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在美国，三大主要阶层的差别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划分：掌握多少权力、决策的独立性以及群体的生活品质（Zweig, 2008）。作为一个群体，资本家（劳动力的2%）有权主导工作和政治领域。即使是在最高层内部，权力的差异也十分巨大。管理全国最大的那几家公司的人（少于0.2%）不仅仅掌控他们自己的资金，还控制了国家的福利。这些主导的白人男性，包括联邦政府顶级政治领导人，可以说构成了美国社会的“统治阶级”（Zweig, 2008, p.132）。为竞选提供大量财政支持的居民往往是白人，年龄更大，也很保守，和那些捐款较少的人相比，他们居住在一个更加集中的大都市（Bramlett, Gimpel, & Lee, 2011）。从政治观念来看，他们更加支持开放贸易和移民、同性婚姻和堕胎权，而且更反对学校祷告。在其他方面，布拉姆利特（Bramlett）和他的同伴没有发现他们和一般人或低捐款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显著差异。

中产阶级显然没有那些资本家的权力大，但一般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有车有房，而且有带薪假期。这个阶层包括专业人员（律师、医生、教授等）以及小企业主，包括工厂主；这个群体占总人口的36%。他们通过专业协会的游说来发挥一些政治影响力。这个群体和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可能没那么清晰，例如，高端公司的律师和会计可能和某些资本家赚一样多的钱。中产阶级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他们并不是最终决策者，正是这个决策权将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区分开（Zweig, 2008）。

工薪阶层，可能通过加班最终和中产阶级赚一样多的钱，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工作任务以及工作进度安排，而且不会像中产阶级的人那样获得同样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受到严格的控制，他们几乎没有自主权来决定如何开展工作以及控制工作节奏，没有权力做决定。这个阶层（劳动力的62%）几乎没有任何权力，除非由他们所属工会出面，工会也确实会游说他们加入其中（Zweig, 2008）。

经济福利高度依赖于教育成就。学校的资金来源于财产税，富人孩子、中产阶级孩子和穷人孩子能够上得起的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质量差异。如果一个社区学校开始变差，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可能会选择搬离这个社区，然后搬到有更好学校的社区。最后导致那些学校所获得的支撑学校发展的收入变得更少，进一步降低教学质量。那些家庭条件靠后的孩子不得不去那些快倒闭、设施落后、拥挤甚至经常有危险的学校上学（Books, 2007）。启蒙计划（Head Start）项目让孩子学会在学校里面变得成功，所获得的基金支持也只够招收1/2乃至2/3的收入符合条件的学生（CDF, 2008）。

在25岁及以上人群中，80.4%是高中毕业生，24.4%继续学习获得了学士学位或者更高的学位。超过1/3的已婚男性和女性有学士学位（Vespa et al. , 2013）。接近25%的孩子生活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有学士学位（美国统计局，2004）。

当父母积极参与到学校活动中时，学校教育会更加有效，但是贫穷的工薪父母没有时间做这些。国家调查显示，60%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父母定期参与学校活动。相反，只有36%的贫困父母同样程度地参与学校活动（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1999）。这进一步导致贫困儿童越发缺少自我认同，这也和较低的学业成就有关（G. W. Evans, 2004）。当前统计数据表明，在公立学校，2/3的四年级学生没法阅读与这个年级水平相匹配的文字，或是解答对应年级的数学题（CDF, 2008）。由于工资低，贫困家庭的父母必须长时间工作来补贴家用。这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陪孩子。因此，40%～58%贫困线之上的家庭会为他们学龄前儿童讲故事，而只有38%的低收入家庭会做这样的事情。贫困家庭的父母还更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看电视而不是阅读（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联邦跨机构儿童与家庭统计论坛，2008）。一种新型的、限制贫困儿童取得学业成就的教育风险因素就是他们缺少途径联结互联网。94%的贫困儿童没法通过任何途径上网；对于更富有的青少年来说，这类缺乏仅仅只占57%（G. W. Evans, 2004）。

贫困家庭也确实更倾向于生活在危险的社区中，在那儿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暴露在个人危险和创伤之下，包括街头暴力和交通事故。此外，他们可能靠近废料排放场或是其他环境危害物居住，使得他们的孩子会接触到铅和一氧化碳。因此，有35%还在学步的贫困小孩在发展过程中，接触到六种以上的环境风险因素，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婴儿来说，这个比例仅为5%（G. W. Evans）。

家庭停留在贫困中的时间越久，家庭生活恶化越严重，夫妻间会有更多争吵，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没那么负责，而且父母的惩罚行为更为严厉（G. W. Evans, 2004）。穷人抑郁的概率也要更高，抑郁的父母对孩子提供的抚养也更差（Mazure et al. , 2002）。和条件好一点的儿童比起来，贫困家庭的儿童也更有可能因为家庭寄养或家外安置而与家人分离（G. W. Evans, 2004）。

可能统计数据会让你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般来说穷人来自少数群体，但事实上，一般而言，成年穷人往往是年轻的白人女性，而且她们往往是一家之主（美国统计局，2012a）。历史和政治背景会影响社会对帮助国内和国际上弱势群体的开放性（Delphin &Rowe, 2008）。当人们面对的是有明确且确信证据表明需要财政支持的情形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例如，大量的金钱被投放在帮助2001年世贸中心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身上。兰德公司（L. Dixon & Stern, 2004）估计，目前慈善捐助已经达到27亿美元。让相关公众没有意识到的是，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对穷人是无视的，认为他们是无足轻重的。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人们已经预见到灾难即将来临。但是，持续40年的政府低预算政策使得防洪堤不堪一击。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已经被布什总统裁掉，而用于这个部门的资金被转移到针对恐怖分子的战斗中。当飓风袭来的时候，穷人们，占了户主的27%，没有任何逃生途径，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而唯一一个撤离方案就是自行开车撤离（Ignatieff, 2005）。而这导致穷人只能活活被淹死。在灾难最初，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里面，政治保守派阻止了一项让飓风灾民获得医疗救援的援助方案（Krugman, 2005）。新奥尔良州的穷人们被进一步利用来重建家园。保障在所有联邦合同上获得体面工资的戴维斯-培根法案也被废除，布什总统和副总统切尼的政治密友可以优先获得重建合同（Lipton & Nixon, 2005）；他们为那些愿意接受最低工资的穷人提供工作，从而进一步剥削他们。

这样的剥削为何可以持续？通常，我们并没有穷人需求的日常证据，因为中产阶级、低收入阶级和高层的家庭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孩子在不同学校上学，而且互相之间的日常生活是相互隔绝的。这导致彼此面对的挑战和优势被忽视，并带来认知差距，穷人遭受的痛苦往往被低估（Lott, 2002）。中产阶级和高层的家庭能够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途径接入互联网，高质量的学校及更安全的住房和社区环境。越是富裕的成年人越能获得高水平的教育，最终获得更大的职业成就。他们有能力支付家政、育儿和综合性医疗服务等的开支。因此，在困难时期，富裕的人就比穷人有更多的资源来让他们获得帮助（Mellander, Florida, &Rentfrow, 2011）。

在贫困青少年中，已经发现存在威胁适应性情绪和行为健康的风险，但是在相同样本大小的出生于富人家庭的青少年中，也发现类似的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的风险（Luthar &Latendresse, 2005）。在这两组青少年中，导致这些问题的相同因素包括来自与父母的情感和身体的分离。每10个青少年就有1个受此困扰，这群青少年都是来自一所郊区学校的六年级学生，而且该调查对他们一直追踪到11年级。一个经常和家人吃晚饭的青少年则没有表现出相同的困难。对于有问题的青少年来说，出生于富裕家庭者和出生于贫穷家庭者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富裕的青少年在成就压力方面得分要高。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富裕青少年如果不能达到他自己或父母的标准的话，在青春期早期，将面对更高的物质滥用的风险，这个风险会持续到18岁。青少年和他们的富裕父母繁忙日程的副产品是缺少与父母的情感亲密（Luthar & Latendresse, 2005）。虽然有钱的父母能够更轻易地为他们的问题子女获得心理健康服务，但是对隐私的考量以及认为作为精英群体的成员有能力自己处理好所有事情的信念可能会阻碍他们寻求帮助（Feather & Sherman, 2002）。

个体的收入水平，包括所处的社会背景，影响到他的阶级认同。对15个工业化国家的调查显示，在繁荣时期，经济不平等性低的国家的个体有更高的幸福感，而且更加信任社会结构以及他人，而这和他们的阶级认同无关。此外，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将自己认同为中产阶级。但是在繁荣时期，经济不平等会带来在医疗、教育和社会流动性方面的显著差距，因此会有更多的阶级两极分化以及群体内外的冲突（Curtis, 2013）。

在面对经济不利的情形时，抗逆力水平受到家庭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以及积极的同伴关系的正向影响。这些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帮助个体建立亲社会的身份认同、良好的自尊以及必要的社交技能。最后，邻里的社会凝聚力也能降低身体和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风险（Rios et al. , 2012）。接受教育是摆脱贫困的途径之一，但是在进入大学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障碍难以获得足够的背景和资金来为自己在大学谋得一席之地；教师、机构和贫困生之间的文化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误解，从而使得他们获得学术成就变得不可能（Markus & Conner, 2013）。李和迪恩（Lee & Dean, 2004）强调了中产阶级神话，即认为谁坚持工作，做有品质的工作，就能在经济上获得优势，却忽视了压迫、缺少机会以及缺少资源在社会流动中的影响。他们强调，最新的移民、失业者以及弱势群体更多地获得了帮助，是当这些外在的限制成为治疗对话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部分时，而不是当来访者有意或无意地同化到中产阶级神话时。为了肯定寻求经济成功的动机，一些移民的成功案例可能将呈现给他们。但是，重要的是要澄清，提供的这些例子里面的“成功故事”，都是从家人或社区获得的重要资源。人们只要从别人那儿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就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来摆脱贫困（Lee & Dean,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