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毛泽东等人的集体智慧：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首创者问题探析

牟蕾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战术原则，这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山地游击战战法，却曾在近代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红色包围之中而晕头转向。该战法也被国外很多国家广泛吸纳运用，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首创者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文献史料的分析与使用的角度对“十六字诀”的首创者问题加以考证辨析，以求教于学界。

一、研究观点一：“十六字诀”系毛泽东首创

这一观点在学界较为流行，其直接论据主要是毛泽东著作。早在1929年4月5日，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围绕当时闽赣斗争情况以及红军的一些游击战术问题做了精辟的总结和阐述，信中指出：红军三年以来采取的战争策略“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著作中首次以总结性文字完整表述游击战术的内涵，也是“十六字诀”的完整表述第一次见诸党的历史文献当中。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回复了一封著名的指示信，信中首次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简称为“十六字诀”。1930年12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做动员讲话，并题写成宣传口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使广大军民对“毛泽东提出‘十六字诀’”的印象非常深刻。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其中重点回顾总结了红军的战斗历程：“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由此可见，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行的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这“十六字诀”升华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高度的最完整表述。而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这种形式清晰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64年8月，毛泽东自己在对时任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时，亲口说过：“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搞军事更是这样。……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支撑这一观点的佐证材料主要是一些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回忆。朱德在1938年1月抗敌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第六编附录中的第二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的游击战术，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他还在1950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直属机关纪念建党29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在当时（笔者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所规定的游击战术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毛主席在发展游击战争中关于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我们执行了这个十六字诀，不断得到胜利。”彭德怀1937年11月撰写的一篇名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收入其军事文选中，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陈毅也分别在1939年9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做的《论游击战争》的报告、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报告、1951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24周年撰写的报告中，提及“十六字诀”时分别表述为“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的十六字诀、“毛主席提出十六字诀”。此外，当年红四军教导队的张令彬（开国中将）、萧克、何长工、张宗逊、陈正人、熊寿祺等人，都有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和概括“十六字诀”的类似回忆。

二、研究观点二：“十六字诀”系朱德首创

支撑这一观点的最主要的论据是聂荣臻元帅于1986年12月朱德100周年诞辰之际所专门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发表于《红旗》杂志第23期上，这篇回忆文章写道：“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佐证材料主要是一些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开国中将赵镕早在1927年初就一直追随着朱德同志，可以说是比较了解朱德的身边人，他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强调：朱德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中写道：在红四军统编前的一次井冈山会议上，“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红军叛将龚楚在其回忆录中说是朱德在红四军前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并深入展开阐释其内涵。此外，当年红四军后勤处处长范树德、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宛希先等都说朱德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有的学者还根据朱德波澜壮阔的战斗履历和优秀军事素养，把他具有充分的提出十六字诀的主客观条件作为佐证。

三、研究观点三：“十六字诀”系张世熙首创

张世熙是当年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坚持张世熙首创“十六字诀”的最主要也是唯一的论据是——1928年7月12日他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就万安工农斗争的形势以及几次大暴动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书面报告，其中提到：1928年1月，在万安工农武装占领万安县城后，遭受国民党军大举反攻，而“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虽相持半月国民党军对万安农军始终无可奈何”。这一说法与“十六字诀”尽管文字略有差异，主要是将“敌来”改为了“敌进”，“敌走”改为了“敌退”，“敌少我攻”改为了“敌疲我打”，但两者的旨意和精神实质是基本一样的。

四、关于文献史料的分析与使用

学界关于“十六字诀”首创者问题的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学者们是根据各自占有的文献史料去理性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但由于学者论证的角度方法不尽相同，特别是选择的史料和分析所采用的论据差异较大，以至于各执己见，论证结果针锋相对，最终使得结论不足以服众。基于对文献综合比较的角度分析“十六字诀”首创者问题的论点论据，笔者认为研究该问题应该把握这样两个关键点：

其一，首先要明确“判断标准”。“首创”强调具有唯一性的最早的时间维度，应该以何人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提出“十六字诀”完整表述为标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提出不是一次简单“即兴演讲”式“一次成型”的短暂行为，它经历了“游击战实践——总结经验——理论升华——宣传推广——指导实践——上升为原则”，由浅入深、由不完整到完善的符合认知规律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提出过程中的表述与完整表述是有差别的，同时也有口头表述和文字记载之分，当然口头表述一般不足为据。

其二，如何科学分析选择文献史料。在党的文献或经典著作、回忆录、人物传记、口述材料等史料载体中，尤其是遭遇论据间针锋相对甚至自相矛盾而各自又能自圆其说之时，如何客观公正判断、合理选择并考量各个论据的准确性和史料价值，如何把直接史料和间接佐证结合起来分析并尽量避免简单的孤证，应该是判定“十六字诀”首创者的关键所在，也是考验研究者研究水平所在。据此一般而言（不是完全绝对的），党的文献或经典著作的史料价值比回忆录高，而回忆录又比一般的人物传记要高，这也是“十六字诀是毛泽东首创”的观点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最有“市场”、较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重要原因。

联系学界三种主要观点说来，第一种观点可得出是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其主要论据都集中证明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就提出过或者概括总结过“十六字诀”，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在什么场合”最早提出过。第二种观点是朱德1928年5月在某次会议讲话中首次口头提出，但主要论据没有朱德本人著述或者其他文献记载，只有他人的回忆材料，而且还基本都没说清楚提出的明确时间和具体会议名称。第三种观点是张世熙1928年7月12日在其报告中首创，虽然文字略异、旨意相同，也有明确时间和文字材料来支撑，但毕竟不是完整表述的“十六字诀”。

如何深入研究此类学术问题？能够通过实证研究去证明是谁首创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就目前已开发的大量文献史料及相关回忆材料本身和学术界的研究结果看来，众说纷纭，其说不一，难以达成共识。历史情况极其复杂，就当年的残酷战争环境条件，不一定能存有明确文献根据。况且“十六字诀”是提炼井冈山根据地的游击战经验同时经过集体实践发展创新的结晶，而且除了当时中央苏区，其他地方的苏区红军将士都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类似经验，如贺龙提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徐向前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方志敏提出的“诱敌深入，埋伏截击”、“避实击虚”、“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以及湘鄂赣边区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游击战争的一些战略战术。所以截至目前，在现有文献史料还难以确凿论证而研究结果难以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不宜纠缠于“究竟谁是首创者”的问题，否则反而可能误入主观臆断背离历史实际。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坚持“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可在“首创者”问题上继续深入研究，但不必急于下定论。学贵存疑，实事求是，百家争鸣，互助共进，这才是推进学术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精神和态度。

进而言之，遵循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的原则，研究“首创者”的学术意义远远小于“集中集体智慧”的政治传统。因此，笔者认为不必过多纠结于“十六字诀”首创者问题，而应多强调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和朱德的贡献是最主要的。所以，学界可充分借鉴《毛泽东传（1893—1949）》中的提法：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朱毛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以及在纪念朱德诞辰12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两种阐述都说明了“十六字诀”不是哪一个人首创的，而是用的是“概括”二字，更体现出了是概括以往经验的集体的智慧的结晶，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逻辑的表述方法。唯有如此表述才能在现有的文献史料条件下，做出科学的不至于背离历史实际的学术研究。

（作者牟蕾：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