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河、洛到江南：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南移

唐宋时期，比较确切地说是中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了由北向南的迁移进程。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从漕粮供应的角度，说明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南北经济的这种演化：

开元二十五年时，开始用和籴法，即由政府出钱向民间籴米。但当时中央政府命令江南各州之租米折成布匹上缴，可见当时中央单靠北方的粟米已足够供应。

根据玄宗天宝八年全国各道所储存的仓粟统计量，包括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江南及山南各道。上述各道产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为关内与河东，更次才是江南及淮南。以此推测南北经济情况，北方产粮远比南方丰盛。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唐室中央政府遂赖长江地区之财富维持国脉，至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财政更为依赖南方，此时由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军国重事。[2]

及至两宋，这种状况更是有增无减：

夫东南，财富之渊薮也，自战国、汉唐至于今用之。……唐虽名为都长安，而大农立国计，实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也。……李吉甫作《元和国计簿》，备述元和之初，藩镇瓜割，玉帛之（不）贡于王府者十五道，而岁租赋之所倚办者八道，实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足矣。[3]

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河网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中唐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注重农田水利建设，“大抵南渡之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4]“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田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5]水利兴修促进了农田的改造，带来农作物旱涝保收，长江三角洲富庶的农业区因此形成。

两宋以降，长江流域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按照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说法，是一种“成长型地域经济”[6]。两宋至明代，长江流域城市化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特大城市独领风骚，传统城市化长足发展。“当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是全国最先进的地区，所以经济的因素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甚大，而且上中下位城市等级梯次判然分明，配置合理。”[7]如杭州、苏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武昌、汉口、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福州、泉州等，城市化率达到20%。特大城市最典型者如杭州（临安），咸淳年间有39125户，1240760人。二是工商业专业市镇雨后春笋般涌现，“北宋神宗时全国有近1800个镇，约1300多个镇分布在南方，尤以梓州路的镇最多，达351个，占总数的19.5%”。[8]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市镇有更大发展，“及至清代，江南各地镇的数量仍在继续增加，由明中后期的248个增至清中后期的488个，增长了近1倍。至于市镇总数，更是达到1290个，不仅较明中后期增加1.2倍，也相当于南宋时期的1.6倍”。[9]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工商业大中城市崛起。据统计，明清之际较著名的30多个工商业城市，有2/3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明清之际有所谓“天下四聚”之说，其中南方就有三：佛山、苏州、汉口。“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10]三是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有了新的发展，“宋元都市史中不可忽视的是海港都市发展起来的情况。……通往日本、朝鲜半岛或者远航东南亚的大型中国式帆船（200—500吨）开始定期航运是自唐末开始的，除广州以外的泉州、福州、温州、台州、上宁波、定海县（舟山）、乍浦、澉浦镇、青浦镇、刘家港、上海镇、海州、楚州、密州板桥镇（胶州）在宋代至明代作为置有市舶务或市舶场的海港都市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1]明中叶以前，广州、厦门、泉州、宁波等获得发展机会，崛起为大中型港口城市。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日本海盗（倭寇）的侵扰，朝廷厉行海禁，闭关锁国，沿海城市发展趋于停滞甚至萎缩。

经济发展、城市勃兴，使得宋以后的南北经济和文化实力出现根本转变：

自晋（元）〔之〕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乱，江淮独全。历五季纷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杀戮几尽，而东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十〕年间，咸获安业。逮宋龙兴，伐罪吊民，五国咸归，未尝妄杀一人；自后数十、百年间，西北时有少警而东南晏然，斯民弥得休息。以至元丰中，以往古极盛之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至于庠序之兴，人才之盛，地气天灵，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极盛之时，有所不逮。天下之势，正犹持衡，此首重则彼尾轻。故自东南渐重，则西北渐轻；以至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12]

长江流域经济繁荣与文化兴盛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一改从前此地贫乏蛮荒的人文生态，如“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是以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13]宋明时期，学术中心亦向南转移，“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14]其时书籍的印刷出版，也以江浙为盛。“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15]文化繁盛带来人才蔚兴，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曾谈到当时朝臣中南人多于北人的有趣现象：“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16]

总体而言，在宋代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南移的大潮中，湖北农业开发和农产品的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南宋王炎《双溪文集》中《上林鄂州书》就曾将荆湖北路与江浙进行比较，认为湖北农业不如江浙：“大抵湖右之田，与江浙、闽中不同，虽有陆地，不桑不麻，不蚕不绩，而卒岁之计，惟仰给于田。缘其地广人稀故耕之不力，种之不时，已种而不耘，已耘而不粪，稊稗苗稼，杂然并生，故所艺者广，而所收者薄。丰年乐岁，仅可以给；一或不登，民且狼顾，非江浙、闽中之比。”[17]斯波义信以为造成湖北农业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如江、浙、闽那样采用先进的集约农业，而且“无论经营单位或农耕法均单纯而粗放，副业也不发达，肥料又下得少，投机之术不大习熟，所得的平均亩产量也较低”。[18]这是就湖北农业开发总体水平而言的，就鄂州一地来说，其农业发展水平仍不乏亮点。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鄂州嘉鱼、蒲圻、江夏、咸宁四县历时四年联合修筑长江江堤；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1），汉阳军兴筑汉阳堤。这些堤防的兴修使长江堤内大量良田免遭洪水淹没。鄂州所辖各县，还在丘陵地区广修水圳和池塘，蓄水灌溉，如崇阳县在白泉上源修筑陂堰，凿山为渠，引水入圳，灌溉田地数百顷。大批水利设施的兴建，确保了鄂州沿江农田能抗旱防涝。昔日低洼薄地，顿成肥沃良田，长江两岸，千里沃野，稻青麦黄，一片丰收景象。而鄂州对宋元以后中国经济的贡献在商业而非农业，对此斯波义信也是认可的：“《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风俗形胜》有‘郡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荆州记·建平郡下》）’之说，这是长江中游流域早期时起随着水运的发展而给予商业营利的刺激，荆湖地区在宋代的开发，与其说是农业，还不如说是异地商业提供刺激的结果，这样的想法似乎并无什么不妥。”[19]

两宋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为湖北政治和文化中心由鄂西北和鄂中的襄阳、荆州向“东南重镇”武昌迁移提供了机遇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