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秀明 当代文学生态叙事中的“比兴”承变

作者简介

纪秀明，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后，辽宁省鲁迅研究会理事，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生态文学与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教育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奖、大连市文艺优秀创作奖、大连市社科进步奖等。

当代文学生态叙事中的“比兴”承变

一 引 言

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发生，都有历史根源。意义向来是一种线性的连续体，一切文本的意义，都根植于纵向文化记忆不断来回穿梭的经验延续性。“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而这种延续性的影响，并非是直接全盘地抄袭照搬而来的，而往往是基于不同的时代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转化与创新，是后来者对前者、后来文本对历史文本的创造性“误读”与“校正”。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历史，是歪曲和误读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这种传统文本叙事经验的继承和创新误读具有普泛性。中国传统“诗骚”以承的比兴手法，因为其多与自然的描写相关联，与自然书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因缘。可以说，针对生态自然的书写而言，比兴手法的运用已经成为一条清晰的文学方法脉络。那么其对我国当代生态叙事是否适用？有哪些承变？当代生态叙事中的比兴有哪些新时代的特质？这种比兴新质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如何评估？本文拟作引玉之探。

二 比兴传统流变

自然生态意识的书写在我国文学历史上源远流长。正如顾彬所言：“在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文学中，便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大凡中国文学创作和生态自然的关系，不外乎顾彬所归纳的三个阶段的特点：首先是自然与人关系的思考和最原初的、原生态的生态关怀；然后有自然与社会、与人的关系隐喻（自然当作体外世界）；最后是“精神向自身的复归”，寄情山水，寻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与皈依。

顾彬指出，《诗经》的自然主观化促成了最早生态书写的比兴发生。最早的自然书写，应该属于西方观念里的“描写性”自然，以及“作为劳动领域的单一现象”而发生，是具象的，属于客观存在物，“好像就是人们生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自然不是抽象的，也没有被类化，而与每日的生产活动直接关联”，是时间和地点等的标志。这种叙事在《诗经》中比较典型。而当其被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作为时间、地理表达手段被随意利用，“一旦它们具有了足够的通常特性”，自然的主观化便发生了。

《楚辞》（尤其是《离骚》）将《诗经》主观化的自然比兴手法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在《诗经》中，我们看到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对比是逆序的，由此给看似客观的自然现象添加上一种主观因素，因为自然是为形象地表现人类世界服务的。而在《楚辞》中，内心世界对外界的投射，不仅表现为一种‘延续’，更重要表现为一种深化。”这种深化，就是个人主观激情情绪的自然之物强化比附与兴喻。东汉王逸评价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是比较早的对屈原辞赋中草、木、虫、鱼等自然事物的象征意义的经典论断。待到魏晋陶渊明以及唐诗中的自然山水诗歌，寄情于山水，山水的意象性蔚为大观。明清小品文的山水情结沿袭了上古流韵。

唐代诗歌，深于比兴，可以妙于寄托。比如，陈子昂和张九龄《感遇》诗的特点就是：“感于心，因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意自别。”在这类诗歌的创作中，唐代诗人比较多地借鉴和运用了《诗经》《离骚》等古典诗歌中的比兴寄托的手法，来抒发诗人对人生际遇、现实社会政治，以及家国现实的感慨。柳宗元指出“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即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是非好恶的议论说理文，一类是通过比兴等艺术手段进行劝诫讽喻的文学作品。从唐初开始，“比兴”就吸纳了《诗经》的美刺精神，被解释为一种直面现实政治的写作态度，到宋代“兴”就成了讽刺的别名。自此比兴传统定型，并成为后继朝代诗学的一种范式。

可以说，对于生态自然书写而言，比兴传统手法的运用已经汇成一条清晰的传统文学方法脉流。这种文学民族历史叙事经验和积淀，尽管经历了历史的删减和补裨，在细枝末节有所差异，但是基本的文学叙事脉络大致被流传下来。时至当代，当这条或隐或现的生态文学叙事流脉与西方生态文学思潮话语融汇交集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传承与变异？

三 生态叙事之比兴“承变”

我国当代生态叙事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生态文学思潮影响下，自发自觉兴起的新文学书写范式，是国内生态文学的重要形态。美国著名生态批评者洛夫认为，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推动和警醒世人对自然与人的伦理关系，重新审视自然“在文学中的位置及其再现自然的方式，通过审查文学再现自然的方式来揭示人对自然的态度，拓展自我意识，走向生态意识”，从而从各个领域推进对生态危机的认知，在批判与发掘危机根源的同时，寻求对多元领域生态危机之制度与文化的应对策略。王诺总结西方生态文学重要价值取向与诉求在于四个维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我国当代生态叙事鉴于与西方生态批评核心价值的同源性以及作为应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生态问题的共时性特征，其生态主题也存在四个类似主题诉求结构：“自然生态危机批判、生态现代批判、人与自然伦理构想、精神家园建构。我国生态小说与西方生态小说的主题趋同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由于中外生态责任与批判的共性，鉴于其对自然与社会精神生态的批判、呼唤与警示功能，鉴于其社会现实能动的应激性与实践性，生态创作势必担任着理论批判与直接表明是非善恶的“辞令褒贬”功能。“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写物以附意”，比兴正好承担和展示了这样的叙事功能。这种比兴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的表现形式基本包括主观化自然比附、情节象征和意象象征。而这三个方面又常常联结复合在一起，形成多层次的象征艺术体系。

（一）主观化自然比附

当代小说生态叙事延续“情景交融”、以景写情的“主观化”自然的《诗经》意象比附传统。“日头偏西了，白白的一点亮晕。深秋的大漠苍白而冷落，一晕晕荡向远处的沙折儿显得疲惫而无奈，没了盛夏的那种热烈。那柴棵，只剩下老杆了，嫩的毛枝儿全变成了牲畜粪便。天空也不似夏日那么蓝，泛出裹尸布的颜色。几只黑鹰在天上单调地划弧。风吹来，凉飕飕的，秋的味道很浓了。风里依稀有乌鸦叫声，却看不到它们的影儿。不知那叫声是实有的，还是来自心头的幻觉。一只羊死在沙洼里，从印迹上认出，是黑羔子的，正是挨了刀后挣逃出的。咋挣，它也没挣出命去。羊身子早烂了，肠子、肚子早被鸟兽掏空，羊皮也东一片西一块，一塌糊涂了。最扎眼的，却是那眼珠。那曾经温柔地或是凶残地瞪过世界的眼珠，此刻正茫然地瞪天。”雪漠以灰暗的、凄冷的景色描写，刻画了一幅当代荒漠的荒凉图景。作为自然物的夕阳、大漠、老杆柴火、裹尸布色的天空、秋风，与个人情绪“情景交融”，以景写情的“主观化”自然展示的是在特殊经济地理环境下、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底层百姓内心的晦暗、绝望和凄凉，以及浓得化不开的迷惘。

（二）情节意象

我国当代生态叙事中的情节象征与意象象征非常多，是象征与隐喻艺术的主体部分。情节象征是指作家在作品构建中通过某种独特的情节描述，暗示、隐喻某种思想观念、情感或事物。生态批判与文化批判的“辞令褒贬”在具有隐喻功能的“动物罹难”“寻找”“幻化”“人与动物媾和”等生态隐喻情节描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动物罹难情节。《豹子最后的舞蹈》《额尔古纳河右岸》《空山·天火》《松鸡为什么鸣叫》《该死的鲸鱼》等描写了大量动物罹难的情节。神农架开发，树木被砍伐，大量动物失去家园而罹难（《松鸡为什么鸣叫》）。森林被开垦，荒野越来越多被开发，野生动物越来越少，最后一只豹子也死亡了（《豹子最后的舞蹈》）。鲸鱼搁浅在渔村海滩，天灾与人祸的双重作用，促使了鲸鱼的死亡（《该死的鲸鱼》）。一场“天火”，将森林焚烧，动物被烧死，几乎殆尽（《空山·天火》）。河坝阻截，干涸的湖泊让方圆生灵罕至，动物难以生存（《枯湖》）。动物罹难情节，既是自然生态遭劫的真实展示，也是自然整体生态被破坏、人类罹难的巨大隐喻与预言。《该死的鲸鱼》中，鲸鱼死亡了，臭气污染使得人类惊慌失措，痛不欲生。《枯湖》中，湖泊干涸了，人的生存比骆驼的生存还要艰难。森林与自然的破坏，带来的是人心的溃败和堕落，物质欲望驱动着内心的邪恶，使道德失范（《松鸡为什么鸣叫》）。

“寻找”与怀念情节。在胡发云的《老海失踪》、彭鸽子的《红嘴鸥的寻觅》、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吴运强的《走进美人谷》、阿来的《遥远的温泉》、贾平凹的《怀念狼》等很多生态作品中，“寻找”以情节隐喻形态不断出现。现代生态技术文明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是方方面面的，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到人文精神层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断遗失优雅、淳朴的习惯与传统。寻找“美人”、寻找“遥远的温泉”、寻找“狼”、寻找“黑鱼”……这些“寻找”情节都是对逝去的或理想化的生态愿景的追寻隐喻。此外，《沙狐》《狼图腾》《怀念狼》《猎人峰》等作品中，“狼化成人，与人交善”“金丝猴变成美女，投怀报恩”等大量幻化情节，是对动物人格化的高度定位，是动物道德被人伦化的隐喻。《平原》《走进美人谷》中，人与动物媾和情节即是政治与贫穷对人的异化与扭曲的象征、自然危机与贫穷对人性破坏与异化的象征。

作家以比兴入文，将情绪比附、情节意象等与贪婪、自私、虚伪、残忍等社会现象及人心荒芜冷漠的片段式串联，展示的是对人与自然、社会、精神和文化生态的种种反生态的、异化与暴力浮世绘，对不合理的、非生态行为进行自然生态危机批判与生态现代批判与反思，“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

（三）美刺传统与美学空间

《说文》指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传统比兴强调柔性政治教化，以“美”“刺”讲“比”“兴”。比兴之“美刺”与当代生态叙事的批判犀利与紧峻似有违和。然而，鉴于作家的认知局限、言说的局限以及生态小说文学性的同步要求，比兴手法的运用已然成为一种群体创作无意识。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写作形态的当代文学生态叙事很自发也很策略地延续了比兴美刺传统。

朱大可指出，作家在处理历史和社会模糊不清、难以言说的事情时，多会以比兴手法，借自然万物开展形象、委婉、含蓄而韵味深远的叙事。撇开叙事美刺的定量有效性不谈，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种以生态自然事物进入叙事与表意的譬喻手法，超脱了有限、具体，虽无鲜明而确定的文化想象定位，却既化解了作家言说的尴尬和有限，又以开放无边的意蕴场域的拓展，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和张力。

以比比皆是的生态小说中的意象象征为例，当代生态意象最直观的是动物意象、花草意象。动物意象和花草意象延续自“诗骚”传统。当代生态的花草动物意象，与传统香草美人隐喻不同，多侧重于生存生态与精神文化家园愿景的隐喻与象征。张炜的《葡萄园》和《我的田园》、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等对自然植物与田园的描写，对葡萄小园、田野菜园、瓜果桃李散发着清香与田野气息的描写，凝聚着作家对理想田园、乡野物质与精神栖息生存状态的无限美好期望。动物意象的出现，是当代生态创作比较新的亮点和突破。动物或被作为与人自然相处、和谐共生的意象体，或被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了的自然象征物。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客体的动物，被空前推到叙事的前方之后，它的主体张扬的不仅是作家对生态自然和谐的渴望，更是对动物野性的呼唤——以动物野性寻求人性与时代文化缺陷的精神代偿。贾平凹亦曾经自述：“正因为狼最具有民间性，宜于我隐喻和象征的需要。”“狼”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精神气质的时代隐喻。以狼的野性精神和英勇、强悍、阳刚之气魄，比照出现实中的人类精神的迷顿和自由本性的缺失。《爸爸爸》《红高粱》《狼图腾》《藏獒》等作品则将生态动植物意象与文化、与生命力的反思紧密联系。《红高粱》用自然做意象，比兴旺盛的生命力：“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这种关于生命与文化反思的比兴手法，到《狼图腾》《怀念狼》《藏獒》《酒国》《最后一只白虎》《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小说那里蔚为大观，更加凝练和凸显。

刘勰于《文心雕龙》指出，“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生态作品中的比兴手法，比显而兴隐，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观与生态文化观陈韵于婉曲蕴藉之中，“采用隐喻结构，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思维局限，使思想意蕴从具体走向抽象，从有限走向无限，实现了向人类普遍文化精神的升华。作品采用寓言化写作，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揭示意义，在形象与理念之间，留有充分的艺术空间，使读者在思索回味与感悟的过程中，受到思想启迪，同时又得到诗意美的陶冶。”

四 小 结

作为西方生态文学思潮的中国变体，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叙事是多种中西书写合力互动生成的“宁馨儿”。通过上文论述，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比兴的“辞令褒贬”传统叙事功能契合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所肩负的后现代批评与批判精神诉求。比兴之法的运用，加强了生态表意的技巧与言说穿透力，实现了生态思想与生态价值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融合。另一方面，比兴的比喻与美刺传统，在缓解了当代生态话语层面的言说窘迫与困境的同时，从美学意义而言，更加丰富了文本的陌生化“含混”美学张力。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既是对传统比兴叙事手法的传承与应用，又是融合了历时性中西语境特殊性的自觉本土文本构式调整。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