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泉水质、水位的变化

隋文帝建立隋朝,将都城从汉长安城迁到山川秀丽、卉物滋阜的龙首原,与水质咸卤不可饮用有一定关系。开皇二年(582),大臣庾季才上奏:“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

隋唐长安城醴泉监的兴废和善和坊御井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井泉水质和水位的变化。

醴泉坊本名承明坊,在皇城之西。隋开皇二年创建都城缮筑此坊时,于长安醴泉坊十字街北之西掘出甘泉浪井7口,不仅井水甘甜,而且饮者疾愈,因以名坊为醴泉坊。隋文帝于此置醴泉监,取甘泉水以供大内御厨。开皇十二年(592)废监立醴泉寺。[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1986年清理出醴泉遗址,为一边长3.8米的砖砌方坑,深2.5米。坑底铺砌石板,共砌有7个泉眼。正中的泉眼最大,作海棠形。方坑内发现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到唐中期近20件残破石造像,应为唐武宗毁佛时被砸毁填埋的。韩保全、向德:《文物志》,《西安市志》卷六(科教文卫),西安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398页。醴泉监废立为寺,可能跟水质的变化有关,或因泉水干涸所致。醴泉在武宗毁佛时遭到填塞,应是井泉长期取用导致枯竭而彻底废弃。

善和坊御井是考察唐长安城水质变化的重要例证。据考证,此坊位于长安朱雀门街之西从北第一坊。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据《长安志》记载:“善和坊,有井水甘美,以供内厨。开元中,日以骆驼驮入内,以给六宫,谓之御井。”[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但据李肇《国史补》记载:“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李肇生活在元和前后,距离开元盛世已过60余年,甘美的井水已变成非饮用水。

隋唐长安城不同里坊水质也有差异,这与地势高卑、人口多寡有一定关系。唐人诗歌对长安城不同里坊水质的不同也有反映。据姚合《新昌里》:“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全唐诗》卷五〇二,姚合《新昌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14页。姚合在宪宗元和末年进入长安,武宗会昌年间辞世。诗中反映井泉浊咸的情况在隋代和中唐以前少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唐代中晚期开始长安城水质局部发生显著变化。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北与兴庆宫仅一道政坊相隔,人口较属于城南曲江的新昌坊稠密,在唐立国200余年后水质已变坏。而在晚唐懿宗时期,开明坊的一处人家住在人烟稀少的城南,“城中尘外住,入望是田家。井出深山水,阑藏异国花”[唐]许棠:《题开明里友人居》,《全唐诗》卷六〇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65页。,水质之甘洌可以想见。

伴随着水质的变化,隋唐长安城水位也有所下降。尽管目前考古发现尚无充分证据。但据唐代小说《酉阳杂俎》:“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诺皋记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页。故事发生的时间在晚唐文宗时期,内容虽荒诞,但或反映了长安城水位下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