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逆力与风险

如果一个青少年去世，大部分是由于意外，而他杀是第二大原因，第三大原因则是自杀（CDC, 2014）。在一个针对在校青少年的全国性调查中，16%的学生报告自己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自杀，而8%的学生说曾试图在过去的一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女孩会更频繁地尝试自杀，但是男孩的死亡率更高。美国疾控中心所提到的风险因素包括：至少一次尝试自杀的经验；家族中有自杀的家人；抑郁；双相障碍；其他严重的精神疾病；酒精或物质滥用；近期发生的压力生活事件或丧失；能轻易获得自杀装置；曾经被监禁等（CDC, 2014）。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 2013a）的数据，3～17岁的儿童最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问题：注意障碍（6.8%）；行为问题（3.5%）和焦虑（3.0%）。而12～17岁的青少年则更有可能使用违法的药物（4.7%）、使用酒精（4.2%）以及依赖烟草（2.8%）。

判断发展过程中抗逆力的水平的领域有很多（Masten, 2014）。例如，2007年国家儿童健康调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妇幼保健局，2009）估算，2.8%的6～17岁儿童有严重的行为问题。如果标准是没有严重问题，那么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是具有抗逆力的。此外，预计每年有13%～20%的儿童会经历某些类型的情绪或行为紊乱。如果将这部分儿童考虑进去，那么，处于危险的儿童就会变得很多。莱特（Wright）与研究协会（2013, p.17）将抗逆力定义为：面对风险或是灾难时，能够积极地调节、抵抗并从扰动中恢复过来的动态系统的能量。而风险则是“产生负面结果的高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创伤表现出具有抗逆力反应的能力是和儿童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高度相关——邻里环境与家庭收入（G. W. Evans, Li, & Whipple, 2013）。在贫困社区成长的儿童产生严重问题的概率更高（6%），而且几乎是那些成长在富裕社区的儿童的3倍（2%）。这些风险往往是由于贫困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即使考虑父母的收入水平，它们的影响依然存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儿童与那些家庭收入超过贫困线水平400%的儿童相比，他们发生严重行为问题的风险是后者的4倍之多。评估社区不足的指标包括安全考虑，比如破坏公物、存在于家中与街区的危险条件以及街道上的垃圾情况（Singh & Ghandour, 2012）。

马斯腾（Masten）的研究列出了四个总体因素，这四个因素决定了当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应激事件时，是表现出抗逆力，还是表现出病理性反应。首要因素就是儿童有没有与一个来自自己家庭或者社区的自信、有效能的成年人建立正向联结。有效能的父母，比如，会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与活动环节以策安全，同时也会为孩子营造一个温暖且充满支持的氛围。一个胜任的、有责任感而且充满关爱的照顾者总是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很多保护性因素。当这样的父母面对灾难的时候，总是能够非常有效地处理威胁，同时调整他们的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Masten & Narayan, 2012）。家庭本身的一些特点也能够促进正向成长，发展抗逆力，这些特点包括充满温暖的教养方式、恰当的规则以及对孩子行为的监督，与年龄相符的期许，和兄弟姐妹之间友好的关系，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积极参与儿童教育。一个有效能的学校同样能提供支持，在这样的学校里面，无论是教师还是课程设置都能反映出素质教育，教师们充满热情，课外活动能够帮助儿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还能为父母不在家的儿童提供服务。

抗逆力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儿童的认知水平和情绪调节能力至少要达到平均水平，这样才能让他在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取得成功。虽然儿童在这个阶段的智力持续在变化，研究发现智力水平更高的儿童比低于平均水平的儿童表现出更强的抗逆力，这个也和学校的出勤率有关（Wright et al. , 2013）。第三个因素则是对自我的正面看法。包括自信、自我效能感、对自己强项的恰当认知、希望感以及感到生活有意义。最后一个因素则是儿童期望在环境中变得有效能的动机，这种动机会因为社会经济的优势以及父母所受的高等教育得到增强。当这些因素都准备就绪，儿童就能受到相应保护，从而避免遭受生活中的灾难性事件带来的负面结果，比如在条件艰难的环境中成长。那些有韧性的青少年总是会试图充分利用一些好的机会来获得成功，尝试与那些亲社会的导师建立联系，而较少去和那些离经叛道的同龄人联系，而且很少会去尝试一些新颖的东西（Masten, 2001; Masten & Narayan, 2012）。如果是在经济条件欠佳的环境里面，抗逆力则会受到家庭成员之间良好沟通的影响，这样的沟通能够为儿童提供一个缓冲区，避免受到负性事件的影响，而积极正向的同伴关系则帮助个体建立亲社会的自我认同、良好的自尊以及社交技能。那些有积极的社交支持网络的青少年会有更少的健康问题、更强烈的幸福感以及更多的促进健康的行为，而不是像吸烟、过度饮酒等这种伤害性行为。当学生发现学校对他们的成功有支持作用的时候，他们会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对健康有更少的抱怨。最后，如果居住的社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资本资源，当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帮助，青少年的自尊也会增强，同时减少消极的社会行为，而会有更多积极健康的结果（Currie, Zanotti, et al. , 2012）。邻里的社会凝聚力也会减少患生理疾病与精神疾病的风险（Rios, Aiken, & Zautra, 2012）。莱特和他的同事（2013）在评估了一项旨在探索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抗逆力相关的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的研究之后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就是两个概念同时出现，而不是只提风险或是抗逆力。同时强调，虽然抗逆力水平中包含儿童的内在因素，但是主要还是受到人际关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