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回顾及目标

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长期以来便是学界的重要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荷兰遣使会传教士惠泽霖（Hubert Germain Verhaeren）。他对明清之际传教士的译著有不少深入的研究，1935年在《亚里士多德在中国》一文中对《寰有诠》《灵言蠡勺》《名理探》《修身西学》等著作进行了探讨，指出它们均译自科英布拉学院注疏。此外，他对传教士携入中国的西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编撰《北堂书目》；以及差不多同时徐光启裔孙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学传华的概貌。

随后，方豪对中西交通史作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不少关于明清之际西学（包括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布与影响，至今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进入20世纪下半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三卷中，对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学亦多有涉及，因怀有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对当时传入的西学多有贬抑。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罗明坚、高母羡、利玛窦、熊三拔、傅汎际、高一志等传教士的相关研究则不胜枚举，恕不一一列举，详见本书参考文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同文化之间知识传播所引发的歧异与冲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学者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以方以智为案例，探讨西学对中国士人的影响，尤其关注西方自然哲学与传统格物之间的关系，指出西方的自然研究对格物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他结合西方学术背景对明末传入的西方自然哲学译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按涉及的主题将这些著作分为月上世界、月下世界、人（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三个部分，文中尤其对四元素说的传入作了深入的分析。

同样以方以智为中心，张永堂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方氏的生平与思想作了细致的梳理；其研究进而拓展到所谓的“方氏学派”，关乎熊明遇、方孔炤（1591—1655）、方以智、揭暄、游艺，以及梅文鼎、王锡阐（1628—1682）等士人，重点探讨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以表明西学的输入促进了科学在理学中的独立与分化。

冯锦荣通过对方氏学派的学术主张和政治立场的考察，指出其儒学立场以及不仕清的政治主张使得该学派对西学有较为友善的态度。他随后研究了西学对熊明遇父子和李之藻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并以《乾坤体义》《寰有诠》为例，探讨了明末传华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知识。此外，石云里、韩琦对《寰有诠》的来源及其影响亦均有过深入的分析。

近些年来，徐光台以熊明遇为中心，从四元素说、天体色相、气象知识等方面细致研究了熊明遇等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与吸收，近并有《格致草》（附《则草》）校释问世，对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所引起的文化激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他还从儒学与科学角度，指出耶稣会士在充分认识到科学在西学和儒学中地位的基础上，策略性地以“格物穷理”之名将西学传入中国，熊明遇等士人则因西学冲击形成自然知识考据学。

作为明清之际和中西科学交流中一位特别的学者，揭暄对西方自然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辅以传统气本论形成了自己十分完善的宇宙体系，近些年来颇受学界关注。除上述张永堂著作外，日本学者吉田忠（Yoshida Tadashi）较早对揭暄的宇宙论进行了探讨，但指出其采用的是第谷体系。石云里深入研究了揭暄对天体自转、潮汐以及宇宙动力机制的一些独特看法。王元春对揭暄的宇宙演化思想有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对揭暄的生平著作、前后期思想演化、对中西方自然观念的超越与创新作了系统的探讨。陈悦对揭暄的生平交游及其宇宙结构有进一步的论述。

也有学者从专题的角度对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地圆说，林金水、郭永芳、洪建荣、祝平一、陈美东等先后探讨了地圆说对明清士人的冲击及其反响，诚为西学传入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关于四元素说之传入，裴德生、徐光台均有专门论述（详上）。关于水晶球宇宙体系，日本学者今井溱对《乾坤体义》中水晶球宇宙模型的西方来源作了细致的分析；李约瑟指出该模型传入中国的负面意义，中国的宣夜说是一种更为可取的理论；而江晓原则针对李氏指出该模型在中国影响甚微；近来笔者对明末水晶球宇宙体系和三际说在中国所遭遇的变形与同化亦有过相应的案例研究。

跨文化的知识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以利玛窦地图为例，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17世纪中西交流研究中的四种理论框架：传播模式（Transmission Framework）、接受模式（Reception Framework）、发明模式（Invention Framework）、互动和交流模式（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指出互动与交流模式涵盖了前三种，是一种更为可取的进路。通过这种模式，可更深刻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塑造和交织。因此，“他者”理论可用于分析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他还分析了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间关于格物穷理的讨论，指出耶稣会士采取格物-穷理-知天的认知模式，来适应与士人的交流。

艾尔曼（Benjamin Elman）在其《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明清时期在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影响下中国人关于自然的研究，面对西学的大量涌入，中国人最终还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on their own terms），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科学”（their own science）。与此相类，张琼以“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理论，探讨了明末清初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后，在中西观念混杂的学术生态中，中国士人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大地之为球形的思想场域。这些为跨文化传播中知识变形与观念交融的复杂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总之，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当时士人的影响已有很多的探讨。然而，关于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尚缺乏一幅完整的图景，我们仍需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对传教士相关译著和中国士人对这些著作的反应与受容进行系统的梳理。此外，从前的研究多是以一种静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接触中自我（传统）与他者（西学）之间的关系，关于西方自然哲学传入中国时所受到的变形及传播过程中受到的“误解”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传教士对所传入的自然观念做了什么样的改造或过滤？中国士人分别对这些知识做了什么样的变形，并同化到相应的知识体系中？这些取舍或“误读”对中国人的自然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形塑，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背景？因此，本书将以文化互动的视角，对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着重探讨一种文化中的知识进入另一种文化时，是如何在被变形的基础上得到传播的，以期为理解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角度，同时希望能对当前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科学交流提供一定的借鉴。

此外，揭暄与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人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但他何以发展出一个与他们迥乎不同的宇宙体系？他的宇宙体系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所“超越”，那么，西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士人对西学的反应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心态？本书将在全面梳理明清士人对西学态度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揭暄之独特性，以探讨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交流中观念的相互影响和交织。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梳理明清之际传教士对西方自然哲学的翻译与引介，对利玛窦、熊三拔、阳玛诺、龙华民、傅汎际、高一志、南怀仁等传教士的自然哲学著作进行文本分析，尤其与相应的底本进行比较，考察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所作的知识过滤或改造。下篇探讨中国士人对传入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与吸收，以王英明、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游艺、王锡阐、梅文鼎、张雍敬、李明徹等为重点，分析中国士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认知和反应。通过这样的双重比较，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两种不同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互动效应，这两个群体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和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以及跨文化交流中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相互塑造和观念的交织。同时对那些全盘反对西学的中国士人也将作适当的分析，进而理解西学、儒学和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更全面把握异质文化之间沟通的困境。为照顾结构与内容的平衡，上下两篇的一些内容有所交叉，如利玛窦关于四元素说、三际说的介绍置于下篇相应章节（上篇则主要论述其宇宙体系），而关于中国士人对西方地震、气象知识的反应与吸收则随于上篇《地震解》《空际格致》等节中叙述。

本书的标题“观念的交织”乃是借用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文本的交织”，意在表明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西学之间相互塑造、影响甚至交织的复杂互动。无论是传播者为适应中国人的理解，将中国的九天说与水晶球宇宙体系相比附，用五行说与四元素说相对比，以中国阴阳说辅助解释西方的理论，还是中国士人将西方宇宙体系糅合到传统的元气说中，借用西方的三际说结合元气、阴阳理论创造出新的气象学知识，将地圆说纳入到中国的传统文献中进行重新阐释，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互动。耶稣会士面对中国的强大传统使他们以适应的策略移译西方的观念，中国士人在评判传入的西学时多以中国自己的角度加以理解，并进而对中国的传统重新加以审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相互影响、塑造，构成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独特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