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殊贡献

袁玉梅 陈答才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曾经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但更长时期周恩来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助手。党的重大军事决策，很多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商议的；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中，周恩来做出了卓越而特殊的贡献。

一、周恩来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坚定支持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人民军队毕竟处于初创时期，实践有限，经验不足，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不断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甚至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和指责。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较早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积极维护、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第一，在红军初创时期，为红军发展定调并妥善处理红四军前委的争论

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军事报告对党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建立红军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详细分析了红军的来源、建军原则以及与工农的关系。报告明确指出：“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元素。”这样，周恩来在六大上所做的军事报告，就成为红军军事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并为红军发展定了调，指明了方向。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向各地传达六大精神，指导各地开展军事斗争。最突出的是审定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妥善处理了红四军前委的争论，支持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成立后，在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对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产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前委自己不想办法解决，竟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将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争论扩大化，导致官兵思想混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更是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后来称民主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使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

消息传到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在陈毅代表前委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全面情况期间，周恩来详细了解了前委内部的分歧，对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此信由周恩来审定，肯定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党的建设和红四军的工作任务及发展方向做出明确指示。同时，要求红四军官兵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第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王明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王明长期在苏联求学，对中国革命斗争缺乏实践经验，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推行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将前往苏区。按临时中央的意图，周恩来到苏区，是要削弱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离开上海前，博古专门找周恩来谈话，指示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是苏区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不能让毛泽东管军事，毛泽东管政府工作即可。但周恩来到苏区了解实际情况后，认为毛泽东是对的，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注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密切配合毛泽东的军事行动方案。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一起随红军行动。前委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临时中央的不满，多次来电批评前委的作战方针，并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取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多次致信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第三，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朱德运用毛泽东的战法取得了胜利

1932年12月底，国民党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蒋介石调集约30个师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兵合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全面围攻，妄图“围剿”红军于黎川地区。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朱德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已往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坚决抵制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指示，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斗争方法，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地形条件，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影响说了这么一段话，虽然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变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

第四，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举荐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参与军事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军事、政治和组织工作中全面铺开，临时中央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意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而失败，红军被迫痛心地实施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了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的军事路线问题。会上，博古首先做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第二个报告人）。博古把红军屡次失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毛泽东、张闻天与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以及博古的辩解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博古坚持其错误观点，李德拒不接受对他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的政治倾向就极其重要。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浦、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的发言为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鉴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集中，“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

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加之长征异常艰苦卓绝，导致周恩来身患疟疾，多日昏迷不醒，8月，周恩来病重。沙窝会议后，滴水不进。此后，军事指挥由毛泽东直接负责。从此，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和实际指挥地位。

二、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殊贡献

如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一样，作为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周恩来又做出了特殊贡献。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他同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199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和迎接周恩来100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作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周恩来军事文选》。《文选》编入周恩来1925年6月至1974年2月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信函、报告、讲话等600余篇，达155万字。

应该肯定，四卷本《文选》是一个宝库，一座宝藏，其内容极其丰富，思想非常深刻，至少包括：关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关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关于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关于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及战略战术；关于国防现代化；关于国防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正确关系；关于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等等。这些思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军事理论宝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容量，就不逐一展开论述了。

在此，仅对特色鲜明，且以往不被大家注意的，谈这么几点：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性质是军队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决定军队的服务宗旨和对象。在奴隶社会，酋长以军队为工具去压迫奴隶；在封建社会，天子、诸侯王用军队去压迫乡村的农奴或其他受压迫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利用军队去压迫工人。那么，军队是压迫阶级吗？周恩来在《军队的性质和组织》中，明确指出：“军队是工具，不是一个阶级。”军队是压迫者拿来压迫群众的，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通过上述分析，周恩来总结道，压迫者可以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拿来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革命军队就必须成为革命政党实现革命目的的工具。周恩来对革命军队性质的论述，为部队官兵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关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鲜明特征，也是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周恩来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周恩来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在军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面对空架子一般的军校政治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组织上，逐步完善政治工作机构，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制度上，制定一系列政治课程训练计划、内容等工作细则；思想上，开展近代国情和共产主义教育。周恩来虽然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理论上，周恩来将政治工作的建设提升到军队发展生命线和灵魂的高度。他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周恩来严厉驳斥了“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的言论。他强调，“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绝不减于战斗兵”。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建立完整完善的政治工作，才能坚定全国人民和军队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到底的信心和意志。不同时期，政治工作的开展方式、任务、内容和目标虽然不同，但“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

进入新时期，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在强军路上，“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

第三，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建军方向的重要保障。人民军队诞生后，周恩来始终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其他的领导；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针对红四军内部有弱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红军“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只有采取集权制，才能团结一致与敌抗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重申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军队的党性和阶级性”，是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1957年12月24日，在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力争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推进强军兴军伟大事业的核心和根本原则。

第四，关于人民军队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军队的纪律建设是人民军队保持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是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周恩来不仅要求军队加强纪律建设，而且，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革命纪律。

1925年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人自觉遵守纪律是我们打倒一切敌人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他还指出，遵守革命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每天的军事训练，军事教育，是甘心受的”。只有这样，革命军人才能在党的指挥之下，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赢得革命的成功。

周恩来同时强调，官兵要以身作则，严守革命纪律。1929年，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在红军的日常军事训练中，党员应当以身作则，不能“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1973年12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周恩来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毕其一生，周恩来都强调纪律，遵守纪律。

第五，关于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周恩来是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参与了国防建设的所有重大决策，并在实践中具体指导乃至直接领导国防事业的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建设思想。

周恩来认为国防与科技密不可分，“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只有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在国民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周恩来提出要抓重点带全局，抓尖端带常规的国防战略思想。1956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把尖端技术的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将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技术的掌握、运用和发展作为国防事业发展的目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把原子弹、导弹、遥测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将研制核武器作为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尖端武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和统筹安排下，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等相继试验成功，我国的国防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从革命到建设，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一方面，周恩来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初步系统阐述、理论铺垫、后续展开”。另一方面，毛泽东更多地听取和吸收了周恩来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建议。总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思想上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军事思想与实践十分默契的原因分析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毛泽东与周恩来大约相识于广东，即1926年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到李富春住处商讨对策。此后，两人并没有过多交集。直至周恩来到苏区后，两人才开始有密切合作，这种密切合作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在他们合作共事的40多年里，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高度默契。周恩来为什么能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卓越贡献？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毛泽东雄才大略，是军事指挥上的天才，周恩来发自内心地佩服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家，他以超人的智慧、高超的战术、卓越的才能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尤其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天赋和作战指挥能力，赢得了周恩来、朱德等党内领导人和全体官兵的一致认可。

1932年初，周恩来刚到苏区，中共临时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四军攻打若干中心城市。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朱德等不赞成攻打赣州，认为赣州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但未得到会议多数人员的支持。2月4日，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团开始进攻赣州，直至3月1日，红军不仅没有攻下赣州，反而被敌援军分割，陷于被动。最后，还是毛泽东提议起用红五军团，解决了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局面。

赣州战役失利后，毛泽东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4月初，周恩来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4月10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消灭守敌张贞部一个多团，俘虏680余人。4月20日，红军进攻漳州，歼灭张贞部约4个团，俘虏1600余人，缴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

赣州战役的失利和漳州战役的成功，展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出神入化的战术指挥以及不拘泥于教条的、灵活多变的军事思想。经过这两次战役，周恩来发自内心地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以致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顶住临时中央的压力，坚持让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维护毛泽东的军事地位。

第二，他们都折服真理，而非盲目服从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他们合作的40多年时间里，在工作思路与方法等问题上，有争执而没有中伤，有争论而没有对立，他们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绝不盲目服从。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担心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方面会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负担，另一方面会被敌人一举歼灭。因此，他主张“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受此影响，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信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困难的环境中，敌人接二连三地“围剿”红军，建议前委分编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中央。

“二月来信”传到根据地后，以朱德、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并没有立刻执行，而是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央对革命形势和红军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分兵发展武装力量、保存实力的方案是不切合实际的，越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领导者越不能离开队伍，“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周恩来收到红四军前委的复信后，意识到让红军分散到乡村中去“是有些毛病”。朱德、毛泽东如果不能来中央，应该派一个得力人员来中央汇报工作。

“二月来信”事件的始末彰显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具有的高贵品质——都是折服真理，而不是绝对服从甚至盲从。这样的事例，在他们此后的合作中，更是数不胜数。如反“围剿”斗争中，共同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夜提马灯说服周恩来等。

第三，他们都对中国人民有着一腔赤诚

从挥斥方遒的少年到指点江山的大国领导人，他们始终将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第一位；从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到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始终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发展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

因而，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很明确。毛泽东曾说：“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将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出发点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的价值追求。周恩来强调：“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那么，共产党应该如何为人民谋利益呢？在革命战争时期，针对有些人强调军事而忽略经济建设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经强调指出：“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为了解社会生产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毛泽东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饥渴，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周恩来调查研究的足迹更是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四面八方，有口皆碑。

总之，他们都对人民饱含深厚的热爱之情，并将这种感情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之中，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最终也赢得了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和支持。

研究历史不是人为重复历史，历史也不可能重复，而是为了资政育人；研究历史伟人，不是为了成为伟人，多数人也不可能成为伟人，而是为了汲取历史伟人的历史智慧。在纪念人民军队创建80周年之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历史伟人对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贡献，分析两位历史伟人密切合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和人格魅力，对我们今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强军目标也必将大有裨益。

（作者袁玉梅：陕西师范大学讲师；陈答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