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明困境与剧烈的生存竞争
国家文明第二历史时期竞争发展的总体图景是：一方面，新国家继续涌现，新的国家文明形态也多有创建；新国家群加上原本的早期种子国家，国家群数量重新达到了15个；虽然数量仍然不大，形态之丰富却超过了第一历史时期。若再将准国家形态的诸多游牧部族政权计入在内，国家文明第二历史时期的总体状况将更为特殊而复杂。另一方面，早期种子国家继续发展，其中古典中国在文明形态上有重大创造，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三则，这一时期的大小国家之间，准国家形态的游牧部族与东西方各国之间，开始了世界性的交流往来，国家及民间通商状况大大超过了第一历史时期。
基本地看，至少有六个方面汇成了这一时期国家文明发展的总体风貌。
1．开端时期面临严重的文明危机困境
第二历史时期之初，面对的是第一历史时期陷入低谷的历史困境。这一困境的历史表现形式是：11个早期国家灭亡了，历经第一时期4000余年的经验积累，仅存的5个种子国家趋于相对成熟，基本稳定了下来。但是，这种成熟与稳定，并不意味着健康向上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国家文明形态的历史提升。相反，早期国家群后期低谷的实际内涵，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明进入了严重的文明危机状态——大多数国家灭亡之后仅存的几个种子国家的文明发展，都陷入停滞状态。
具体地说，中国西周王国末期的礼治文明，已经趋于“礼崩乐坏”的僵化衰败阶段。欧洲古希腊的贵族民主制，在频繁的内外战争中陷于停滞，濒临崩溃的边缘。非洲的古埃及国，则循着长期疲软乏力的惰性轨迹持续下滑，国土被频频蚕食，社会没有任何上升性发展。西亚地区仅存的亚述帝国，则陷入狂热的扩张战争之中，于国家文明的内在发展没有任何建树。南亚的古印度国，则已经突然灭亡，陷入“梨俱吠陀”时代的“黑洞时期”。
这就是说，早期国家群的文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挑战——必须走出第一历史时期末端的文明危机困境，各个国家若无历史性文明突破，则只有在文明困境中崩溃灭亡。
2．东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突破文明困境，实现历史跨越
这一历史时期的两大历史突破，先后出现在欧洲与亚洲。
欧洲的新国家罗马，在这一时期突破了早期200余年的“王政”——早期君主制的权力形态，创建了奴隶制时代的共和制国家文明。大约公元前509—前265年（相当于中国春秋中期），是罗马共和制的前期阶段，其共和权力机构的正式名称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共和制的权力形式是：由贵族元老院推举两名执政官，执掌国家军政事务；国家权力、土地和经济资源，由贵族（元老院和各高级官职）垄断，平民代表参与政事没有法律规定。因此，平民阶层争取参政权的社会需求表达，成为贯穿前期共和的历史思潮。
大约公元前264—前83年，罗马进入后期共和制阶段。这一时期的共和制，非但没有向趋于更为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后期走上了趋于独裁制的历史道路，平民的政治权利更见无望。虽然，罗马共和制并没有表现出持续上升的状态；但是，作为一种具有共和与民主原生内核的国家文明形态，罗马共和制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创造，是人类国家文明的伟大里程碑之一。
同时，欧洲的种子国家——古希腊邦联，也出现了一定的国家文明突破。雅典城邦的贵族民主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两端，奠定了西方国家群在后来时代的政治文明历史传统。
亚洲国家文明的超时代突破，是中国的秦帝国时代。
当时的古典中国，经由战国时代200余年大争，在公元前221年，终于由秦国统一了其余6大战国与30余个残余的中小诸侯国，创建了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统一文明形态的统一大国。秦帝国最直接的历史性突破，是在诸侯林立的碎片分治中建立了广袤疆域统一治理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各个民族群共同认知、共同融入其中的统一文明形态。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轴心，是以郡县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体系。由此，奠定了中国文明坚实丰厚的历史传统——崇尚统一，拒绝分裂。
与当时欧洲的国家文明突破相比较，中国是在另一个对立面的国家文明上实现了突破。古罗马与古希腊，以贵族共和制及贵族民主制的形态，走出了文明危机困境；东方中国，以统一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文明形态，走出了文明危机的历史困境。从权力形态的层面上看，两者都是空前伟大的历史性突破。
但是，若从两者的社会基础结构上分析，就会看到显然的差别。欧洲的罗马与希腊，是奴隶制社会基础上的权力形态层面的创造。亚洲的古典中国，则是在高于奴隶制社会之上的“国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国家文明形态的突破，而不仅仅是权力形态的创建与突破。
当时的中央集权制与贵族民主制的差别，只是权力形态的差别，并不是国家文明形态的基础与本质方面的差别。基础的差别、本质的差别，是社会形态的整体差别。中国在上古三代的夏、商、周王国时期，是“国人社会”，而不是奴隶制社会。(6)这种“国人社会”，有两大经济根基：其一，工具形态的生产力水平处于青铜时代；其二，土地形态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国有制，国人只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来说，“国人”是这样一种主要人口群：拥有由国家分配的一定数量的使用权意义上的土地，拥有正常家庭及正常财产（特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经常性居住在城池之中（农耕活动季节出城入田），分别操持农耕之外的各种职业（农耕与百工商旅）；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国事的权利（批评权与建议权），其中杰出者有进入权力层面的正常社会通道（立功擢升或被举荐）。国人占据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家的主体人口，更是主要的生产力人口。
进入战国与秦帝国时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显然跃升了一个阶位。
跃升的三大历史基础是：其一，工具形态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铁器时代；其二，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国民对土地享有完全的占有权、使用权与处置权，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其三，随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成为商品，统一中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为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形态。由于这三大基础的变化，统一中国的社会形态跃升为“国民社会”。
虽然，与当时相关的史料中没有出现明确的“国民”概念，但是，若从一系列已经在战国时代出现的范畴、理念及语汇看，它们在内涵上完全具有“国民”的意义。首先，春秋战国500余年，“民”的概念已经确立，社会已经明确生成了民为国家根本的“民本”理念。其次，政治语汇对社会人群的称谓，已经生成了一大批以“民”为词根的新语汇——人民、民众、庶民、黎民、群众、民心、民意、子民、遗民、老民、劳民，等等。
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其中一个不为后世注意的重大政策，便是统一全国人民的无差别名号——天下之民，皆曰“黔首”。其形象所指，就是头戴黑色布帽或头顶黑冠的民众群。这样的“黔首”，实际上已经比夏、商、周三代的“国人”有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国家法律认定的“国民”，其拥有的权利与自由程度，也大大高于上古三代的“国人”。当然，与近现代国家的“公民”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定义为“国民”，应该是完全符合其历史内涵的。依据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拥有这样的社会人口结构，无疑就是“国民社会”。
秦帝国的国家文明突破，之所以是超时代突破，是因为秦帝国所创建的统一文明，是铁器时代的“国民社会”，在整体社会形态上高出欧洲国家奴隶制社会一个历史阶位。秦之后的古典中国，一直是这种“国民社会”。即便与欧洲后来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相比，古典中国的“国民社会”的文明水准也高得多。总体上说，秦帝国这一超时代的文明突破，无疑是国家文明第二历史时期最具历史高度的文明大创建，是人类古典国家文明时代最伟大的里程碑。(7)
3．国家生存竞争的剧烈程度远远超越第一历史时期
一个基本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战争频繁度、酷烈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历史时期，也远远超过了后来的历史时期。以当时中国对内、对外的战争水准为历史标尺，这一时期无疑是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最高峰。
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春秋时期发生战争395次，战国时期发生战争230次，秦帝国时期发生战争10次，总计625次，平均每年一次之上。(8)请注意，被史料记载下来的这些战争，并不是当时战争的全部，还有许多不为今人所知的战争发生在那个时代。真实发生的种种战争之次数，应当超过这个数字许多。中国如此，古希腊后期也如此，罗马帝国更是大小战争难以计数。
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这样的战争频率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时期的亚、欧、非三大国家群，都第一次出现了以强大的战争能力著称的强盛帝国。亚洲东部，出现了秦帝国；亚洲西部，先后出现了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非洲，出现了迦太基帝国；欧洲，出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共和国也迅速发展为罗马帝国，其强大的战争能力在欧洲古典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连续六个强大帝国的出现，将当时国家文明之间的竞争融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准。
4．国家群的地域分布比第一历史时期相对均衡
欧洲古国，从一个变成了三个：希腊、马其顿、罗马。
非洲古国，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埃及、迦太基。
亚洲有所减少，从第一时期的14个，变成了大大小小10个古国：中国、印度、亚述、迦勒底、波斯、帕提亚（安息）、帕加马、米底、叙利亚、日本。
这种地域分布，是国家文明走向初步地域均衡的开端。
5．文明大国倏忽灭亡现象，比第一历史时期更加严酷
以上国家群在这一时期的第一个灭亡者，是曾经在第一历史时期声威赫赫的亚述帝国。约公元前627年，亚述的最后一位著名君主——亚述巴尼拔死去，亚述帝国随即开始了瓦解过程。到公元前605年，随着残余力量在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战役中被消灭，这个建立于第一历史时期的古代帝国正式灭亡，大体历时500余年。
第二个灭亡者，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古希腊邦联。公元前338年，从希腊邦联脱离的北部马其顿帝国崛起，其君主腓力二世率军征伐希腊，击败雅典与底比斯联军，随后召开科林斯大会，建立泛希腊同盟，成为希腊霸主。西方史学主流认为，这是希腊古典时代的结束。随后是马其顿帝国与“希腊化”时代。从国家文明实际存在的意义上说，这是希腊国家文明的灭亡。
第三个灭亡者，是强盛一时的第一波斯帝国。这个帝国，建立于公元前550年上下，从公元前336年开始，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屡屡被亚历山大东征的马其顿大军击败。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被杀，第一波斯帝国正式灭亡，历时200余年。
第四个灭亡者，是脱离希腊进而独立扩张的马其顿帝国。这个也被称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国家，在强势君主亚历山大的统率下，连续征伐战胜，一度地域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地域。公元前323年，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死去，帝国迅速崩溃。公元前307年，以马其顿力量为基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正式解体灭亡，历时100余年。
这一时期亡国的文明国家数目虽少，却是当时世界的四个超级大帝国。其在当时和历史上引发的效应，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时期的国家灭亡现象。
6．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融通开始了初步发展
这一历史时期，诸多国家都走出了相对封闭状态，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交流、贸易往来，以及文明融通。当然，这种早期交往，不包括战争方式的强力入侵所引起的征服性融入，譬如亚历山大东征所产生的希腊文明圈现象。这种交流融通，是指初步开始的具有某种文明融通性的国家交往，及正常方式的民间流动往来。由于早期国家在地理环境方面的自然阻隔性极大，这一历史时期的民间流动往来，在当时表现为四个“轴心板块辐射”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交流主要以这四个“板块”为轴心辐射源，带动周边地区（包括处于前国家状态的游牧部族区域）的交流交往。
其一，亚洲西部轴心板块，国家交往与民间流动已经相对发达。
其二，欧洲地中海轴心板块，国家交流及民间交流也已相对发达。
其三，地中海板块与西亚板块交互辐射，各层面交往相对发达。
其四，东亚板块，以中国为辐射轴心源，周边交往开始，尚不甚发达。
世界国家之间突破轴心板块，而进入洲际、国际之间的普遍交流，要等到国家文明的下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出现。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的西汉中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交流才正式迈开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