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式管理艺术

中国式管理的成功

约翰·佩吉特和沃尔特·鲍威尔写的一本书《组织与市场的涌现》，就用复杂理论看待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章特别介绍，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而苏联的改革却导致其解体。它指出，苏联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没有民间自我“造出新势”的能力；而在中国，制度创新的能力是改革开放的活力来源，系统领导者则可以顺世界之势造国内之势，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这正是“四两拨千斤”的管理之道，顺势而为，自我创新，又造势成事。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又需要改革时，有一群所谓“芝加哥男孩”的人，由以萨克斯为领导的团队过去当顾问，他们主张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就像是一处悬崖，不可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要一步跨越。这就是“休克疗法”的来源。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使用了“休克疗法”的经济体都没有成功，反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成功地实现了转型。我国的小岗村经验是土地承包，华西村经验是集体经济，义乌经验、温州经验发展了民营企业，还有东莞经验、苏南经验这些引入外资的改革试验，以及重要的深圳经验创造了特区模式，所以后来又有了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每一次经验都很有意义，它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在不断地摸索。现在来看，过去的华西村经验和小岗村经验，也是我们观察了很久才下的结论。这就是我们说的“战略定力”，“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才知道结果。

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社会与经济》一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第十一章对此会有更深入的介绍。大家都知道，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推手，该家族300年的历史改变了世界的走向，他们既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又在自己的内部造势，最后竟然能够做大量的跨界，既从自己的圈子中获取权力，又从跨界中获取权力，还在跨界融合中找到了创新的机制。美第奇家族能够跨越自己所在的老贵族阶层，取得跨入新兴自由城市的权力，更从羊毛业跨入金融业，从而连接了新兴工商阶级。他们最厉害的是，刚开始纯粹为了兴趣，跨界跨到文艺界，最后竟然培育出像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旗手。最后，他们通过造势取得了话语权。为什么？法国当时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而美第奇家族的两位女性先后当上了法国的皇后，入主宫廷。该家族还产生了四位教皇。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文艺复兴。

中国式管理的优势

从上述案例中，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充满了中国式的语言，怎样取势，怎样顺势而起，最后怎样布局、造势，都是中国式的语言。这些复杂理论正是中国人具备的历史智慧。中华民族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天生地具有阴阳相融、相生相克、多元演化、动态平衡的视角。复杂系统是动态演化的，我们看企业，要看“势”的“拐点”，布好“局”，不走极端，做好“调控”，取“中庸之道”，这些是我们中国人提出的概念，西方的管理理论中没有这些名词。

领导者在预见大势的分岔口，布好局，“四两拨千斤”地将系统中自发的动力（也就是胚胎发育坡模型的比喻中坡顶的众多巨石）激发出来，便可引导系统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说，管理是科学、哲学与技艺三者的综合，管理复杂系统固然需要有智慧的判断，但科学知识也可以帮助领导者预测大势，定位“拐点”，辅助做决策。科学当然是有边界的，它无法对道德、情感等下定义。但是在管理领域的科学知识中，我们一定要有所警觉，今天的知识实际上也只是人类能够达到的科学边界中很小的一部分。我想，自然科学可能多一点儿，社会科学则少一些，不管是哪一类科学，都还有大量可以探索的空间。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还有大量的管理学理论是我们不知道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可以在复杂科学研究领域里有极大的贡献，因为我们天生具有复杂思维。所以，站在西方理论的肩膀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非常多新的关于复杂系统管理学的理论。

在方法创新上，我们拥有更好的机会。如今，复杂系统研究最能够结合的是大数据，因为只有大数据中才有历史性的复杂网演化资料，才能让我们找到“涌现”的“势”的“拐点”。而今天的中国不但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而且我们有方法上的优势，不但数据多，可寻求应用的场景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有弯道超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