驻守雅典，保护并支持三十僭主。贵族一寡头派成员有柏拉图、[126]色诺芬和埃斯基涅，或许，甚至还包括安提斯泰尼，[127]他们为苏格拉底做文字辩解。他们大概无法拒绝民主派提出的政治指控，便将申辩建立在这一观点上：从人格看，苏格拉底是最优秀、最正直的人，他为公民的利益奋斗一生，追求哲学真理以及正义而善良的生活。然而，在苏格拉底身上主要看到的是政治形象，并非哲学形象，这一论题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同当时许多著名人物一样，他也对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感兴趣。我们只须记得，伯里克利虽然是著名的政客或“政治家”，却也表现出对哲学和哲学沉思的浓厚兴趣，有事实证明：他始终与阿那克萨戈拉、奥阿的达谟尼德（Damonides of Oa）以及普罗泰戈拉等人保持交往。

苏格拉底的辩护士无法拒绝民主派提出的政治指控，这在色诺芬那特别引人注目，他处理波吕克拉底“指责”的方法让读者觉得那些“指责”都有事实的依据。细致的分析将揭示，他提出质疑的仅仅是对事实的蓄意歪曲和从中得出的结论，但从未真正否认这些事实。除非这些东西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为众人所知，难以否认，否则，色诺芬恐怕不会承认它们。

这些辩护士最初是苏格拉底的“品德见证人”，[128]后来逐渐将“政治家”苏格拉底变成一位崇高而理想的哲学家。然而，首先将苏格拉底看作“政治家”，似乎忽略了前5世纪后叶喜剧诗人的“证言”。[129]阿里斯托芬的《云》大约写于前424—前423年，流传给我们的版本显然是后来对原作的修改本，柏拉图知道这个原作，在《申辩篇》中（19B）还有过争论。我们可以假设，现在（正当言说）与（不正当言说）之间准哲学的长篇讨论（Clouds889-1104），原来是另一段，讲述苏格拉底继承了卓绝的煽动诱惑传统，企图让坏事貌似好事（参见Plato，Apology 19B）。前424—前423年，阿美帕西阿（Ameipsias）创作了他的《考努斯》（Konnos），剧中，少数人（或许是贵族一寡头派党徒？）将苏格拉底称作最杰出的人物，多数人（或许是民主派党徒？）则把苏格拉底说成天生的大傻瓜。两年后（前421年），欧波利斯（Eupolis）在《马屁精》（Flatterers）里，将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贫贱的清谈家，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是不关心自己（犬儒派及一切理想的社会或政治改革家的特征）。与阿里斯托芬不同，阿美帕西阿和欧波利斯似乎并不认为苏格拉底是智者或自然哲学家，而认作所谓的政治鼓动家或社会鼓动家。因而可以猜测，在前420年左右，苏格拉底人格的一般特征，以及《考努斯》和《马屁精》所描述，柏拉图《申辩篇》为其提供证据的种种活动，为雅典人家喻户晓。阿美帕西阿和欧波利斯的证据，如果严肃对待的话，与我们所说的“苏格拉底首先是政治人物”的观点并不矛盾。苏格拉底竭力说服民众相信，民主制是罪恶的、错误的，他在雅典街头闲逛，热衷于雅典的政治事件及其对公民产生的影响，却很少关心自己的私事。或许，他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公众人物”，少数人称赞他，多数人嘲笑他。

这依然没有回答阿里斯托芬《云》所提出的特定问题。我们知道，阿里斯托芬归于苏格拉底的物理学沉思，实际上属于阿波罗尼亚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Apolonia），[130]而关于词性的讨论，或将坏论证变成好论证的准则，则出自普罗泰塔戈拉。因此，阿里斯托芬归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或思辨言论，实际上没有一句是苏格拉底的，而是源于其他哲学家或智者。这也表明，阿里斯托芬无法发现，哪一段哲学陈述直接出自苏格拉底，结果，不得不将其他思想家的观点算在苏格拉底头上。这一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支持我们的论点：苏格拉底首先不是哲学家，而是著名的“公众人物”，政治家，或政治鼓动家，他身为贵族一寡头派成员，企图说服民众相信，民主统治是错误的，甚至有邪恶之嫌。当苏格拉底向“民主派”慷慨陈词时，很可能也讨论一些理论问题，牵涉“善良生活”或社会内部生活问题——也是当时哲学家和智者辩论的问题。然而，这些讨论或许只是他的政治活动的附带品。因此，在雅典平民百姓眼里，苏格拉底获得“哲学家”或智者的声誉，试图论证和讨论一切。阿里斯托芬的《云》只是重复广泛流行的信念，尽管可能毫无根据。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未将一种真正的哲学学说归于苏格拉底，不得不将其他哲学家的言论算到他头上。无论如何，阿里斯托芬的证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决没有否认我们的论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首先是个“政治家”，并非“哲学家”。《云》的前424—前423年版本，将苏格拉底描绘成慷慨陈词的煽动者或“法律家”（lawyer），让坏事貌似好事，这个事实似乎至关重要。只是后来的版本，或许是受苏格拉底派文献传统的影响，才将苏格拉底说成“哲学家”，讨论（正当言说）与（不正当言说）。[131]

然而，解释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苏格拉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苏格拉底的phronlislerion或“思想店”（thinking-shop），不过就是他的“帮会”搞的一套巧妙的椰揄性模仿（parody）。这个帮会像雅典的许多hetaireial（同志会），其实践活动被看作背离宗教信仰、亵渎神明、不可知论或“追求摩登”（modernistic）。我们记得，特里巴利人的帮会举行渎圣宴会（Demosthenes54.39）；基尼阿斯（Cineas）的帮会在禁日设宴狂欢，期间，成员们大肆嘲笑城邦的传统诸神，调侃国家的法律（Lysias，frag.53.2）。依洛西斯秘密仪式（EleusianMysteries）亵渎神圣，[132]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帮会（苏格拉底曾经可能属于这一帮会）所实施，这多半也是一次实践，嘲弄某些为人接受的信念、行为标准或制度。[133]这些帮会不虔、不敬、不信或“革命的”实践，[134]在雅典尽人皆知，并广泛讨论，phrontisterion（思想店）大概不过是这些实践的椰揄性模仿。这一揣测，透过阿里斯托芬的phrontisterion（思想店），看到的只是苏格拉底所隶属的“帮会”《云》（258ff）提及的“入会仪式”提供另一个证据，因为那些文字表明：苏格拉底是某一帮会的成员。

同样有趣的是，苏格拉底派传统试图确立一个事实：指控苏格拉底的不仅是“激进民主派”或政治极“左”派，而且，还有寡头派或政治极“右”派（Xenophon，Memor.1.2.39）。其内涵是：像苏格拉底这类人，既不能与两个极端统治的任何一个和睦相处，亦无法在中间或温和的政体下生存。因此事实上，任何已知的政治社会，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相反，既然现存的政治组织形式没有一个为苏格拉底提供机会，苏格拉底也就不应为任何政体谋利，因而，有权利藐视它们。苏格拉底派，尤其是安提斯泰尼，或许论证说，这免除了苏格拉底对城邦及其法律的一切义务，并暗示，也免除他的叛国罪。因此，可以认为，那种承认苏格拉底违法或“.叛国”的“辩解”，为柏拉图的《克力同》所摈弃。该篇力主，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的做法是正当的，他对现存的法律或政体没有任何义务，谈不上违反它们，因为它们对苏格拉底来说，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按照《克力同》的描述，苏格拉底不屈不挠，坚守法律，却与《申辩篇》中公然藐视“法律惩罚”的形象难以吻合。当他开始以不容置疑的轻蔑口吻应对法官时，所有审慎和尊重的面纱立即化为乌有。正如《高尔吉亚》（521D ff.）说，他并不刻意掩盖个人对法官的极端蔑视，对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的极端蔑视。事实上，当他面对代表雅典法律——就是他在《克力同》里虔诚信守的法律——的陪审团受审时，他的行为举止却显示，这些法律或制度正在他面前接受审判。至少，这似乎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在审判期间行为举止的一种特殊曲解。

我们的论题——苏格拉底恐怕首先是“政治家”，并非“哲学家”——似乎常常遭到柏拉图的诘难：

……我不敢［苏格拉底说］参与公共事务，向城邦提意见……我敢肯定……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早已被处死了……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名平头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Plato，Apology31C-32A）。

这一段显然是柏拉图反讽之一例，它暗示，在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所认知的民主统治下，善良而诚实的人或者完全被排挤，不允许主动参与城邦管理，或者，谁想积极参与，必须冒生命危险：

……高贵的灵魂出生在平庸的城邦里，谴责它的政策……尝到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亦充分看到民众的疯狂。他知道，没有哪个政治家是诚实的。这种哲学家如同落入了兽群：不愿参与作恶，却又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所有野兽。他知道，自己对城邦、朋友或同党毫无用处，未做任何于人于己有利的事，便早已丢掉性命，因而保持沉默，我行我素。他像身陷狂风暴雨的人……退缩墙下，躲风避雨。看别人干尽不法事，但求自己过活，远离邪道与罪恶……（Plato，Republic 496C-496E）

同一思想，也出现在柏拉图的（？）《书信》7.33E-331A中：

倘若人们完全偏离正确的治国之路，并断然拒绝回归正路，便开始告诫他们的顾问，必须将政权丢弃一边，别想有什么改变，不然便有杀身之祸——假如这些人命令他们的顾问迎合其欲望和要求，建议他们用什么方法一劳永逸地实现其目标，不费吹灰之力，那么，我以为，凡接受这份工作，为他们提建议的人，都是胆小鬼，拒绝这么做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柏拉图继续说（Epist.7.33CD）：

明智的人一生对城邦态度不变。倘若城邦看上去奉行了坏的政策，他应该实话实说，只要他的话不像是对牛弹琴，或者说了不会掉脑袋。[135]

色诺芬（Memor.1.6.15）记载苏格拉底与安提丰（Antiphon）之间的所谓谈话，同样坚持认为，苏格拉底全然反对积极参与政事，有安提丰的话为证：苏格拉底“不积极参与政事”（Memor.4.5.1-2）。而且，色诺芬主张（Memor.1.1.17）：“毫不奇怪，他［苏格拉底］的法官对他做出错误结论，特别是关于苏格拉底没有表示意见的那些问题。”这个重要论述或许暗示了苏格拉底所持有的“政治观点”。这里，色诺芬明显表示，苏格拉底从未表述过自己的政治信念，也没有公开参与前5世纪雅典历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内部政治斗争。 自然，柏拉图和色诺芬很可能违背事实，希望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苏格拉底从未积极参政。这是苏格拉底神话的一部分。然而，甚至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叙述，亦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可能：苏格拉底至少有可能间接地影响雅典政治。倘若利贝纽斯《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 Socratis）提供的信息可靠，波吕克拉底大概会说，对于雅典联盟，苏格拉底的秘密活动肯定比公开行为更具危险性，更有破坏力。[136]

作为“政治家”的苏格拉底，很可能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门人将苏格拉底变成杰出人物和有理想的哲学家，从而将“政治家”的苏格拉底，改造成一个哲学神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一个文学神话。依照传统解决苏格拉底问题，以亚里士多德为楷模，始终企图用极端片面的方法，强调苏格拉底的所谓“哲学”。反之，根据前5世纪后叶雅典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将无法全面理解苏格拉底以及关于他的争论。[137]以这种方式，苏格拉底逐渐变成了“专业哲学家”，然而，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事实上，每个苏格拉底门人，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苏格拉底神话”：安提斯泰尼将他描述成犬儒派；亚里士多德把他看作“概念论者”；柏拉图则说他是“伦理哲学家”；色诺芬，这位庄园主，甚至想把苏格拉底变成一位“农业专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苏格拉底能让“人人满意”，更确切地说，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满意”。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断言：历史上说，苏格拉底根本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是具有确定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梅耶尔（Heinrich Maier）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

苏格拉底为之奉献一生的所谓“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不是伦理学，亦不是修辞学。 它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而是追求完美的道德生活。[138]

同样重要的是，苏格拉底门人，至少最早的门人，并不将他描述为科学家、形而上学家，或什么宗教先知。也不想把他变成“天才”。而只是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智慧者”，将他称作“哲学家”。[139]

这或许某种程度地说明，我们在确认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学说”时，何以遇到困难。此外还说明，波吕克拉底和色诺芬在论证和反证中，为什么必然求助于看似安提斯泰尼的文献；为什么（提出的仅是一个反例）流行意见不加区别地归于一切智者的那些陈述和行为，阿里斯托芬、欧波利斯和阿美帕西阿却统统推到苏格拉底身上。[140]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苏格拉底“哲学学说”，所以他们选材时，别无他择，只能依赖于含糊其词的偏见，以及难以确认且错误百出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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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Xenophon，Memor.1.2.59。

[2]Lihaniusc haps9.3-95（33.1；43.17；38.11；401.5；41.2；41.7；42.6；43.1；43.18；45.3.Foerster）；Xenophon，Memor.1.2.9 and ibid1..2.59，在此处.波吕克拉底指责苏格拉底对荷马一段诗句的解释，“好像诗人赞成责打贫苦的下层人民”。我们可以注意到，色诺芬在两处反驳波吕克拉底的论断，但给我们的印象是不痛不痒。Memor.1.2.59：
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责打贫苦的下层人民”，而是……那些对他人无所裨益的人……应在各方面加以限制……
也见Memor.1.26.3：“（苏格拉底）决不是……谋反的罪魁祸首。”

[3]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不再被看作严格意义的“苏格拉底”对话。

[4]色诺芬具有一个富有的国家卫士的旨趣、抱负和眼光，对斯巴达的生活方式明显表示同情。

[5]然而，当苏格拉底斥责其门人蔑视奴隶通常从事的劳动时，色诺芬让他看上去颇像“民主派”。参见Memor2.7-8，那里，色诺芬让苏格拉底说话像个犬儒派，通过最低下的劳动获得德性。

[6]苏格拉底公然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确损害他的名誉。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据柏拉图所说）长篇大论，为自己避免一切公共活动进行辩解。长期远离公共事务的人被叫做“”，一个具有污辱性的绰号，很少有人愿意领受。参见Thucydides2.40。也见波吕克拉底对苏格拉底避免参与政治事务的严重歪曲。Libanius，chaps.127ff。因此实际上，公众舆论在促使雅典公民积极参与城邦事务，不，常常使其变成叽叽喳喳、令人生厌的好事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7]公元前432-430年波提狄亚围攻（Plato，Symposium219E；Charmides153A）；公元前424年德利安之战（Plato，Symposium221A；Laches181A）；公元422年安菲波利战争（D.L.2.22）。见Plato，Apology 28E。

[8]参见Libanius.chaps.165-166（109.5-110.11，Foerster）and164（109.2-5）。这个特殊传统的终极目的，似乎是努力为苏格拉底辩护，免除对他的一切怀疑，包括怀疑他同情专制君主及其专制的（或暴虐的）统治思想，或者，怀疑他与民主为敌，或许是三十僭主的党徒。

[9]Stobaeus，Eclogues4 .33.28.《苏格拉底的第一封信》（FirstE pistleof S ocrates）也提到苏格拉底拒绝阿克劳斯的馈赠和邀请。

[10]参见Libanius chap.49（41.7-8）：“然而，他本人［指苏格拉底］不求大张旗鼓.因而将他人推到前台”。D.L.2.29：“然而，他［指苏格拉底］鼓励卡尔米德参政，因为他有政治才能。”

[11]参见Libaniuschap.133（89.3）：“苏格拉底从来不是公共演说家。”Libanius也承认（89.6ff），苏格拉底曾劝阻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或许是政治信念与他不同的人？），别去人民会议发言。Libaniuschap2.0（241.7ff）andchap.151（101.2ff）；Xenopbon，Memor.3.6.1-18；以及AlcibiadesI a ndP lato，Gorgias的某些段落。

[12]Xenophon，Memor.3.7.5.参见Aelian，Var.hist.2.1.，可能以某个佚本Alcibiades对话为依据的报告。Plato，Protagoras319c；D.L.2.43：“谈到那些毫无价值的乌合之众，他［指苏格拉底］说，就好像一个人拒绝一枚四德拉马克伪币，却让一整堆这类假币蒙混过关，以假作真。”波吕克拉底说，苏格拉底蔑视平民百姓；这个说法为Memor.1.2.59.所驳斥。

[13]参见Plato，Apology31D-32A；Republic496Cff.这里还可提到伊壁鸠鲁（Epicurus），他反对所有人主动参与政治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14]苏格拉底在这里暗示，神命令他寻找真正的智慧者。这不允许他花时间从事政治，甚至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私事。参见Plato，Apology31B。

[15]类似思想也见Aristotle，Pol.Athen.28.3-4；The Old Oligarch1 .13and1.16ff.；2.20；3.3；3.13。

[16]牛虻或马刺的比喻，也见D.L.4.6，该文记载，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天生迟缓笨拙，因此，柏拉图拿他与亚里斯多德相比，说“一个需要马刺，另一个需要马勒”，还说：“看看，我训练的是怎样的一头驴，怎样的一匹马”……D.L.5.65记载：“他［指吕康（Lycon），学园主持者斯特拉图（Strato）的继承人］常说，谦虚和自尊是青年人的必需品，如同马刺和马勒是马的必需品。”参见XenophonS，ymposium2.10，在那里，苏格拉底指出，想成为驯马师的人，“不训练温顺的马，而是训练烈性的马”。同样的故事也见D.L2..73。

[17]在《云》（Clouds）中，阿里斯托芬似乎采取这种流行意见。参见Xenophon，Memor.1.2.31，那里谈及群众指责一般哲学家的话。

[18]参见H.Dittmar，“Aeschinesv on Sphettos”，in Philo.Unters.21（1912）10ff.；D.L.6.16and 6.18.

[19]或许见Protrepticus，其题目全称为On justice and courage，ah ortativew ork（D.L.6.16）；或见OnL aw，orOn a co mmomwealth（ibid.）；或见On law，orOf go odnessa ndju stice（ibid.）。

[20]参见Plato，Gorgias515C and 519Aff.；Protagoras319CD；Xenophon，Memor.1.2.9.。

[21]参见Plato，Crito52E；Protagoras342Aff；HippiasM ajor2 83Aff；Xenophon，Memor.3.5.14-28。

[22]苏格拉底是贵族一寡头派成员，因此，在雅典历史中，他主要是政治人物，而非哲学人物，这一点在本章末尾的结论部分将予以考察。

[23]参见Dio Chrysostom，Oratio 13.14 and 13.16；Xenophon，Memor.1.1.10。

[24]或许在这段文字中，他批评了前5世纪海洋化的和商业化（以及民主化）的雅典。参见Plato，Gorgias 519 A ff；The Old Oligarch 1.14-20 and 2.1-20。

[25]Plato，Apology 36C.参见PlatoA，pology20B，那里将苏格拉底的界定为“个人与政治（公民）美德的结合”。Cleitophon407DE。

[26]实质上，同样的思想见Xenophon，Memor.1.1.16：“他［指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城邦……政府统治有什么特征……以及善于治理人民的人应具有什么品格。”参见上书，4.6.13-14。

[27]参见Xenophon，Memor.1.2.12 and 1.2.58-59；Libanius 47.7 and 34.14；38.11；41.2；33.1；40.15；41.7；426；43.1；43.18；43.5。

[28]这倾向于一个可能的论点：柏拉图在《申辩篇》里，故意删除所有政治指控的材料，以避免自认犯罪。

[29]《苏格拉底的指控》（大概于前393—前392年出版，到那一年，前403年颁布的政治赦免令或许已经被废弃。无论如何，波吕克拉底的小册子是私人文件，与前399年的官方指控不同，它不必遵守这一赦免法。

[30]参见Xenophon，Defence 29 and 31；Plato，Meno 95A；D.L.6.9-10；Scholia ad Platon.Apolog 18B；Aristotle，Pol.Athen.27.5；Libanius，chap.10；Dio Chrysostom，Oratio 55.22。

[31]对于三十僭主统治期间出任官员的那些人，前403年恢复的民主制表现出罕见的宽容。参见Plato，Epist.7.325B.尤其是阿尼图斯的宽宏大量，似乎格外突出。他在三十僭主统治期间损失巨额地产，此时却自动放弃一切赔付要求，成为一个典范。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Oratio（AdversusC allimachum）23说：
……城邦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塞拉绪布鲁（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虽然被抢夺去大量钱财……却没有起诉……（也没有）大泄私愤……凡大赦令涉及的问题，他们……与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

[32]A.E.Taylor，plato，The mana ndh iswo rk，6th edit（London，1949）158.

[33]参见Plato，Apology 36A：“我认为我摆脱了美勒托。”

[34]参见PlatoA pology 36AB：“若没有阿尼图斯的帮助……人人都会看到，他［指美勒托］的得票数恐怕不够五分之一……”

[35]参见Plato，Apology 31A：“你们可以像阿尼图斯劝告的那样，把我轻易杀死……”以及03B：“我跟你们说，你们照阿尼图斯说的办也好，不那么办也好……”亦见29C。

[36]参见Plato，Apolgy 29C：
如果………你们不相信阿尼图斯的话，他说，既然已经把我抓来审判了，就必须判处死刑，如果不判死刑，那就根本不该抓来。倘若现在把我放了，你们的儿子就会照我教的做，彻底毁了……

[37]Xenophon，Memor.4.4.3；Hellonica 2.3.39；Andocides，De myteriis 94 也谈及这件事。亦参见D.L.2.24，文中，萨拉密的雷翁事件与阿吉纽西失利将军事件被当为证据，证明苏格拉底“眷恋民主制”。Epist.socrat.71.-2；Themistius，Orat.2.32；［Plato］，Epist.7.324E-325A。

[38]参见plato，Republic 496C ff ；Andocides（Demyteriis 101-102）告诉我们抗拒三十僭主的民众结果究竟如何。

[39]显然，苏格拉底的辩护士总是企图引证一些卑劣或荒唐的理由，用以解释苏格拉底的指控者和政敌的行为。参见D.L2..83；Xenophon，Defence 29 ；Plato.Apology 20C；等等。事实上，色诺芬讲述的事件不适合克里提阿斯，后者似乎是有节制的人。因此可以假设，是安提斯泰尼，并非色诺芬，创作了这个故事。提莱的马克西姆（Maximus of Tyre，pp.251 and 257，edit.Hob.）也谈到这件事，但不是克里提阿斯，而是克里托波鲁（Critobolus），克里提阿斯的儿子。见Xenophon，Memor.1.3.8-16；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5.220；D.L.2.49，将色诺芬与克里托波鲁相混淆。这是起因于他所运用的资料：On ancient luxury by Aristippus。

[40]这条法律的历史真实性很可疑。

[41]这里所说的指控在阿里斯托芬的《云（》Clouds 225 ff）里已经提及.大概是说，苏格拉底让坏事看上去像是好事。

[42]Xenophon，Memor.1.2.31 ff。苏格拉底与克里提阿斯的所谓冲撞，以流行的假说为依据：即苏格拉底原本是个智者，因而为克里提阿斯颁布的禁令所影响。苏格拉底是智者的假设似乎亦为波吕克拉底认同。参见Libanius 102.13 ff。

[43]参见Xenophon，Memor.3.2.1。将国王或政治领袖与牧人相比必定出自安提斯泰尼，他似乎追随荷马《伊利亚特》2.243。

[44]因而可以假设，色诺芬这里受某个已无法确认的古老文本的影响。

[45]Libanius，chaps.136 ff.and 33.9；90.15。我们已经指出，波吕克拉底指控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所谓交往，并非他与克里提阿斯保持来往，其资料来源或许可追溯到安提斯泰尼。可以认为，苏格拉底与克里提阿斯的交往在雅典已经家喻户晓。

[46]Libanius，99.5，他提到，克里提阿斯曾暂停演讲自由。Xenophon，Memoo1.2.31也有类似暗示。

[47]参见Aeschines，frags.1-4（edit.Krauss）；Axiochus，in Athenaeus，Deipnosophistae5.220。见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in Philol.Untersuch.21（1912）68ff；97ff。

[48]Antisth.frag.17 and 51.参见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in Philol Untersuch.21（1912）68ff；97ff。

[49]参见Plato，Gorgias 481D and 519AB。这或许是Plato，Apology 19DE and 33A-33C的意思，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曾经是什么人的老师。

[50]倘若根据波吕克拉底《苏格拉底的指控》的出版对苏格拉底辩护士产生的影响，去研究柏拉图的《会饮篇》与色诺芬《会饮》之间的关系，或许非常有趣。

[51]参见Pseudo-Plato，Alcibiades I 105B；Plato，Gorgias 482AB：“［阿尔喀比亚德］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

[52]Alcibiades 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Alcibiades Ⅰ和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波希乌（Persius）的Fourth Satire似乎运用了Alcibiades Ⅰ。

[53]D.L.2.61告诉我们，埃斯基涅利用了安提斯泰尼的Alcibiades。参见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97ff。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的11个残篇保留在Demetrius（），Priscianus，Athenaeus，Maximus of Tyre，Aelius Aristides等人的著作中。参见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266-274。在Aelius Aristides，Oratio 2.292 ff（edit.Dindorf）里亦可发现埃斯基涅Alcibiade梗概的简短说明。Cicero Tuscul Disp.377，ST.Augustine，De civitate，Dei 148。

[54]D.L.2.108；Suidas，art.Eucleides。这篇对话只有题目保存下来。帕奈提乌（Panaetius）怀疑Eucleidean Alicibiades的真实性。D.L.2.64.据说，埃利斯的斐多（Phaedo of Elis）也写了一篇题为“Zophyrus”的对话，其中，阿尔喀比亚德扮演主角。D.L.2.105；Cicero，De fato 10.Suidas，art. Alicibiades声称，斐多也写了一篇题为“Alicibiades”的对话。帕奈提乌同样怀疑这篇对话的真实性。参见D.L.2.64。克拉特人希罗狄库（Herodicus the Cratetean）在其（）中，引用一段无名氏的反苏格拉底诗歌，按照这首诗，苏格拉底问阿丝帕娅（Aspasia），他如何才能赢得阿尔喀比亚德的感情。参见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2.219。这首诗似乎颠倒了柏拉图（Symposium 217Aff and 219C）所说的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关系。

[55]参见Fr.Leo，Griechisch-Römische Biograrhie nach ihrer literarischen Form（1901）118 ff，124。

[56]参见Satyrus（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12.534ff）；Schol.adLucian.Jupp.conf.16；Bion of Borysthenes（D.L.4.49）；Olympiodorus（edit.Creuzer）173；Arsenius，Ionia（edit.Walz）507；Athenaeus，Deipnosophitae 13.574。

[57]安提斯泰尼著作中的阿尔喀比亚德论题是苏格拉底派辩护的一种形式， 自波吕克拉底小册子出版后便成为必需。知道这一点，我们能够确认安提斯泰尼《阿尔喀比亚德》的年代大约在前392-前390年。

[58]这篇对话的残篇收集在H.Dittmar，“Aischines von Sphettos”，K.F.Hermann，De Aischinis Socratici reliquiis（1850）和H.Krauss，Aischinis Socratici reliquiae（1911）里。 Oxyrhynchus papyi（edit.Greenfell and Hunt，London，1919）残篇1和残篇4part13，pp.88-94（papyrus 1668），修正了H.Dittmar提出的一些重构。参见E.G.Berry，“The Oxyrhynchus fragments of Aeschines of Sphettus”，in Trao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81（1950）1-8；G.C.Field.Plato and his contemporaries（London，1930）146-152and 156。

[59]Xenophon，Memor.4.2.2-39（4.2.2-10），Euthydemus替代了Alcibiades。参见H.Dittmar，op.cit.97。

[60]Aelius Aristides，（edit.Dindorf）2.292-294和2.396。

[61]参见E.G.Berry，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down to and including Plato（Chicago，1940）。关于埃斯基涅的，见frag.3（Krauss）and E.G.Berry，op.cit.43-44。埃斯基涅（Aeschines）的对话Axiochus（D.L.2.61）也接触到阿尔喀比亚德论题。据克拉特人希罗狄库记载（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5.220），“在Axiochus里，他［指埃斯基涅］激烈地攻击阿尔喀比亚德是个酒鬼，喜欢追逐别人的妻子”。埃斯基涅的Axiochu；不是收入——尽管是错误地——corpus Platonicum的Axiochus。埃斯基涅的Axiochus还有两个残篇可见Priscianus（edit.Hertz 2.368；参见H.Krauss，op.cit.no.V and pp.66 ff），也见Pollux，Onom.Z 135（参见H.Krauss，op.cit.no.V）。据说，Lysias也写了一篇Contra Alcibiades，两个非常有意义的残篇保存在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12.534）和Lexic.Patm.153里。参见L.Gernet and M.Bizos，Lysias（1926）2.270-271。

[62]参见A.E.Taylor，Philosophical stodies（London，1934）1-27。在第14页，泰勒不同意当时一位作者的观点，即认为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主要是辩护性质的。安提丰（Antiphon）的，同样涉及公元前418年雅典的政治状况，与围绕苏格拉底争论而引发的特殊的阿尔喀比亚德文献无关，亦与波吕克拉底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无关。见F.Blass，op.cit 1.106；Plutarch，Alcibiades3；Athenaeus，Deipnosophistae 12.525。

[63]参见Xenophon，Memor.4.2.2-39and 1.2.12-48，其中似乎包含有关塞米斯托克勒的材料，因此，或许受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影响。

[64]柏拉图公开斥责塞米斯托克勒（Gorsias 519 A and 516A ff），埃斯基涅却认为他是一个杰出政治家。柏拉图的消极态度似乎源自这一事实：波吕克拉底赞赏了塞米斯托克勒。Gorgias是柏拉图反驳波吕克拉底的，后者赞扬塞米斯托克勒，所以毫不奇怪，柏拉图就反对塞米斯托克勒以及所有波吕克拉底所说的杰出人物。

[65]0xyrh.Papyr.part13，no.1608；frag.4（Krauss）。参见the Pseudo-Platonic Alcibiades I 105 A ff；Aelius Aristides，（edit.Dindorf）2.292-304 and 2.396。

[66]Xenophon，Memor.1.2.24，似乎也受埃斯基涅的Alcibiaded影响。

[67]同样的思想似乎以一篇Alcibiades对话（佚失）为基础，根据Aelian（Var.hist.2.1）保存的论述，苏格拉底提醒阿尔喀比亚德，与浩瀚的世界相比，他在尘世间的那些巨额财产微不足道。

[68]参见Xenophon，Memor.1.2.47。这个思想也见Plato，Symposium216BC。

[69]柏拉图《会饮篇》（Symposium215E ff）中阿尔喀比亚德的话，或许也是由波吕克拉底主张引起。参见Th.Gomperz，Griechische Denker2（3rd edit. ）318。

[70]参见E.Dupréel，La Légende Socratique et les sources de Platon（Brussels，1922）277 ff。

[71]伊索克拉底这里意思是，阿尔喀比亚德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物，因此，被称作他的老师必然是一种荣誉。

[72]Memor.3.7.4的资料来源也为Alcibiades Ⅰ（114B）的作者所用；Memor.3.7.6所依据的文本保存在，Aelian Var.hist.2.1里；Memor.3.7.9的来源也是AlcibiadesⅠ119B-124B的依据。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或许是伪托柏拉图的Alcibiades Ⅰ的来源，而它可能也受安提斯泰尼的Alcibiades影响。

[73]色诺芬（Memor.3.11.1）记载了苏格拉底对赛阿达泰（Theodete）的一次访问：“一个在场者（）提到她的名字。”这个“在场者”大概是阿尔喀比亚德，赛阿达泰的情人。参见F.Dümmler，Kleine Schriften 1.229 ff；K.Joë1，op.cit.2.720。K.Joë1也主张（op.cit.2.721ff），在色诺芬的《会饮》中，安提斯泰尼替代了阿尔喀比亚德。

[74]柏拉图的《会饮篇》（222B）里也提到卡尔米德和欧绪德谟。也许正是从柏拉图的《会饮篇》里，色诺芬得到启发，用这两个名字替代阿尔喀比亚德。

[75]欧绪德谟为何许人的问题令人困惑。撇开他纯粹作为其他人的“稻草人”这些例子，苏格拉底文献中相应这个名字指涉五个不同人物：克里提阿斯的“情人”（Xenophon，Memor.1.2.29）；苏格拉底的弟子（Memor.4.2.1-40；4.3.2-18；4.5.2-12；4.6.2-14）；柏拉图《克拉底鲁篇》（Cratylus）和《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中提到的辩证法家；Polemarchus和Lysias的兄弟（Plato，Republic328Aff）；以及Diocles的儿子和苏格拉底的“情人”（Plato，Symposium 222B）。Athenaeud，Deipnoaophistae 3.116曾提到一个名叫欧绪德谟的雅典小诗人。

[76]Memor.4.2.11称欧绪德谟“雄才大略”，Memor.4.2.1说欧绪德谟“美貌”——这两个特征传统上都与阿尔喀比亚德这个人联系在一起。色诺芬不像柏拉图，他以同情的口吻谈论这个欧绪德谟。参见Memor.4.2.40。

[77]Xenophon，Memor.1.2.24，这段或许受埃斯基涅的Alcibiades影响。

[78]参见Athenaeus，Deipnosophistoe 12.543C；“连安提斯泰尼……也断言，他［指阿尔喀比亚德］……颇具男子气概……且俊美……”

[79]参见F.Blass，Attische Beredsamkeit 1.336ff；R.C.Jebb，The Attic orators（London，1876）1.134ff；A.E.Raubitschek，“The case against Alcibiades（AndocidesⅣ）”，i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79（1948）191 ff。

[80]没有理由推测，ContraAlcibiadem的作者读过修昔底德，或者，修昔底德知道Contra Alcibiadem。

[81]这段话或许指阿尔喀比亚德卷入秘社的渎神活动及毁坏神像。

[82]我们仅知道“苏格拉底装傻”的一例，见Xenophon，Socratica：Memor.1.2.33-37。

[83]关于苏格拉底审判的延宕，［Plato］Epist.7.325B有解释：“……好像出于偶然……”柏拉图，或者，无论谁是第七封信的作者，似乎都无法为这种延宕提供确切的理由。

[84]参见P.Cloché，La restauration democratique á Athènes en 403（Paris，1915）；A.P.Dorjahn，Political forgiveness in old Athons：The amnesty of 403B.C.（Evanston，1946）。

[85]参见Plato，Menexenus 244A.雅典人被告知，忘掉曼尼基亚（Munichia）战役，依照大赦令生活。在公元前403年的曼尼基亚战役中，克里提阿斯战败（Xenophon，Hellenica.2.4.19），结束了三十僭主的统治。

[86]参见Andoides，De myteriis（edit. Blass）91；Aristotle，Pol.Athen.39.6；40.3。

[87]Andocides，De mysteriis.91；参见Xenophon，Hellenica.2.4.43；Aristotle，Pol.Athen.40.2；M.Fränkel，“Der attische Heliasteneid”，in Hermes 13（1878）452-466。

[88]参见Isocrates，Oratio 18（adv.Callimachum），特别是1-4；Lysias，Oratio 6；12；13；16；18；19；25；26；31；32（Oratio6可能不是Lysias所写，而是出自同一时代的一位佚名作者）；Pausanias 3.9.2。关于前403-前399年期间雅典内部事务的一般论述，参见G.Grote，History of Greece（1879）8.290-305；R.C.Jebb，The Attic orators，Ⅰ（on Lysias）。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审判苏格拉底是否不违反赦免令，因为指控所涉及的事情先于欧克雷德执政。参见Plato，Apology 18A-19D。然而，我们必须假定，这些指涉所采用的方式纯粹是苏格拉底式的。

[89]Aristotle，Pol.Athen，40.2.Cf.Andocides.De mysteriis81 ff.

[90]参见［Plato］Epist.7.325BC，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被某些有权势的人送上审判台的”。这些有权势的人很可能是重新恢复的雅典民主制领袖。

[91]R.Hackforth，The composition of Plato’s Apology（1933）73-76，作者否认审判具有任何政治涵义。

[92]参见Josephus，Contra Apionem2 .264：“……对他［指苏格拉底］提出另一个指控，即……教唆年轻人鄙视现行制度及城邦法律。”

[93]考察一下普鲁塔克（或加图）是否熟悉苏格拉底争论的“波吕克拉底版本”，或许很有趣。

[94]对这些问题的更详尽考察，见A.H.Chroust，“Treason and patrotism in anoient Greece”，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5（1954）280-288。

[95]尽管克利斯提尼的政体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制度，然而，后者在雅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有事实证明：在氏族成员当中，依然精心维护特殊的崇拜、祝典和仪式。

[96]阿里斯托芬的Ecclesiazusae对废除家族纽带的主张冷嘲热讽。另一方面，柏拉图的Crito和Republic则强调爱国主义高于所有其他社团考虑。参见N.M.pusey，“Alcibiadesand’，in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51（1940）217 ff；B.Haussoulier，La vie municipale en Attique（Paris，1884）196ff。

[97]除了亲缘关系，对古希腊人来说，友谊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最强有力的纽带。

[98]参见G.M.Calhoun，Athenian clubs（Austin，1913）27 ff and 39ff。

[99]这一点有事实给予清楚的证明：希腊人严厉谴责背叛朋友的行为。Plato，Republic 443A：“正义的人不会渎神、偷窃、背叛朋友或城邦吧？——决不会。”显然，柏拉图将背叛朋友、“叛国”和渎神视为一类。

[100]以为——不管柏拉图的《克力同》——雅典人依附城邦类似于所有这些较小依从的总和，或者，类似于对一个更宽泛组织（包括所有这些小团体）的“较大忠诚”，恐怕是错误的。

[101]这是前411年的情形，前404年再次发生。

[102]参见Plato，Republic 422E：“……它们每一个城邦并非一个城邦，实际上是多个城邦……任何城邦，无论多小，事实上都分成两个：贫穷的城邦和富有的城邦。而且，这两个城邦彼此争斗。”

[103]参见Thucydides 8.54；Plato，Theaetetus 173D。

[104]参见Polybius20.6.5-6：“没有孩子的人，不是将财产留给亲戚……而是将其花费在盛宴和酒会上，或者将其赠与朋友，作为他们的共同财产［即‘帮会财产’］。有孩子的许多人，也将大部分财产留来举办这种庆会喜宴……”

[105]G.M.Calhoun，op.cit.7ff指出，在公元前411年.“反叛”期间，贵族帮会的成员与他人相勾结，谋划推翻克利斯提尼的民主制，他们与寡头是一致的。

[106]参见Thucydides 6.92：
我坚持爱国主义，不是当我遭受错怪的时候.而只是在我安全地享受公民权利的时候。我不认为自己正在反对自已的祖国，而是在恢复已经不复存在的祖国。爱国者的真正涵义，不是当他不公正地失去祖国时，不去攻击它，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恢复它，因为他对它充满渴望。
这些话是阿尔喀比亚德说的，他当时效忠拉克代蒙人，反对雅典，他的母邦。参见Andocides（？），ContraA lcibiadem 27，那段文字告诉我们，阿尔喀比亚德认为雅典民主制“虚伪”。

[107]参见G.M.Calhoun，op.cit.141ff；N.M.Pusey，op.cit.221。

[108]如果我们相信修昔底德、亚里斯多德、色诺芬的论述，就必然认为，在前5世纪后叶，人的政治行为极端甚至狂热，远比温和而理智更正常。

[109]Xenophon，Hellenica 1.7.2；Lysias.Oratio 25.25 ff；Andocides，De mysteriis 96 ff。

[110]参见Plaio，Apology6 3B，那里，苏格拉底特别否认他曾经是政治“帮会”或“党派”的成员。

[111]Xenophon，Hellenica 1.7.2and 1.7.8 ff；Aristotle，Pol.Athen.34.1。

[112]色诺芬似乎暗指苏格拉底是一个“帮会”的成员。Memor.3.14.1，色诺芬显然谈到“聚餐会”。H.Diels，Philosphische Aufsätez Edward Zeller gewidmet（1887）257-258，此处列出Aristoxenus讲述苏格拉底筹集资金（）的一段话（D.L.2.20）.涉及“帮会会员费”的筹集。见Memor.1.2.18，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行为明智，“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处罚或挨打……”这里大概涉及一个帮会的成员资格。作为帮会成员，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违反会规将受到惩罚，或者受罚，或者挨打。

[113]参见Xenophon，Hellenica1.7.15；Memor.1.1.18 and 4.4.2；Plato，Apology 32B。

[114]公元前406年，苏格拉底想方设法逃避指控。然而，有关这件事的资料，或许对他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

[115]参见 A.E.Taylor，Varia Socratica，Firt series（1911）30：“我以为.指控苏格拉底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人们怀疑他是反民主（社团）的中心。”这种猜疑为普遍的信念所加强，因为人们相信，他沉迷于毕泰戈拉派带来的“外邦”崇拜。泰勒试图将苏格拉底的反民主信念与他的宗教信仰联在一起，按照现代作者的观点，这没有说服力，除非泰勒承认，这里的毕泰戈拉崇拜等同于（政治）“帮会崇拜”。也见A.S.Ferguson，“The impiety of Socrates”，in Classical Quarterly 7（1913）157-175，也谈到泰勒提出的理论。

[116]H.Gomperz，“Socrates’Haltung vor seinen Richtern”，in Wiener Studien 54（1936）32-43；W.A.Oldfather，“Socrates in court”，in Classical Weekly 31，no.21（1938）203-211。

[117]或许出于这个原因，苏格拉底拒绝让悲泣的妻子和痛哭的孩子去法庭，不愿以此引起法官的同情或怜悯。这也说明一个事实，苏格拉底为什么似乎期望被处以死刑，一种断念（resignalion），色诺芬（Defence 3 ff）将其解释为“求死之愿”（willingness to die）。

[118]参见Plato，Gorgias 523E ff；526E-527A；Theaetetus 172C-175D，那里戏剧性地描绘出一位哲学家在审判当中的无助。Theaetetus174C用了“不知说什么”和“茫然”的字样。

[119]Theaetetus172C-175D似乎依赖于Gorgias。

[120]Maximus of Tyre，Oratio 3，P.38，lines 5-18（edit.Hobein）。

[121]这里参见Justus of Tiberias记载的趣闻：“审判过程中，柏拉图走上讲台［向法官陈述］，法官大叫：‘下去！下去！’”D.L.2.41。显然，为苏格拉底做出的努力都来自他的一些朋友，并受到“叱呵”。

[122]参见Proclus，In Plat.Timaeum 65，lines 22ff.（edit.Diehl）。

[123]柏拉图或许对这种观点予以支持。参见Apo1ogy 33A-33c，那里，苏格拉底坚持说，他从未当过（私人）教师（哲学教师？）；他的活动始终涉及公共事务（政治问题？）；他从未教授或主张一种（哲学？）学说。

[124]在柏拉图的Gorgias473Dff，苏格拉底说，他不相信数字，意思是说，他不相信真理可以通过投票“民主”决定。这段话被解释成“反民主”言论。在Gorgias490A：“……一个聪明人经常高于一万个傻瓜，他应该统治他们……”在Gorgias 513C，苏格拉底对卡利克勒说：“我不喜爱民众（）。”Gorgias 481C-482C。

[125]据色诺芬《回忆》3.71-9，苏格拉底说服卡尔米德（Charmides）参与雅典政治，卡尔米德是柏拉图的堂舅，前404—前403年三十僭主的领袖。色诺芬的论述表明，苏格拉底类似于寡头的“政治顾问”。不过，有一个传统：不仅苏格拉底本人，而且他的弟子或追随者（除了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这个不名誉的例外，他俩毕竟不是苏格拉底“真正的”学生），都喜欢过私人生活，不愿主动涉足政治生活。这一传统在色诺芬的《回忆》1.2.48里有所反映。

[126]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都持不同意见。参见Plato，Gorgias 515E；Statesman 303A；Epist.7.326B；Aristotle，Pol.Athen.25.1-3 and 26.1；27.1；28.1ff ；29.1-32.3；Politics 1274 a 12-15。Pol.Athon.里的J几段可能受The Old O igarch的影响，特别是1.2-9 and 1.12-13。

[127]虽然安提斯泰尼及其政治学说与“贵族”的一般生活态度并不相同，不过，他同后者一样不喜欢雅典民主制。安提斯泰尼反对民主制，是因为它允许民众担任公职，在犬儒派看来，民众缺乏严格的哲学训练。

[128]这也适用于柏拉图的《申辩篇》。暂且不论《申辩篇》以某种错误和混淆的方式处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审判，它主要是苏格拉底高尚品格和美德的文字见证。参见Xenophon，Memor4..8.11；Plato，Phaedo 118A。

[129]参见H.Gomperz，“Die sokratische Frage als geschichtliches Problem”，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29（1924）395-418。

[130]K.Joë1，op.cit.2.832考察了Archelaus，按照F.Dümmler（Akademika 232 ff）的看法，Archelaus对犬儒派的学说有强烈影响。

[131]K.Joël，op.cit.2.808-895主张，《云》包含了大量安提斯泰尼要素。K.Joël（op.cit.）2.827 ff认为，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安提斯泰尼。见K.Jol，Geschichtede ran tikenp hilosopie 1 .750，note 3。Joël的论证在学者中很少有人接受，但它似乎有很多可取之处。

[132]Isocrtes 16.6；Plutarch，Alcibiades 22；Andocides，De mysteriis 1.12；Thucydides 6.28。

[133]参见G.M.Calhoun，Athenian clubs in po1itics and litigation（1913）36ff。

[134]参见Thucydides 6.27，残害Hermae（诗人）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帮会所为，被看作阴谋的一部分，“企图策划一场革命，废除民主制”。

[135]参见Epist.5.322B，在那里，作者解释了柏拉图避免积极参与雅典政治生活的原因：
柏拉图……发现民主政权……习惯……采用的许多行为方式截然不同于他的建议。因为没有什么比规劝民众更让柏拉图高兴了……倘若他没有意识到，他冒许多无益的风险，其实并无成功希望的话。

[136]Libanius，77.13and33.20。波吕克拉底似乎意味着，从“私人立场”看，苏格拉底政治上非常积极。

[137]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内部政治局势陷入持续的紧张和混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变局以及民主派领袖在外交、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犯下的许多不幸错误，加剧了这种局势。意识到前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是雅典政治斗争的激烈时期，苏格拉底在其中或许起了重要作用，这对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应该有某些帮助。

[138]H.Maier，Socrates，sein Werk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Bedeutung（Tübingen，1913）294-295。参见上书注释1：“我希望强调另一点：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将苏格拉底变成‘哲学家’，发现其哲学学说，他们完全忽略一个事实：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

[139]参见A.H.Chroust，“Philosophy：its essence and mea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in Philosophical Review 56，no.1（1947）19ff。

[140]参见Xenophon，Memor.12.13，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克里提阿斯加害于苏格拉底，将“民众指责一般哲学家的话”加在他身上。这种“民众的指责”也为阿里斯托芬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