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和《易经》

我在美国的大学讲老庄的时候，讲的是我跟老庄的关系，讲禅宗的时候谈的是我跟佛学的关系，讲孔子的时候说我跟儒家的关系，那么现在讲《易经》就讲我跟《易经》的关系。

有些美国学生对此表示不理解，他们说，老师啊，您讲道家、儒家，又讲佛家，您到底是哪一家？这种困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把宗教区分得很具体，比如你是这一家，就不能研究另一家。我回答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百分之九十是儒家，百分之八十是道家，百分之七十是佛家。学生们就迷糊了：难道研究学问还可以像数学一样？他们认为只能是各占百分之三十，不可能是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儒家、佛家、道家是整个融会在我们的心里的。现在因为我是给大家讲《易经》，所以只谈我跟《易经》的关系。我想先给大家做个介绍，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讲《易经》是从哪一个观点来切入的。每个人对学问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经验和观点，这和个人对于某种学问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是分不开的。我想应该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知道我是如何跟《易经》结缘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了解我讲《易经》的思路。

我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时，大概十一二岁，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在中国大陆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学校，因为年纪小，不能念书反而越想念，所以到了台湾之后，我就天天去泡图书馆。那时读《老子》还很容易，因为有白话注解；《庄子》，我只能看《逍遥游》; 《易经》的话，对于乾、坤两卦还记得清楚，这两卦毕竟还有一个理路可以循，至于后面的六十二卦，就很模糊了（我那时候大概是年纪小，不知道看到哪一卦就放弃了）。后来我念的学校是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学的几乎都是考证方面的东西，文学方面有一点，哲学则只有一门课，教我的老师是张起钧先生，他是影响我一生的老师。哲学课上没有讲《易经》，当时我对西方哲学有兴趣，这个兴趣就是一种欲望，促使我下决心读下去。但是后来，我没有再继续了，我换了学习的方向，转到了中国哲学这条路上来。西方哲学，我也念了好几年，譬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我很快就发现这条路子有问题，就“逃”出来了。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一点，就是做学问，需要深入，深入以后还要能跳出来；如果深陷其中出不来，那就是被学问给框住了。如果进去以后跳不出来，就像很多念国学的人一样，搞一辈子考据，没有思想，没有生命。《易经》也是一样，学《易经》如果专门研究汉代的象数书，你就要花个十几年或二十几年；而且你进去以后，往往出不来。所以，一门学问，无论是哪种学问，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文学也好，深入进去之后要能跳脱限制、能出得来，这是一种功夫。

我后来转变到中国哲学，《易经》这门经典，我多半是自己学的。到了大学，虽然传统《易经》的注解容易理解，但是我常常反思，对那些注解心存疑问，总感觉不满意。因为有些人的注解有时是这个意思，同样的文字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改变了意思，它们前后不是一致的。最好的注解，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是程伊川（程颐）的《易传》和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德文版《易经》，根据的就是这两本书。这两本书的见解，还有理论可循，有道理可遵。大学四年之后，我念硕士班，硕士论文是《道家的精神及其流变》，那时南怀瑾教授在我们研究所开课，我的这篇论文还是他指导的，在这篇论文中，我梳理了《易经》《老子》与《庄子》的脉络，然后谈及后来的道教；我是以“位、时”这两个要点来做主轴谈《易经》《老子》和《庄子》的。硕士毕业之后，我继续读博士，写了两篇博士论文，先是写《禅与老庄》，那是国际有名的学者吴经熊博士指导的。《禅与老庄》的论文写好之后，因为当时需要用钱，我就把这部书稿出版了，卖了钱给孩子买奶粉，学校说既然已经印行，就不能当论文了。所以，我又重写第二篇论文——《〈中庸〉诚的研究》，在《中庸》中，“诚”字很重要，我就抓住一个“诚”字来研究。除了《中庸》之外，我也把《易经》当作论文里面的一个重点。当时我写到这个“诚”字，没有想到“诚”字后来对我影响那么大，成为我研究《易经》的主轴。

博士毕业之后，我就继续在文化大学的中国文化学院做哲学系主任。当时，台湾地区的哲学系不多，只有台湾大学有哲学系，因为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所以哲学系还是以日本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观点为主。十几年后，哲学系才开始有方东美教授教中国哲学，再没有其他中国哲学的课程，更不要说《易经》和老庄的课程了。后来我做文化大学哲学系主任时，就有意要强调中国哲学，所以我自己开老庄的课程和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后来又开了禅宗的课程，但是我没有教《易经》，也找不到老师教授《易经》。也就是说，在四十五六年前的台湾，我们当时都说台湾是文化沙漠。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算命的或者研究象数的，但都不是学者，当然不能请他们到大学里教《易经》，在大学里讲《易经》，必须要讲出一套哲学，要根据逻辑有理性地探讨，不能只是算命而已。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我自己也不敢教。为什么不敢教？因为我对《易经》的研究还是不够，有时对于某个爻的爻辞理解，感觉还是有问题，自己都不满意。看了很多的注解，无论是象数的注解、王弼的注解还是程伊川的注解，都感觉不切实际。我自己对爻辞的理解还不能够完全地放心，怎么教学生？一旦上手教学生，那是很危险也很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不教。我开始教《易经》，大概是1973—1974年。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黄庆萱教授（现在是《易经》研究的专家），他说要跟我合作写一本《易经》的注解，要跟别人的注解不一样。当时我写得很快，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写完了《易经系辞传解义》，此时大概是1975年；而他负责注解六十四卦，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写完。

到了美国之后，我先在法界佛教大学教书，写了一本关于禅宗公案的书；1980年就到了现在的整体学研究所，开始先教《老子》《庄子》；过了几年，跟一位美国的女教授合开了《易经》的课，这门《易经》课后来出了问题。因为前半段是她教，她用的是卫礼贤的德文版《易经》；后半段是我教，我就把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以中文标注，下面再写英文，根据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学生们《易经》原文的意思。我也听她的课，发现她就同一般的美国荣格心理学家教《易经》一样。她讲述《易经》的八卦——乾、坤、坎、离、震、艮、巽、兑、离，是以卫礼贤的注解为主。她告诉学生，说乾卦是创造力，因为卫礼贤的翻译是“创造”，她要学生回去体验：什么是你的创造力？到下个星期在课堂上来说明或演示一下。好，第二个星期可热闹了。有个学生拿了他的一幅画来说明他的创造；有个学生拿一盆花——日本的插花来说明创造；还有一个学生带来一面大鼓在课堂上敲得震天响，以此来代表创造力。这就有问题了！我发现美国教授教《易经》原来是这样的教法，这是心理学的教法。这个课后来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她是用卫礼贤的书作为参考，而我是用中文的原意，结果发现卫礼贤的翻译有问题。我用中文翻译指出卫礼贤以前的翻译问题，而她恰好把这些翻译拿来用，于是导致我跟她之间无法沟通，学生就不知所从了，所以这门课就停了。这位教授后来离开了学校，两年后我就接了这门课，一直教到现在，三十年来教了二十多次。

附录：答客问——问题就是感应

一、什么是学习《易经》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

我们说三易：不易、变易、简易。要注意，《易经》强调简易，《系辞传》的第一章也是强调简易简单的东西人家才能跟从，容易的东西才有功，不然你讲的人家听不懂，那有什么用？我讲句笑话，虽然是笑话，但这是事实，指出的是个真正的毛病。原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侯璠，跟我的老师张起钧教授经常在一起下围棋，一个是研究心理学的，一个是研究哲学的，两个人常常互相批评。那位侯院长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哲学？就是把一句人家听得懂的话，讲得人家听不懂。这就有点挖苦哲学了。不过，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西方哲学观念、理论，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听得懂的。所以，有一年在长安大学的学术交流会上，我提出中国的哲学不要跟着西方哲学走，要回头跟心理学合作；如果跟西方哲学一样陷入观念的游戏，讲得人家听不懂，还有什么用呢？拿佛学来讲，一部《华严经》，一百多万字，经义很深奥，不是一般人能念的；所以由《华严经》发展出来的华严宗，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佛经中最简单的是什么？《金刚经》和《心经》，尤其是后者，只有两百多字。《心经》和《金刚经》，人人爱念，因为简单明了，容易懂。正因为它们简单明了、容易懂，才有最高的功效，人们就可以读进去。前面我就说过，学习《易经》，第一要把《易经》和人生相结合，以你自己的经验来体悟，不要把它作为玄妙的东西放在高高的象牙塔里面；第二不要好奇，也不要把《易经》抬得太高，认为是天书，包括了一切，要持着“平常心是道”（这是禅宗的话）的心态。《易经》讲的就是日常生活的东西。前面我为什么讲缘？缘就是日常生活，你所遇到的都是缘。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哲学就是“简单”。《易经》讲简单，《老子》也讲简单。《老子》只有五千言，简简单单，文字也简单，整本书的偏僻字大概不超过二十个，都是日常用到的字，简易简单！《易经》也是如此，要从简单的地方着手，才能产生最高的效果。

二、整合与整体如何区别？

我再强调一下整合与整体。整体是先注意体，是全面的。以觉悟与自性为例。觉悟的英文是enlightment，自性的英文则是individuation，是个人的。自性是禅宗的说法，讲自性，一定要讲到禅宗的思想。而讲觉悟，就不同了。觉悟，一定是超脱的，不执着生死；一定是整体的，是全面，不是一面的，悟了以后要看看全盘，所以一定是整体的、开放的；一定是转化的，转化才有觉悟，觉悟就是一种转化。所以，要理解整体，就要先把握“体”，体就是道，然后道通万物，才能够使得万物相通，要把握住道才能通万物。把握不住道，只讲万物的话，万物千差万别，它们当然是相斥、相反，也很难整合了。可见，整合是方法，整体是本质。先要整体，然后再谈整合；只讲整合，就谈不到整体。

三、何谓三易？

接下来，说一下三易。传统的说法认为《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我认为是一个传言。关于《周易》，根据司马迁《史记》所说，是周文王在羑里的监狱里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即文王开始创造六十四卦。如果在文王之前没有六十四卦，又哪有《连山》《归藏》二易？前人说这两部书遗失了，说是遗失了，但没有人看见过，如何来证实呢？我们在现存的甲骨文里，只看到有牛骨占、龟甲占，没有看到《易经》这种占法，所以，在没有看到这两部书之前，我认为是无法谈的。说《连山》是天文，《归藏》是地理，这都是附会的传说，不必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以经解经”，是否需要同时研读其他的书籍呢？

的确，我们读《易经》也好，读老庄也好，最主要的是看原著，这就是以经解经。至于注解，看一两部好的就够了。《老子》的注解至少有五百种，你要是全身心投入去看他们注解的差别，就要花太多时间，不值得；而《易经》的书，据《周易辞典》记载，注解的有上千部。所以，不要花时间在很多非第一流的注解上，注解不要看太多，一两本传世不朽的注解之作就够了。像《老子》，看王弼的注，就差不多了。

四、“转缘为真”的“真”是指什么？

在佛教来讲，这个“真”是指真如。真如不是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佛学的观念，有点儿像我们讲的道，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本体。但是，印度佛学真如的体是空的，我们的“道”不是空的，道是以虚为用。这是真如和道的不同。我说的“转缘为真”的“真”不是真如。这个真，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真实、实实在在。我们看到的缘是变的。缘生缘灭，印度佛学来讲就是空，而中国哲学认为不是空，道不空，是真实的。在你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你要学会转。中国传统哲学中，譬如儒家，常常讲天理人欲，尤其宋明儒家。他们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存了半天，天理不存，人欲也灭不了。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句空话。人欲就是缘，我们都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缘，所以我们把人欲一转就转到天理，天理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人欲里面。“真”不是另外一个存在，“真”就在缘里面。佛教常说要惜缘惜缘，缘分不易，人生难得，所以要好好把握。这就是真。那么，禅宗的茶来喝茶、饭来吃饭，不也是缘吗？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这不是缘吗？喝茶吃饭，都在其中。《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缘，这是佛学的话。缘中有空，空中有缘，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也是佛学的话，不是中国哲学。可见，真就是道，你要把它转成一个真真实实的、你可以享用的存在。

五、如果不是从做学问的角度学习《易经》，而是在生活中去用，那势必是站在“有用”的角度，那“无用”应该如何去体认呢？

如果你都拿有用、无用的眼光去看，第一是功利的；第二是暂时的、狭窄的，你看不到大用，只看到小用。一般人讲的用都是小用，不是大用。讲无用之用，讲得最好的是庄子。《庄子·人间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认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在学校里讲“无用”，美国的学生都不太理解，他们以为，“无用”不就是没有用，还用讲吗？可见，他们对怎么用、怎么不用都搞不清楚。

以儒家为例，《论语·先进》记载，有一次，孔子跟四个学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在聊天，要求他们各谈其志。子路就讲，给我三年时间，我可以把一个常常受到别的国家侵犯、又闹饥荒的千乘之国变得人人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冉有说，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去治理，可以使百姓饱暖，再延请君子来施行礼乐教化。公西华则说，自己希望在祭祀活动或者盟会中，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这三个学生说的都是用，指有用。而最后一个学生曾晳，一边听师兄弟们谈着理想，一边弹着瑟。孔子就说，你也讲讲。曾晳就把瑟放到一旁，说他只喜欢在暮春三月，穿上春服，跟几个小孩、年轻人在水里洗个澡，然后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说“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说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不是说要又快又好地治理国家，如三年便兵强国富，人民安居乐业。最高的理想一般来讲是看不到的，大家只看到有用，曾点谈及的好像是无用的，其实是最理想的。

再举一个例子说吧。有个小院子，我每天早上在这个院子里面散步半个小时，院子里只有一棵松树，我仰望着蓝天，心里便想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同样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看到的天，同样是周文王所看到的天，同样是很多哲学家所看到的天，都是同一个天。是不是？这就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讲的共时性，同时穿越了时间的轨道。被鸠摩罗什称为“中华解空第一人”的东晋僧人僧肇的《物不迁论》就说，我们要超越时空的话，孔子还在那里活着，还在传经布道，还在周游列国，还只是两千五百多年前。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天也是孔子看到的天。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可以超脱时空。可见，我在这个院子里散步，我没有想到什么用与不用，但是我可以打破时空，摆脱一切烦恼。这样的院子很多人都有啊，就算没有院子，他打开门也可以看到天呀！可是，今天我们有几个人去看看天，有几个人会想到这片天，也是两三千年前古人所看到的天？同一片天空，没有人去想。这个院子就是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院子，有一片土地，在这个地方你是超乎“用”和“不用”的。所以，我说谈小用、谈有用，那只是把自己变小了。我们用《易经》，要能转缘为真，要能在无用处得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