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荆州到武昌：湖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东迁

（一）湖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东迁的历程

荆州，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区域首府所在地。“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楚国迁都于郢（今荆州区纪南城），都郢400余年。秦设南郡，江陵为治所，南郡即荆州。自秦至三国，荆州一直是南郡治所。南北朝时，齐和帝、梁元帝、后梁萧铣皆以荆州为国都。隋初置江陵总管、荆州总管，大业初年复称南郡。唐开元年间，设荆州大都督府，至德后置荆南节度使。上元元年（760），以江陵为南都，改荆州为江陵府，次年即罢。宋代为江陵府、江陵郡、荆南节度、荆南府。元代改为中兴路。明代改为荆州府，洪武九年（1376）属湖广布政司，不久改属河南，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归湖广布政司。清初仍设荆州府，康熙九年（1670），置上荆南道，驻荆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上荆南道更名荆宜施道；光绪三十年（1904），荆宜施道更名为荆宜道。

元代以前，荆州一直是湖北政治中心之所在。对此，清代学者顾祖禹有精当论述：

……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20]

有关荆州为湖北政治中心的历史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关心的是湖北政治中心由西向东即由荆州向武昌迁移过程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动因。

湖北政治中心由荆州向武昌东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三个历史节点值得关注。

一是魏晋重视江夏和刘宋分荆置郢。“若夫用武昌者，则莫备于江东。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塉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为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晋人伐吴，分遣一军出夏口，一军出武昌，此亦第徇吴人陪都之名，而未权其实也。东晋因之，而武昌与夏口并重。陶侃领荆州，则镇武昌。庾翼领荆州，则镇夏口。刘裕缔造之初，亦尝以江、沔未靖，移荆州治夏口，迨孝武时则增置郢州治焉。郢州治而武昌乃归重于夏口矣。盖郢州者，所以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者也。”[21]其中，刘宋分荆置郢，意在削弱荆州势力，以防尾大不掉，客观上扩大了郢州——江夏的势力范围，提升了江夏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出焉。以荆（州）、江（州）为重镇，甲兵所聚在焉。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至是（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宋主恶其强大，乃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荆（扬）由此虚耗。”[22]

二是南宋时期荆湖北路治所及一些重要的一级权力机构数度在鄂州与荆州两地转移。据《宋史·地理志》记载，997年（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1023年（仁宗天圣元年），析为十八路；1078年（神宗元丰元年），又析为二十三路。这二十三路中有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鄂州和汉阳军属荆湖北路。一般而言，两宋时期的荆湖北路治所都在荆州（江陵府），但北宋末南宋初，由于漕运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荆湖北路的一些行政机构在鄂州时有设置，如荆湖北路转运使（漕司）有时就设在鄂州。南宋初年，由于抗金斗争的需要，鄂州曾设置节度制置使、安抚使及总领所等机构，这些机构的权力远远超出州的范围，如南宋绍兴年间设置的湖广总领所就是统筹鄂州、荆南（江陵府）和江州诸军钱粮的大区机构。南宋时期荆湖北路治所和其他重要权力机构三次从荆州移治鄂州。第一次是建炎二年（1128），南宋在鄂州设置鄂岳制置使，统管荆湖南、北路诸州、军的兵力调配、布置等。第二次是绍兴二年（1132），朝廷撤销前一年（即绍兴元年）设置的荆湖东路和荆湖西路（鄂州为荆湖东路安抚司治所），仍恢复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其中荆湖南路治潭州（长沙），荆湖北路治鄂州，但不久又改治江陵。[23]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关系渐趋缓和，荆湖北路的军事指挥中心从鄂州迁回江陵。第三次是淳祐五年（1245），出于抗蒙军事目的，朝廷又将荆湖北路安抚司治所由荆州移至鄂州，景定元年（1260）在鄂州设置了荆湖制置使，直至咸淳七年（1271）始罢。

三是元代及明清时期以武昌作为湖广行省治所，武昌最终取代荆州成为湖北的政治中心。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述介。

（二）湖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东迁的促成因素

宋元时期湖北政治中心逐步东迁并最终确立武昌为湖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是由政治、地理交通和经济方面等多种因素促成。

1.政治因素

区域行政中心的确定往往以国都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版图的变迁为依归，历史上夏口、郢州（江夏）、鄂州、武昌城市地位的升降黜陟皆因此而起。由于“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顾祖禹语），因此，国家政治版图向东南——长江中下游迁移之际，便是武昌政治地位提升之时。宋代及以后，武昌逐步取代荆州、襄阳成为湖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既有两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更与南宋定都杭州，明初定鼎金陵需要武昌作为上游屏障大相关涉。元代虽然定都北京（大都），但忽必烈和伯颜看中武昌“江南要地”的战略地位，希冀借重武昌夺取并管控江南，因此才有将其作为湖广行省治所的划时代举措。对此，顾祖禹已说得相当透彻：

客曰：然则国家省会之设，何以不于襄阳而于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迹，未究其本耳。汉都长安，而荆州首列南郡；晋都洛阳，荆州先治襄阳，平吴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长安，而十道之设，山南道则治荆州，开元改置，则山南东道治襄阳；宋都汴梁，分湖南北为两路，治江陵、长沙，后复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阳。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东南，武昌不得不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东南最远，当伯颜之破襄、郢而东也，宋人举国以争鄂州矣，伯颜于是多方以图之。既得鄂州，周览山川，以为江南要地，亟请城之，为规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伪汉逋逃，据为窟穴，太祖克之，仍为司治。盖既已定鼎金陵，当混一之时，而未忘东南之虑，从金陵而论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缓急，骏奔不难”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宪是遵，又何尝改焉？所谓因已然之迹，而未究其本者，此也。[24]

2.地理和交通因素

唐与北宋时期，朝廷或建都长安，或建都开封，荆州和襄阳地理位置在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相对于鄂州要重要得多。但中唐以后局面慢慢改变，首先是“安史之乱”后江、汉漕运线成为唐朝经济大动脉，漕粮从鄂州经汉江由襄州（襄阳）进入陕西，较之荆州陆运便省，荆州的交通枢纽地位第一次发生动摇；接着是宋朝定都开封，朝廷以汴河为漕运主航道。“五代（907—960）时，除后晋以外的四朝首都都设在开封，中国国都不再像以前的长安那样因防范的需要而选址于内陆，转而主要因交通、经济和补给的需要很自然地被安置于交通方便的东部低地。”“开封和杭州作为大运河起点和终点这一点很重要，当时大运河流经的途径是：起自黄河下游自古以来的交通枢纽开封，向东南流向淮河附近的洪泽湖和楚州（淮安），之后与明清时期一样都流经扬州到达长江，经长江后过镇江、苏州到杭州，整个流程达700公里。大运河河道加上长江，呈反‘L’形，成为南北交通和东西交通的大运脉。”[25]这样一种交通布局使鄂州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联系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都绕过了荆州和襄阳。水路方面，北宋时漕运船只顺江东下到扬州后再通过运河及汴水到达开封，南宋时则顺江东下到镇江后通过运河到达杭州。陆路方面，自北宋即从武昌经孝感、广水、信阳而到达开封，这条交通线路直至元明清建都北京仍相沿不变。元明清时期，从武昌和汉口到北京的水路交通经过长江到镇江后，一条继续顺江东下，通过海运途经天津再转北京；另一条则转道运河北上直达北京。由此可见，早在南宋时期，荆襄的交通枢纽地位就已完全让位于鄂州。对此，斯波义信有清晰明了的阐述：“北宋时，江陵有控扼出入中原大道的地理优势，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南宋时，这一地位已由鄂州取而代之。刘宰《漫塘刘先生文集·前集·回荆门守张寺丞》引《图经》记：江陵往北的荆门军长林县的户口，主客户138000，口29万；至庆元四年（1198），锐减至主客户10600，口30500。其原因大半归咎于江陵一带所谓‘入京便道’的地理优势丧失殆尽。这一事实证明，交通轴线已从南北向移位于东西向。”[26]

3.城市发展因素

交通格局的改变对于鄂州―武昌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漕粮转运中心地位的确立，直接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集聚。自三国时期孙吴在此筑夏口城后，“自那时起的几个世纪里这里都属人烟稀少之地”。然而，自唐代中期出现了节度使这一军职后，情况完全改变。“……当交通上所体现的军事与经济优势相结合并得以完全发挥时，就形成了由湖南北部的米、茶、木材、石、矿产、牛、药等物质聚集于武汉，与四川及江浙地区来的盐、纺织品等互相交换的结构。”[27]北宋曾设置发运使专管长江及运河漕运，“凡水运自江淮、南剑、两浙、荆湖南北路，运每岁租籴至真、扬、楚、泗州。置转搬仓受纳，分调舟船，计纲溯流至京师，发运使领主。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也如之”[28]。其时，鄂州长江港埠码头横列，仓廒林立，荆湖南路每年供应60万石、荆湖北路35万余石漕粮，大多从此转输和经过，“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南部、江苏、浙江的商品堆满了街市。以四川人为主的各地贸易商居留此处，停泊的商船数在镇江以西的长江沿岸港口中独占鳌头。”[29]南宋长江中上游的大量物资“发运当在荆湖南北之间”，[30]鄂州长江港口除继续承担漕粮转运任务外，鄂州本地驻军岁用米（每年约45万石）亦由荆湖南北路各地调拨运至鄂州，“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行在，钱帛亦然”[31]。大量的漕运船只成为鄂州港口运输的主体，撑起鄂州长江水运半边天，同时也带动了鄂州民间航运业的发展，形成鄂州江面帆樯云集、千船竞发的繁荣局面。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描绘道：“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赠江夏韦太守》诗云，‘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32]当时鄂州最著名的港口为“南浦”，“南城三里有南浦，一名新开港。商贾往来，皆于浦停泊。在江夏城郭之南故名。”[33]水上如此，岸上街市更是如此，陆游所见“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最繁华者莫过于南市，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目睹南市店铺林立，市廛甚盛：“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34]商业兴盛，吸引了大批人口集聚。北宋时，鄂州户口已达九万六千余户，超过荆州（八万五千余户）和襄阳（八万七千余户）。宋人洪迈《夷坚志》载，乾道六年，湖广总领所一位官员在武昌南市看见“士庶环集者几千数”，“据此可知当时南市繁盛，与潘邠老《登大别眺望》诗所谓‘鼓吹隔岸闻，楼观排云见’者味之，均可见一斑”。[35]自元至明，武昌商业持续发展，“省城当七省冲，江夏附郭，水陆交通，百货云集。元暨明初，汇于金沙洲。崇祯间，鹦鹉洲没于江，更汇于坛角。舟车络绎，熙来攘往，号称极盛”。[36]明末清初，武昌城商肆错列，百货山积，五方杂处，市井喧闹。崇祯年间有外乡人游历到此，省城热闹熙攘的繁华场面给其留下深刻印象：“惟是鄂城周遭几二十里，长衢蜒蜿，曲巷逶迤。道上行人习习如蚁。余一盖一舆，至轵不得进。每一哄之市，而百货罗列，似游五都；璠玙夺目，若入蜃楼；宝光烛斗，洵一大都会也。”[37]

从荆州到武昌，两地自然地理距离不过三百余里，然而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却经历了漫长的时段。荆州与武昌城市地位的转换，绝非人们“拍脑袋”的一时冲动，既有因地缘政治变动而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及首府设置的主观动因，也是地理交通变迁和经济、人文实力此消彼长的客观结果。王葆心曾在《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中系统论述自晋至清荆、襄社会与文化地位流变，罗列了古代荆州商旅之繁华、舟车衣冠之辐辏、人才士风之灿然、民情风俗之侈靡。“由今考之，其盛至宋初，盖犹未已。”但宋代以后，荆州开始走下坡路，其湖北“首善之州”的地位逐渐为鄂州所替代。两地实力对比及地位转换是什么时候最终确立的呢？清代学者和旅行家刘献廷对这一趋势和结果曾有概述：“盖上游繁盛，古说荆襄，后则团风镇，明季移于武昌。”他还谈到荆州沙市在明朝末年仍十分繁华，“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但到清初，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就迅速衰落了，“今则寥寥一带尔，盛衰变迁，令人感慨系之”。[38]王葆心对此表示赞同并有进一步申说：“刘氏明季移于武昌之说，其事亦有据依。余前卷颇谓《汉阳县识》明元商市会于金沙洲之言，以刘氏此说证之，其言亦可称得半之说。据清初方志，金沙洲在府城西南，百货云集，商贾凑至。兵燹后，移镇汉口。清康熙十二年，分守武昌道，招徕商贾，渐复旧观。盖此语即张氏《县识》所本，亦即刘氏明季移于武昌之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