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回顾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源自1910年的美国。我国学者在对日本大城市经济圈理论的借鉴研究中，正式引入了“都市圈”概念及相关理论。20世纪50年代，日本行政管理厅给予“都市圈”一个较为准确定义，即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且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必须在10万以上。20世纪60年代，木内信藏又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并提出了具体的衡量标准。具体要求是：中心城市为国家指定城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并且邻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群，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人口不低于本身人口的15%，大都市圈之间的货物运输量不得超过总运输量的25%（钱亦杨，2004）。20世纪6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uttmann）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发展动态后，提出了“城市群”（Megalopolis）概念，以后的学者逐渐开始深入研究“Megalopolis”这种现象。城市群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通过不断加强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或大都市区的“联合体”。连玉明教授从城市群的特征入手，诠释了城市群的概念。他指出：“城市群区别于城市的特点，就是在集聚的过程中形成了分工与协作，形成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早期的研究处于概念、理论引入及对欧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介绍阶段，引入了诸如“巨大城市带”（于洪俊、宁越敏，1983）、“都市区、城市经济统计区、城市连绵区”（周一星，1986）等概念。目前，都市圈作为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空间组织方式，已经为学术界和政府所接受。而弗里德曼（J.R.Friedman）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一种扩散与交流的基本关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核心区一方面从边缘区吸聚生产要素，产生大量的革新，另一方面这一革新又源源不断地从核心向外扩散，引导边缘区的各种活动，从而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而城镇外部空间演化规律，体现了城镇在内外各种力的影响因素复合作用下的空间特征与过程，其本质是城市社会经济要素运动过程在地域空间上的反映。汉森（Hansen，1990）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实际上扩大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或外销也加速了区域的发展，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区域发展理论也从中心—边缘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发展为以知识和技术为驱动力的动态竞争均衡、马赛克模式。美国学者斯科特和斯托尔珀（Scott and Storper）把当代世界的区域经济格局看作马赛克模式，认为区域创新网络可以在多点萌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均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色来建立适合自己的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网络就像马赛克一样，不规则地镶嵌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追赶假说以及布雷齐斯和克鲁格曼（Brezis and Krugman）的leap-frogging模型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增长极概念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提出，并由鲍德维尔（Bouderville）等引申，其被解释为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而推动性单位则是指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如一家工厂或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有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它的增长或创新能诱导其他单位的增长。“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该地区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

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her and Ohlin）最先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即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如劳动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等存在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经过国际贸易来获得最大的福利。诸多经济学者在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决定某一国家综合国力的并不是资源禀赋的多少，而是如何优化配置其所拥有的资源，该理论对指导资源禀赋各异的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禀赋的差异给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约束。外包理论发展为打破资源限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资源外包（outsourcing）理论认为，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应仅保留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而借助于最优秀的外部专业化资源对其他资源予以整合，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绩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应变能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