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将健康产业作为重要内容予以明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并明确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将健康产业培育成我国未来的支柱产业。健康产业强调以健康为核心，动员各方面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发展健康产业既是推动诸多医改关键领域改革的破题之举，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城乡居民健康需求不断提升并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另一方面疾病谱变化、医药技术创新、重大传染病防控以及意外伤害、食品安全等各类危险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加剧了卫生资源供给约束与卫生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同时，医改进入深水区，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医改与经济社会关联越来越紧密。新时期，卫生健康改革与发展不能再继续依靠增加投入的老路子，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转换发展动力，通过结构调整和效益提升走出一条新路子。而发展健康产业既是深化医改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也是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牵引器和推动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需要针对当前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发展形势与问题，分析健康产业对深化医改和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发展健康产业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协同推进，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发展健康生产力，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的同时，能够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受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所限，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仍然不足。201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4.98%，人均卫生总费用为3 351.7元（按当年美元平均汇率计算），在WHO191个成员国中分别位居第132位和第86位 ⁽¹⁾，均低于我国人均GDP排位（75位）。受全社会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及人力培养周期等因素影响，卫生人力资源仍然不足，2018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护士数分别为2.59人和2.94人 ⁽²⁾，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3.5人和8.8人） ⁽³⁾。

从供需变化看，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水平的继续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医疗服务需求不断释放，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却因优质人力资源匮乏和各种体制机制等原因而严重滞后。2009—2018年入院人数由0.85亿增长到2.55亿，九年增长了200%，诊疗人次由54.88亿增长到83.08亿，9年增长了51.38%，同期卫生技术人员数增长了72.16%，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了54.87% ⁽¹⁾。优质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并没有与医疗需求同步增加，严重影响服务供给能力。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期间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的问题将进一步凸显，成为影响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和改革获得感的重要原因。

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而服务能力则直接决定居民就医流向。医改以来，虽然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总体而言，卫生资源配置与服务需求倒挂的态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卫生队伍仍未得到实质性加强，基层服务能力依然薄弱。2009—2018年，县及县以上医院主要卫生资源数量增长和服务量增长均快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09—2018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诊疗人次占比分别从15.98%和28.28%下降到13.43%和20.13%，乡镇卫生院入院人数占比从28.73%下降到15.65% ⁽²⁾。公立医院集聚最优质资源和技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短缺和能力不足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强基层”缺乏有效抓手。

资源和服务利用向高层级机构过度集中导致了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就诊分布上的失控，并由于卫生资源垄断造成市场失灵。县级医院和三级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服务供不应求，其本身缺乏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公立医院改革各项任务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合的任务，也受制于供需失衡问题而难以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和中高收入人群迅速增加，多元化、高层次健康服务需求增长迅速，高端医疗保健需求规模巨大。2016年我国游客到韩国就医就达12.7万人次 ⁽³⁾，保守估计仅上海市高端医疗潜在的市场规模在165亿~185亿元 ⁽⁴⁾。2018年，民营医院数量占比虽已过半，但床位数占比仅为26.3%、诊疗人次占比仅为14.7%、入院人次占比仅为18.3% ⁽⁵⁾。民营医院规模较小、能力有限，还难以成为优质资源的有力补充，更难以与公立医院形成有序竞争，大部分特需医疗仍集中在公立医院，挤占了公立医院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健康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2018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1.66亿，占比达到11.9% ⁽⁶⁾，到2020年将超过12%，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3 067万人。随着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老年健康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对医养结合、康复护理等提出更高要求，服务与费用的压力加大。以康复服务为例，2017年国内有康复科的综合医院约3 500~4 000家 ⁽⁷⁾，康复医院552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以上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康复专科医院，康复医师供给缺口巨大。据国际物理医学和康复联盟统计，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康复治疗师人数一般为30~70人/10万人口，而我国仅为0.4/10万 ⁽⁸⁾；此外，随着生育政策逐步调整完善，妇产、儿童、生殖健康等相关医疗保健服务的供需矛盾也更加突出。

在高速的经济增长、迅速城镇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下，与生活方式和人口模式转型相关的疾病和危险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健康问题。慢性病所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为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慢性病的有效防治涉及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等环节，需要一个连续的、相互衔接的、围绕健康为中心的、以健康“守门人”为基础的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但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服务模式的转变滞后于疾病模式的转变，历史形成的医、防体系分设、业务缺乏协作的模式仍未改变，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应对传染性疾病和群体性预防为主，医疗机构以个体疾病诊治为主，针对个体的个性化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供给不足。受管理体制和筹资渠道等的影响，医、防机构之间在慢性病防治方面缺乏有效激励机制，防者不能治、治者不管防，防治断裂，割断了慢性病防治的连续过程，造成服务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慢性病高发等健康问题。

受现有财政补偿不足、医疗机构按项目收费为主的补偿机制影响，病人意味着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之间、各级各类医院之间更多处于竞争关系，机构之间缺乏以提高区域健康水平、让居民少得病、晚得病为共同目标开展协作的激励机制和利益纽带。公立医院依然处于垄断地位且其规模扩张机制难以根除，对基层资源和病人的虹吸效应突出，协作帮扶则多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和持续。

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医疗保障应当发挥医疗费用分担者、医疗服务购买者和医疗费用控制者的角色，由此，医疗保障会逐渐成为引导医疗服务行为、调控医疗服务市场的重要力量，进而推动实现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最优化，在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同时有效维护参保人健康。

目前，医保经费已经成为我国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客观上可以充分利用医保政策和服务购买行为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进行积极引导。但现有基本医保制度只保治疗、不保预防，住院报销比例高、门诊报销比例低的支付制度设计，却难以科学引导居民就医行为。且基本医保资金管理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明显不足，在供方支付制度、需方补偿机制、费用增长测算和监管、服务质量改善等方面都需要继续改革和提高，以实现引导和调控医疗服务的作用。商业健康保险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占比仍较低，难以形成对医疗服务市场的有效调控。由此造成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对供需双方均缺乏有效引导力量和引导机制，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从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上，医改文件要求“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多种实现形式。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目前，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并未实现，公立医院仍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均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隶属关系的公立医院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部门的附属物，有着严格的部门归属、行政级别、拨款渠道，享受不同的资源与政策支持。这种地区和部门的行政性分割是医疗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医疗机构难以有效协作的根本体制性原因，同时也是公立医院缺乏提高运行效率、主动控制费用动力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政府与医院关系模式下，医生与医院同样处于行政隶属状态，医生就业体制、管理体制、晋升机制、薪酬体系、考核体系均以行政管理为主，多点执业、薪酬制度改革难以突破。

在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上，各级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同样均为事业单位，同样存在政事不分的状况，彼此之间划片经办，彼此之间没有竞争，也没有控费的压力和动力。可见，目前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经办体系均具有行政管制和垄断经办的特征。行政管制导致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均缺乏控费和保质的内生动力，垄断地位导致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均缺乏控费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外部压力。目前，医疗保险仅发挥了医疗费用分担者的角色，而医疗费用控制者和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角色缺位。这是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难以整合的根源。

中国的经济体制整体上已经转变为市场机制，医疗行业亦不可能孤立于市场化环境之外。在医疗领域，依靠行政化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来配置资源，只会损害市场机制的功能，导致供需失衡以及普遍性的暗箱操作。虽然行政化的定价机制可以管制一个个具体服务项目的价格，但却无从管制总体的医疗费用。当行政定价无法补偿医生的市场价值时，“以药补医”“以检查补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这种扭曲方式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患者负担更大，既无效率也不公平。

合格市场交易主体和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健全，既是医疗服务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源，也是造成供需失衡和错位的根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市场主体行政化的微观结构下，其宏观管理体制、治理体系、运行机制、监管体系改革必然难以有效推进。

发展健康产业的首要任务是开放市场，增加全社会对健康领域的投入。从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看，加快发展健康产业背景下，社会卫生支出增长迅速，成为卫生总费用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拉动因素。2018年商业健康保险和非财政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突出，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到5 448.13亿元，比上年增长24.12%；非财政性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 730.29亿元，增速为8.03%，二者协同作用，推动卫生总费用构成中社会卫生支出占比达到43.66% ⁽¹⁾。随着健康产业发展相关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资本办医等筹资渠道将得到进一步拓展，推动社会卫生支出保持快速增长，从而持续推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个人三者结构继续优化。

国内外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公共财政投入与公立医疗机构无法解决健康服务供需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亟须加快构建一个大中小健康服务机构共生、高中低产业层次兼顾、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产品内涵丰富的健康产业体系 ⁽²⁾。社会办医是发展健康产业的首要任务，通过鼓励社会力量投向老年护理、口腔保健、康复、临终关怀等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将极大地增加高端和短缺领域服务供给能力。从健康保障需求看，政府主导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仍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阶段，且受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等因素影响，医保资金平衡压力较大，因此，只能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不能满足高端、个性化的健康保障需求。通过发展健康产业，加快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可以使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保之外的需求。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发与健康管理服务相关的健康保险产品，开展针对不同的市场设计不同的健康保险产品，将满足群众多层次健康保险需求。此外，通过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也有助于分担医疗执业风险，促进化解医疗纠纷。此外，通过服务侧的加快发展，也将极大地带动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支撑产业的发展，引导企业提高创新质量，培育重大产品，满足重要需求。

由于社会办医发展不足，目前高端医疗服务供给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挤占了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优质资源。随着社会多元化办医的发展，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比例将逐步缩减，高端民营医院将逐步成为特需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将有助于公立医院公共医疗资源回归公益性的本质，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如，上海市将剥离公立医院特需门诊作为医改的重要任务，专门划出浦东和虹桥两块园区用于发展高端医疗，作为集中承接公立医院特需门诊的转移地，同时引进国际高水平综合和专科医疗机构，有效分流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需求。同时，随着政府放开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在全科医生制度、医师多点执业、分级诊疗、购买服务等协同改革措施共同作用下，基层自我雇佣的个体职业者将日益增多，有助于增加基层服务供给量和提高服务能力。

此外，健康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借助于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和远程医疗系统的搭建，将进一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释放，同时为优质资源的下沉搭建了平台。以江苏省为例，目前江苏省集约式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已与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连线，三级医院号源开放预约率达到85%以上，居民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预约；同时，正在建设的省级危重疾病远程会诊系统，依托江苏省人民医院等资源优势，借助移动4G网络，以远程影响诊断、远程会诊、远程监护指导、远程手术指导等为主要内容，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使专家随时随地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远程诊断和现场指导。该系统初期将覆盖110家县级医院，5年内将覆盖720家医院；全省有2/3以上的县（市、区）依托区域内中心医院资源优势，建立区域性检查检验与影响中心，建立集约式远程会诊中心、远程影像诊断中心、远程心电诊断中心，面向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集中读片、初具诊断报告、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医学咨询等业务；此外，通过搭建区域信息平台、共享检查检验结果、支持上下双向转诊等业务，以信息化为纽带促进了医联体建设。目前，全省已有医疗集团40多个，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与上级医院结对成对口帮扶关系，建立稳定的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和预约服务 ⁽¹⁾。可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既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服务、增强群众对医改的获得感，又带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极大地助力了医改“强基层”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咨询、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监测与及时干预、健康指导等新兴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以疾病诊断与治疗为主的传统医疗卫生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健康需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人群中真正健康的只有5%。诊断患病的约20%，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²⁾。亚健康人群对于健康管理等非治疗性需求、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和患病人群对于生活方式指导、疾病风险监测与干预等健康和疾病管理服务，规模十分庞大。传统以治疗为核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只能被动应对不断增长的慢性病和亚健康需求，使得医疗卫生费用不断上涨。

健康管理与促进范围及其广泛，包括生活方式管理、健康需求管理、就诊服务、疾病管理等。研究显示，仅对疾病人群进行生活方式指导、使其减少和防止不良的生活习惯，将会使高血压发病率下降75%、糖尿病发病率减少50%、肿瘤减少33%、超重和肥胖减少2/3，人们的平均寿命有望延长10岁。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健康管理统计表明，实行科学、有效的健康管理可以减少50%的死亡率，可以减少1/3的疾病，在美国可以降低90%的医药费 ⁽³⁾。因此，健康管理是花小钱防大病、从源头上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有效措施，既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非治疗需求、提高健康水平，又能有效破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资源与需求、投入与效益矛盾，对整个卫生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快发展健康产业，有助于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起防与治、医与保、医与养、以及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转变传统以治疗为中心、碎片化的服务模式，形成以健康为中心的、机构间有效协作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实现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系统连续的健康管理与服务，变被动应对疾病为主动预防疾病、变单一作战为协同作战，推动从源头上保障健康、提高卫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健康保险是推动健康产业链整合的核心之一。美国健康保险组织通过管理式医疗实现了前向医疗服务供给和后向付费功能的整合，承担第三方管理、支付、成本控制功能，成为监管医疗费用支出、满足健康需求的杠杆；英国健康管理机构也是以健康保险为核心，整合健康维护中心、疗养院、综合医院等各种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产业联盟。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与大体量的特点，同时健康保险自身具有天然的控费动力，因此，健康保险公司可以与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健康产品厂商等上下游之间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运营体系，从而推动健康产业链的整合和价值链的提升。一方面，健康保险公司通过自建医院或协议的方式与医疗机构结成利益联盟，避免医疗机构利用其专业优势推动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另一方面，基于大量的个人健康历史数据，健康保险公司帮助参保者有效管理自身健康，在满足其健康教育、健康体检、疾病筛查、健康风险预警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等非治疗需求的同时，为病人提供最合适的就诊方案，限制不必要、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通过预付制等支付方式激励医疗服务机构自我控制成本，从而实现在促进健康素质的同时，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并实现产业经济效益，带动相关健康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健康保险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趋势已较为明显，如平安保险入驻慈利健康管理机构、鼎辉投资基金注资慈铭体检、美国中经合集团投资美兆集团等。健康保险及其整合发展的健康管理业，有望成为从需求侧实现产业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突破点。

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流动、成本的控制，增强服务集约化程度和监管的有效性，更能够以新思维、新技术推动服务模式的创新。一方面，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的出现和逐步普及，既为个人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形成自主自律的良好生活与行为方式提供了载体，更为个人健康大数据的系统收集、持续跟踪和监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健康管理提供了可能。目前，以百度、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和以苹果、三星、小米等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制造商纷纷进入移动医疗健康领域，所看重的就是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无限价值。

因此，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相关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将呈指数性的增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些技术的突破也使得广泛深入的使用健康医疗数据成为可能。这一方面能够实现医学科研、精密诊断和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极大提升，使得医学科研、诊断和服务迎来“精准医学”时代；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机构、护理康复机构、健康保险机构之间可以实现协同开展疾病与健康监测、预警、干预，形成全过程、系统、连续的健康管理与服务，促进健康管理、健康保险等的发展及健康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融合发展。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有助于提高服务利用效率。“春雨医生”和“好大夫在线”等为代表的国内网上问诊平台已经建立，增加了医疗服务利用的便捷性。从辽宁省的实践看，居民只需用手机关注“辽宁卫生计生12320”微信服务号，并绑定本人身份信息，即可实现预约挂号、在线支付、在线候诊排队、检查报告查询、电子病历等移动全流程健康医疗服务，实现便捷就医。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胡建平介绍，以辽宁省的统计数据来看，使用居民健康卡后，平均排队次数由4.3次降为1.4次，平均候诊时间缩减23分钟。

发展健康产业能够牵动全方位改革，可以通过增量改革逐步带动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破解医改体制机制难题。

鼓励社会办医是发展健康产业的首要任务。目前，民营医院数量占比已经超过50%，床位数、服务量占比也逐步提高。通过社会办医的发展，在有效满足高端和短缺领域服务需求的同时，有助于打破公立医院对人才、技术等核心资源的垄断格局，形成公立医院改革的外部环境和压力，从而对公立医院改革形成倒逼机制，最终形成多元竞争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探索在各地兴起，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医趋势明显。在此基础上，随着健康保险等体系的同步完善，将逐步建立“资金跟着病人走”的支付机制，迫使公立医院提供其服务质量与效率。

此外，社会办医的发展也有助于破解公立医院改革诸多“难题”。如，在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健全现代医院制度等方面，民营医院人事薪酬制度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将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参照物和坐标系。同时，社会办医的发展及对公立医院垄断地位的打破，也为公立医院和医生的“去行政化”奠定基础，为医、保双方建立平等谈判机制、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提供了可能。

如前所述，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是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关键。通过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一方面将在保险产品及服务模式等方面对基本医疗健康保险形成竞争，特别是其在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等产业链整合等方面的探索，将极大地提升健康保险产品本身的附加值，对目前只保医疗不保预防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模式形成挑战，从而推动建立以参保人健康为核心、更具成本效益的现代健康保险体系；另一方面，随着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其在效率方面优势的逐步显现，将有可能打破行政化、垄断性的基本医疗保险经办体系，从而建立竞争性的现代医保经办体系，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去行政化”改革奠定基础，也为医、保双方建立平等谈判机制、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提供了可能。

通过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体系打破垄断和去行政化，公立医院将真正成为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不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现在体制内的医生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可以自由流动和多点执业，医保经办机构真正成为参保人健康的契约代理人（而不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从而彻底改变医疗卫生体制的微观基础。在此基础上，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上可以真正引入市场机制（目前虽然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价格也已经放开，但由于医保政策仍要求定点机构必须执行政府指导价，加之公立医院竞争地位强，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在实践中并未实现自主定价），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将逐步建立，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能基本体现其劳动价值，医疗服务的提供与购买真正成为按市场法则办事的市场行为，从而推动建立现代化的健康领域治理体系。

健康产业既是社会事业的重要领域，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关键领域，因此成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任务，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的重要突破口，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战略重点，这是我国当前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历史机遇。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投资卫生与健康，就是投资生产力、投资未来发展”。发展健康产业，能够增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后劲，有力支撑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健康投资不仅是一种改善生命质量的消费性投入，更是一种全面保护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生产性投资，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哈佛大学研究指出，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30%~40%来源于本地区人群健康的改善。因此，健康投资是把我国十几亿人口压力转化为长期发展优势的前提，改革开放前人民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正是形成我国“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对我国取得“经济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测算，1950—1982年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增加到69岁，由此而创造的经济价值共24 730亿元，平均每年约773亿元，相当于GNP的22%。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委员会研究表明，卫生投资将带来高达6倍的回报。在当前人口红利缩减的特殊时期，发展健康产业有利于挖掘我国“健康红利”、推动经济增长。

健康产业是一个分工更细化、门类繁多的领域，不仅新开辟了许多就业渠道，提供了大量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据测算，目前我国健康护理、基层卫生、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提供上千万就业岗位的潜在能力，其中包括：老年人健康护理人员400万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400万人，基层医疗机构助理医师和全科医师160万人，精神卫生专业人士30万人。此外，在口腔保健、药剂、健康管理和营养指导等方面还具有提供数百万就业岗位的潜力。

健康需求是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需求的释放和满足是扩大居民其他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能够有效拉动社会总需求的扩容。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业作为健康产业的核心层，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满足需求，引领消费。医疗卫生服务业涉及满足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包括基本需求和多层次的医疗保健需求；二是释放消费能力。根据2008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测算，现阶段通过增强卫生保健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可以直接拉动居民健康需求超过6 000多亿元，其中基本医疗服务需求4 000多亿元，保健需求2 000多亿元。同时，我国医疗保健需求规模巨大，携程旅游近日发布的《2016年在线医疗旅游报告》显示，2016年通过携程报名参加海外体检等医疗旅游人数是前一年的5倍，报告预计2016年出境医疗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超过50万人次，人均订单费用超过5万元，是我国出境旅游人均费用的10倍左右。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会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造成影响，特别是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居民为避免经济风险加强储蓄，或由于已经发生大额卫生支出，从而严重影响对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研究发现，每1元医疗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能够拉动8元以上的社会消费总额。据此测算，仅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360元的财政补助投入就能拉动超过3万亿元的社会消费额。

发展健康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多层次医疗保健需求，将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有力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健康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我国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用卫生总费用表示）占GDP的比重是5.0%，而法国、德国、英国该比重分别为11.5%、11.1%和9.8%，金砖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分别为11.8%、5.3%、8.1%，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消费增长空间较大 ⁽¹⁾。

2018年国际医疗旅游业全球产业规模已经达到7 643.5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超过12% ⁽²⁾，已被多个国家（地区）确定为支柱性产业，成为许多国家促进高端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途径；再如，截至2018年9月末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保持在13.7亿户，移动医疗发展前景广阔 ⁽³⁾。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医疗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已由2014年的22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228亿元，预计2017年将达300亿人民币，市场潜力巨大 ⁽⁴⁾，同时将带动数倍的慢病管理、健康咨询服务及试剂等消费。此外，健康与体育健身休闲的融合发展也极具潜力，体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领域，产值接近2%，体育消费占居民消费额的3%。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健身娱乐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本体产业，其增加值占到体育产业总体的60%~70%，已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领域之一。

健康需求是刚性且不断增长的，基于健康需求的医药卫生产业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大趋势，能够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回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健康产业是极少数仍能保持增长的产业之一。2008年以来，健康产业同样是欧美国家实施反危机措施的主要领域，美国、德国等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均将医疗保健领域作为投资重点，将之作为保持或创造新就业岗位的重点行业。

健康产业关联产业多、产业带动效应强，研究表明，每1元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可以拉动3元社会投资。除上游产业（如药品、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和相关支持产业（如建筑、医学科技等）外，健康产业对教育培训、健康信息、健康保险、金融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法律服务、市场服务、健康人力资源服务等辅助性产业也有直接拉动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健康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探索不同的健康产业支持形式，如卫生金融、卫生科技服务、法律和信息咨询，包括健康管理和市场营销等。

由于健康服务和产品的特殊性，这一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较为复杂，应该根据不同类型服务的属性来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对于群众基本健康服务需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健康养老等基本健康服务），应当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直接组织生产或购买服务（政府直接购买或向需方提供补贴）的方式提供；对于非基本健康服务以及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的基本健康服务可实行市场化运作，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指示精神，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要实现发展健康服务业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相互协同与促进，必须正确处理基本与非基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的有机衔接。

从国际上看，健康产业（health care industry）本身没有基本与非基本、事业与产业之分，只是客观地描述健康服务和产品提供行业。但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于基本与非基本、事业与产业的划分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李克强总理曾指出，“社会领域既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群众体育等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型事业，也包括培训服务、非基本医疗、文化产业、体育健身等主要由市场提供的服务型产业，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既要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又要推进社会领域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一论述首先明确了事业、产业是从服务的“基本”“非基本”角度定义，第二是把“基本”“非基本”服务特征和政府提供责任结合起来。根据这一思路，从服务上，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健康需求属于“服务型事业”，应由政府承担主要筹资和提供责任。居民多样化、高层次医疗卫生服务等非基本健康需求属于“服务型产业”，应由市场为主导提供。基本和非基本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环节。发展健康产业，将扩大健康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利益主体也将日趋多元化、复杂化，这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①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管理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多种管理手段转变。特别是在卫生资源配置上，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各类资源。②应当健全健康产业宏观调控体系。以卫生健康发展战略和规划体系为导向，以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为主要手段，加强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③应当继续加强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职能。政府继续在保障群众基本健康服务需求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职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导健康服务业规范发展。④应当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基本健康服务及其他相关公共管理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主要解决制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机制问题。当前，按照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等要求，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把医改推向纵深。在总体思路上应进行如下转变：

1.按照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从以解决疾病的看病就医问题转变为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特别要以是否有助于解决群众健康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的关系，既要切实解决群众当前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要着眼建立健全符合健康领域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应更具长期性、战略性。

2.要把卫生与健康工作纳入全局。按照总书记关于“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的要求，要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强党委和政府对医改工作的领导，由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负责，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将主要健康指标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考核指标，将医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绩效考核和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3.要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同步推进存量和增量、供方与需方改革，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以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为抓手，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发展健康产业在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的同时，也会推高卫生费用的增长。因此，健康产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如果费用过高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宜范围则可能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影响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潜力。例如，美国2011年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17.7%，医疗卫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国防的第二大项目，美国企业为医疗福利所支付的费用比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多了近3倍，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企业因为医疗费用过高而导致亏损，因此，奥巴马政府认为，不断上升的医疗和福利成本是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根源，不断增长的医疗开支已经威胁到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美国经济的根本基础，并呼吁说“美国的医疗体制再不改革，将拖垮整个美国”。要确保健康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就要重点把握好两个方面：

1.要优先保障群众基本健康服务需求。把握好其产业属性与社会保障属性的关系，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在优先保障群众基本健康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健康产业发展建立在群众基本健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就医负担有所减轻、求医问药更加便捷、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明显提高的基础之上。

2.要以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为重点，创造“绿色GDP”。预防保健服务是最具有成本效果的健康服务，应将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养生保健等预防保健类服务作为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确保健康产业在经济社会承受范围内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