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学”一词的传统含义

“诗学”一词的内涵，古、近代与现代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作专文研究[2]。本书的研究与此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将前项研究作简单的介绍。

现在学术界所频繁使用的“诗学”概念，有广狭两义。广义的诗学与文学理论乃至文艺学、美学相通，狭义的诗学则是局限于诗歌学本身。两种内涵的诗学范围虽然大小不同，但都是指以理论、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形式存在的学问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广义的诗学渊源于朱光潜等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就连狭义诗学的形态与内容，其实也是深受西方的文艺学观念的影响。所以一般的有关诗学的各类著作，常常不约而同地从西方美学史中寻找诗学的渊源。一种观点即认为诗学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向无成熟的诗学，如朱光潜先生早年就有“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之说[3]。甚至有学者认为“诗学”这个词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无“诗学”一词[4]。虽然像这样不加深究而轻下结论的说法不会很多，但认为这个词在古代用得很少且无足轻重，这样的观点，我想可能还是不少的。

其实，“诗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有着自己的生成历史，并有着广泛的运用。它依据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学术的理念，所指的对象和使用的方式，与现代的“诗学”一词都有较大的差异。并且，这个词的内涵和使用方式，都是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特点，对于现代诗学的研究不无启发，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诗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诗经》学”的简称的诗学，属于经学范畴[5]；一种是作为实践的与理论的诗歌学之总称的诗学。后者为我们的讨论对象，其最早出现，应在晚唐五代之际。晚唐郑谷《中年》诗云：

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6]

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

商隐字义山，诗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

又北宋王珪为南唐许逖母作的《望都县太君倪氏墓志铭》[7]：

夫人姓倪氏，南唐主爵郎中弼之女，赠大理评事高阳许规之妻……次子府君逖，时为儿童，秀警已能作诗，尝憩大溪旁，方据石微吟，潮几没石，府君挥洒自若，诗成顷乃去。夫人尝奇之，一日从膝下，乃曰：“家世微，若不少激昂，何以大先君之后？”遂从学中茅山，穷左氏春秋，观战国危亡之际，未尝不慷慨太息。条二十事，皆切当世事务，特见江南李煜，煜器其少年有诗学，拜秘书郎。

王珪虽为北宋人，但“煜器其少年有诗学”这句话，当是得之许氏后人的传述，与当时的原话差距不会很大。因此这里的“诗学”一词，可视为南唐时的用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晚唐五代之际，“诗学”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词汇，其所指的都是诗歌创作本身。

北宋人用此词，除前述王珪《望都县太君倪氏墓志铭》外，还有郭祥正《奉和蔡希蘧鹄奔亭留别》：

又如李白才清新，无数篇章思不群。挺特千松霜后见，孤高一笛陇头闻。我于诗学非无意，黄芦不并琅玕翠。漫甘薄禄养残年，两鬓垂丝成底事。

又许景衡（1072—1128）《横塘集》卷三《和经臣晚春》一诗也用了此词：

蝶散花犹在，鸦藏柳已阴。敢辞连日醉，恐负惜春心。金缕休频唱，瑶笺正苦吟。独惭诗学浅，三叹岂知音。

南宋以降，“诗学”一词使用渐多，出现于诗句中的如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二《食圆用建昌使君叔父韵》：

泛观天地间，机者物之先。大阮精诗学，咏物巧回旋。

韩淲《涧泉集》卷六《昌甫有诗学长句，次韵以柬处诲，且当应举》：

章泉老子之诗学，笔自峥嵘心自泊。暮春静把一杯看，纵有世情无处著。三传且莫束高阁，待子龙津名一跃。收回旧话再商量，沈谢应刘都扫却。

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过南雄调木倅》：

句法清严旧有声，亲传诗学自趋庭。

以上诗句中“诗学”这个词，用法与晚唐郑谷等人一脉相承，都是指诗歌创作之事。准确地说，是构成创作能力的一种学艺。“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的形成及其在晚唐两宋时期的使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学术与文学的传统，“学”之一字，在古代不但有今天的学问、学科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用来指一种具体的文学艺术之事。但并非任何的文艺之事都可称为学，艺事而冠以学之名，是当其渊源有自，并且创作者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本门文艺的创作规律，在创作中同时具备了感性与知性两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并且“学”主要是指士大夫所从事之事。至于“诗学”一词出现于晚唐、两宋时代，是与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尤其是诗歌创作中知性因素的增加分不开的。[8]但两宋之际，这个词在使用上还不太广泛，包括我们的研究对象黄庭坚在内的宋诗大家们，都未见有使用此词的例子。但以诗为学，为诗重学，却是宋代诗人的基本观念，正是这一诗学意识的日趋发展，导致了传统内涵的“诗学”一词的进一步流行。从偶用变为常用，从不太正规的、含有戏咏性质的一个词，变为相当正式的文学批评术语。

至迟在宋末及金元之际，“诗学”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正式的诗论之中，已经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专门术语。南宋蔡梦弼（约1247年在世）《杜工部草堂诗笺》论杜甫成就云：

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古今，周行万里，观览讴谣。发为歌诗，奋乎《国风》《雅》《颂》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乎众体。自唐至今，余五百年，为诗学宗师，家传而人诵之。[9]

自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有“兼备众体”之说[10]，北宋秦观发展为杜诗集大成之说[11]，苏轼有杜诗为能事之极的说法[12]，江西诗派则奉杜甫为宗派之祖，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崇高的经典地位已经论定。蔡氏的观点，与诸家大同而少异，其最可注意的则在于以“诗学”一词来概括杜诗的创作，称其为诗学宗师。后来清人毕沅评杜云：“杜拾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注，亦不必注。”[13]与梦弼的说法一脉相承，而所谓集诗学之大成，即前人杜诗集大成之意，但更侧重于诗歌创作中学理的一方面。蔡梦弼之外，另一南宋末人俞文豹《吹剑四录》里的一个用例，也将该词的内涵宣露得十分明了：

近时诗学盛兴，然难得全美，聊随所见，摘录一二，赵东山邮亭诗：风雨送迎地，别离多少人。（以下诸家诗摘句略）[14]

俞氏说诗学盛兴，而用以证明其说的则是诸家诗句，更可见诗学即指作诗之事。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也喜用诗学一词，其《杨叔能小亨集引》云：“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15]元代用例更广，不须赘举，其典型者，如毋逢辰在大德十年所作的《王荆公集序》云：

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先儒之至论也。[16]

又元傅与砺作杨载《诗法源流》序云：

大德中，有临江范德机，独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与子昂赵公、伯生虞公、仲弘杨公、仲容丁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

诗学作为专门术语并被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元明时期出现了不少以“诗学”命名的著作[17]。这时“诗学”一词才与一种理论形态相联系，但它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严格地说，以“诗学”命名的这些理论性的著作，并非诗学本身，而是对诗学的一种理论表述，真正的诗学，仍然是指存在于创作实践中作为创作之前提的实践性的学艺。这种本末关系，在古代从来没有被倒置过。

按照诗学的传统内涵，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诗学史时，其主要的部分应该从诗歌史本身去寻找。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诗学史，主要是指有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的历史，近年来，由于文学思想[18]、文学思潮等研究方法的提倡，使我们在研究诸如文学思想史和诗学史时，也注意到体现于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流派的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中诸如诗歌观念、风格主张等内容，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接近了传统的诗学内涵。但是我们从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抽绎出来的这些属于诗学史内容的，主要还是一些抽象性的观念和主张，也就是说我们的做法是从具体的诗歌创作活动中剥离“诗学”，从诗歌史中剥离“诗学史”。但是依照诗学的传统内涵来说，整个诗歌创作本身就是整体地体现为诗学，而诗歌史从根本说，也就是诗学史。元刘因就已以诗学这个概念来概括诗歌史的源流演变：

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也。[19]

这样看来，所谓诗歌史，至少就其最重要的部分来讲，即可理解为诗学史。我们常讲的诗史的源流演变，从根本上讲正是传统所讲的诗学的源流演变。鲁九皋的《诗学源流考》一篇[20]，所述的内容，正是战国迄于晚明的中国诗歌史的源流演变。其论唐曰“唐承六代之余，崇尚诗学”，又论明前七子时云“是时诗学之盛，几几比于开元、天宝”，而论明末则曰“自是以后，诗学日坏，隆万之际，公安袁氏，继以竟陵钟氏、谭氏，《诗归》一出，海内翕然宗之，而三汉、六朝、四唐之风荡然矣”，正可见其对诗史源流正变的看法。近人黄节的《诗学》一书[21]，其内容也正是叙述历代诗歌创作的情况，与鲁氏的《诗学源流》一脉相承。

一代之创作风气，亦即一代之诗学。如钱谦益《刘司空诗集序》论明末诗歌风气云：

万历之季，称诗者以凄清幽眇为能，于古人之铺陈终始，排比声律者，皆訾謷抹杀，以为陈言腐词。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甚矣诗学之舛也！[22]

文廷式《闻尘偶记》论清诗云：

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辈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23]

文氏此处所论的清代诗学之流变，亦即清代诗歌的流变。他这里是采取宏观的视野来把握清诗史，也拈出了肌理、格调、性灵诸派的嬗变之迹，但从其论述来看，仍是落实在具体的诗歌史方面的。

通过上述数节对“诗学”一词历史上使用情况的考察，我们已经能清晰地把握它的传统内涵。它是用来指称诗歌创作实践体系的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当然也包括由这个实践体系所引出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并且，同许多概念都内在地含有评价性（因为只有当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完全地实现了其全部内涵时，这个概念的使用才是合理的），“诗学”一词本身也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性的概念，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可称之为诗学，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其诗学。所以当“诗学”用在具体的诗人时，同时也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只有在创作上渊源有自、有道有法、造诣深厚、自成一家的诗家，才可以用“诗学”二字去概括他的实践体系。

本书的研究对象黄庭坚，虽然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使用“诗学”一词的例子，但从他的同时期人郭祥正、许衡等人对此词运用的熟练性来看，这个词在当时应该已经成为诗坛的习语。完全有理由推测苏、黄等人对这个词及其内涵是熟悉的。诗学视诗歌创作为一门学艺，强调构成创作基础的完整知识与能力结构，并非视创作为简单的抒情达意之事，强调学而后能，从学习前人作品中掌握艺术的法则。在这一方面，宋代诗人显然比唐代诗人认识得更为清楚，所谓宋人以学为诗，不仅是指以学问入诗，更是指视诗为学问之事。宋人最常使用的“学诗”一词，实为与“诗学”相为表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此词的盛行及其所体现的以学为诗的创作实践，进一步强化古代诗学学古与创新相结合，实践诗学与理论诗学相结合的特色。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诗学”流行之前的“学诗”一词略作考察。“学诗”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季氏》云：“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又《阳货》：“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所说的“学诗”，是以《诗经》为培养语言能力、养成学问德性的教材，与我们今天学习古典诗歌性质比较接近。但由此出发而导致汉儒的“诗之为学”的意识及儒家诗学的出现，就不能不视为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的渊源。但宋人的“学诗”，与孔门的“学诗”，语面虽同，内涵却完全不一样，是指以创作为目的的“学诗”，也包括了创作本身。因为宋人往往将其创作诗歌的过程，即视为学习诗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学诗”，是以古人的经典艺术为对象的一种艺术继承，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整个创作经历都视为不断地学习经典、消化经典、逼近经典艺术高度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非仅抒情言志、逞才使气之事。大诗人如苏轼，在晚年还细和陶渊明的诗篇，黄庭坚在晚年也十分重视学习陶、杜及唐人律体。宋人的诗学实践，整体地建立在学古的基础上的。所谓学诗，在很多时候与“学古”是同义词，如陈师道《后山诗话》：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24]

诗歌创作基于学古，是江西诗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后山诗话》体现这一观点十分明显，在论述古今诗人的创作时，也最关注其在学古方面的具体表现，如云：“杜之诗法出于审言，句法出于庾信”；“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谢师厚景初学之”。除此之外，江西诗派还十分重视学诗的方法和门径，黄庭坚就十分强调要学经典，有“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之说[25]。《后山诗话》于此也颇为重视，如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为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江西诗派流弊产生后，受到了南宋一些诗学家的批评。但主张学古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学诗”一词也流行不衰，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王直方诗话》：

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诗（郭校：《玉屑》《竹庄》《诗林》‘诗’作‘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26]

吴可《藏海诗话》：

学诗当如学经，当以数家为率，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如太白、右丞、韦苏州、退之、子厚、坡谷四学士之类。[27]

又如：

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28]

宋人不轻言作诗而爱说“学诗”，不以作者自居而每称“学者”，充分体现了宋诗以学为诗的特点。“学诗”是构成诗学的前提，“学诗”之工夫，即是诗学的造诣。学诗的内容，即是诗学所据以存在者。诗学并非创作的全部，创作中有许多属于情感性、个性的因素，虽为构成诗学的必要条件，却非诗学本身。诗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诗之可学者，可由后天获得诸如诗之原则、诗之格律、诗之语言等等含有可学习性质的因素。钱谦益《梅村先生诗集序》一文，以吴伟业诗歌为例，分析了“诗”与“学”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诗学”的内涵有所帮助：

余老归空门，不复染指声律，而颇悟诗理。以为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然，而诗可以几而学也。[29]

大体的意思，是说诗歌创作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后者相当于《沧浪诗话》所说的“诗有别材”。诗学之存在，依据于诗之可学者，但可学者又是依赖不可学者而得以成就。所以古人所说的诗学，并非简单的几条理论原则所可概括，而是一个极为广博又极为精微的创作实践的体系。

宋代是中国传统诗学体系成熟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甚至可以具体落实到黄庭坚的诗歌创作、理论与批评上，它无疑是宋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创作实践体系之一，我们用诗学概括他的上述诗歌活动，立足于诗学传统内涵来重新建构他的诗学体系，是符合他所处的语境的。

[1] 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云：“迁黔州、戎州，蜀士流相劝就学，以诗教诸生焉。北归，寓荆渚，罢太平，寓江夏，皆逾岁，后进生慕学者益众。”（光绪重刊本《山谷全书》卷首）

[2] 详见拙文《“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

[3]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页。

[4] 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中国习惯于用诗论、诗话，诗学一名，是外来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5] 经学意义的“诗学”一词，使用上早于诗歌学意义的诗学，大概在唐代就已流行。唐宪宗元和三年，李行修有《请置诗学博士书》（《全唐文》卷六百九十）。大意是要朝廷立诗学博士，重新推行古代的诗教。作者所说的诗学博士，主要的任务是研究《诗经》，观其文中“五经皆然，臣独以诗学上闻，趋所急也”一语可知。宋代的经学著作，常有以诗学命名，《宋史·艺文志》“经类·诗类”中著录有范处义《诗学》一卷，又有佚名《毛郑诗学》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蔡卞《毛名物解》。宋人还称专治《毛诗》的学者为“毛诗学究”，且为科举之一种。明清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以诗学命名者更多，如钱澄之《田间诗学》。笔者通过《四库全书》电子版查询到“诗学”一词，有不少属于这种用法。

[6]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十函六册。

[7] 《华阳集》卷四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上列论述，请参看拙文《“诗学”一词的传统内涵、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中有关部分。

[9] 《杜诗详注》附编。

[10]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冀勤点校本，第600页。

[11] 《韩愈论》，《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徐培均笺注本，第750页。

[12]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卷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孔凡礼点校本，第2210页。

[13] 《杜诗镜铨》毕沅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4] 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15] 《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63页。

[16] 日本蓬左文库藏元刊本《王文公集》卷首。

[17] 最早似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范椁《诗学禁脔》，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在其所著的《诗法家数》中，也列有“诗学正源”一条。自这两位名家开启先例后，不少诗学著作相继以“诗学”命名，明清人书目中多有著录。如明代晁《宝文堂书目》中著录了《诗学权舆》《诗学集脔》《诗学题咏》、《增广事联诗学大成》（原注：洪武刻）、《诗学大成》（原注：元刻一，近刻二）、《诗学阶梯》诸种。明徐惟起《红雨楼书目》，亦著录《诗学大成》（三十卷）、《诗学声容》（二卷）及《诗学须知》三种。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著录《诗学统宗》《诗学权舆》两种。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诗学体要类编》及范椁《诗学禁脔》两种，前一种有附注云“国朝汉中训导莱阳宋孟清廉夫编，为目五十有二，杂取诗家诗话以证之”，可见元明此类著作的大概面貌。清人书目，如《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著录黄溥《诗学权舆》及范椁《诗学禁脔》两种，沈复灿《鸣野山房书目》著录吉水周钦等编《诗学梯航》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诗学正宗》《诗学汇选》《诗学禁脔》《诗学权舆》《诗学事类》数种。上述诸家外，笔者所见日本大正三年编的《内阁文库汉书目录》著录明代著名学者焦竑所编的《诗学会海大成》明版一种。

[18] 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等撰写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丛书”，就体现了这一研究方法。

[19] 刘因《叙学》，《静修续集》卷三。

[20]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9页。

[21] 黄节《诗学》，北京大学1922年排印本。

[22] 《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908页。

[23] 《文廷式集》卷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6页。

[24] 《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04页。

[25] 黄庭坚《赠高子勉诗》，《山谷内集》卷十六。

[26]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第92页。

[27] 此据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历代诗话续编》本《藏海诗话》作“看诗且以数家为率，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也”。未知郭氏所据为何版本，待查。

[28] 《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31页。

[29] 《牧斋有学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