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轨迹

随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身份被打破，流动性不断加强，新的社会分层和整合如滚滚浪潮涌动在中国大地上。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尤为明显，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演化和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对现阶段工人阶级的总体研究却相对薄弱，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1]这种状况若得不到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认识水平将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更难以融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来。本文着眼于梳理和总结前期理论成果，考察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工人阶级问题研究的轨迹，揭示经济社会变迁中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不同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特点与重点，从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立基础。

一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艰难起步

1985～1991年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是原有社会阶层结构向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原有的分层机制与新的分层机制交互作用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工人阶级由改革之前的干部、工人两个阶层，开始逐步向多阶层演化，其结构由简单走向复杂。

从1985年起，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始向城市转移，当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成为促使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有力引擎。其中，第一个重大事件便是“知识分子”阶级归属问题的讨论和解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确认了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具体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划分法，知识分子毫无争议地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都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转变。如，1987年桉苗、常凯撰文指出：“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即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管理人员。”[2]1989年刘明廉则把我国工人阶级分为工人阶层、职员阶层和领导者阶层三部分。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中不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有中国下层领导者，还有普通工人。权力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他们的社会态度也不一样。因此，知识分子并没有都处在同一阶层中，所以称其为职员阶层比称其为知识分子阶层更为妥当”。[3]不难看到，学术界开始用三阶层划分法取代了改革开放前工人、干部的两阶层划分法，而且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种非公经济成分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促使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当时国家开始实施引进外资政策，出现了第一批“三资企业”。同时，农村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私营企业也开始萌发。这一系列变化，使得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就职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新群体，它们在当时虽然人数不多，但特征鲜明且发展势头迅猛。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学者就已捕捉到这一变化，并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工人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数量统计。进入90年代后，更是有一批学者以工人就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对工人阶级进行新的分层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把我国工人阶级分为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和乡镇企业工人等五个基本阶层。1991年柏宁湘、崔志鹰撰文指出：“我国现阶段工人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它不仅应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职工，还包括相当一部分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乡镇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的职工。”[4]应该说，以所有制为标准分析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并预测不同阶层的发展走向，是20世纪90年代初非常普遍的理论倾向，反映了当时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群体增加迅猛而且收入差距显著这一社会现实。

从各种研究文献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显著特点有二。其一，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所占比重日益增长的一部分。正如刘清廉在1989年的文章中所分析的：“在我国现阶段，工人阶级向知识劳动者的转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工人阶级中的代表层就必然出现在显著位置上，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代表的标志。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变化的必然趋势及特点。”[5]其二，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非公企业中工人群体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就是明证。因此完全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起步阶段，也是相关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刚刚开始，一些新阶层只是初现雏形，还远未固定，这预示着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加深。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冲突。对此，当时的文献都有所提及和简单阐述。

二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全面展开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进入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一系列改革举措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迅速拉大，阶层分化更加明显，新的阶层结构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就促使相关的理论研究日渐繁荣，其中关于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在众多领域全面展开，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界对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划分多种多样。这既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理论界开始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尝试着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和讨论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虽然偶尔有学者仍然沿用传统的“工人、知识分子、管理者”这种三阶层划分法，但更多的学者则开始采用四阶层划分法。只是，由于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同，所划分出的四个阶层也不尽相同。或者划分为生产性工人阶层、服务性工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管理者阶层；[6]或者划分为生产者阶层、职员阶层、领导者阶层、服务者阶层；[7]或者划分为工人、知识分子、管理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8]或者划分为高级管理者阶层、行政执行阶层、一般管理者与技术劳动阶层、普通劳动者阶层。[9]可以看出，第一、第二种划分法把技术阶层和服务者阶层凸显出来，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的作用日益明显，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队伍迅速壮大，从而形成工人阶级中一个明显的群体。同时，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产业调整政策，使得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其从业人员不断增加，“服务者”因而也被视为工人阶级中一个独立的阶层。第三、第四种划分法则把管理者群体凸显出来，并强调“企业管理者”和“国家管理者”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和不同特点。其现实基础在于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管理者特别是各类企业管理人员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明显，并形成自身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和形象。

当然，四阶层划分法只是这一时期分析研究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主流方法。按照殷淑芬1999年的介绍，至少存在七种划分方法：“一是工人阶级内部主要由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三部分组成；二是划分为生产性工人、服务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四个阶层；三是把企业内部职工划分为决策、管理和操作阶层三个阶层；四是划分为产业工人群体、技术人员群体、科技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体四个群体；五是将工人群体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私人雇工六个部分；六是划分为高、中级领导阶层，企事业领导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各行各业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人、合同工和雇工；七是划分为科技知识分子、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四个阶层。”[10]可以说，这也不足以囊括当时提出的全部划分方法。划分方法多种多样的状况，既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理论界研究思路的空前解放，还反映了相关研究在当时存在的随意性和局限性。

其二，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工阶层成为工人阶级中“新出现”的两大阶层，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兼并重组，致使大批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失业。1998～2001年达到其最高峰，城镇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工人下岗带来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再就业问题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失业职工早就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存在，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此后的情况则不然。从1994年起，讨论下岗失业问题的文章大量出现，尤其是在1997～2001年这五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带有“下岗”“失业”等关键词的文章，每年都有几百篇甚至上千篇之多。人们分别从各种不同角度来描述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探讨造成工人下岗失业的原因，着力为解决下岗失业问题出谋划策。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政府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合理引导和调控。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农民工突破“就地转移”模式，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进军，形成了当时蔚为壮观的“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及其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等都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呼吁要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农民工权利保护条例”“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定不断取得突破，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新型工资劳动者”即雇佣工人；有的则认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

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历史性变化，贾云泉在1997年对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做了这样的划分：“从工人阶级的构成来看，按不同所有制划分，有全民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合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和外资企业雇工，失业、待业工人。按劳动方式、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综合指标划分，工人阶级已分成管理者、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等不同层次。”[11]可以看到，“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工阶层”已被学者们划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其三，阶层划分标准的研究得到普遍重视和初步总结。

20世纪90年代，思考和讨论阶级内部阶层划分标准的理论文章开始多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在研究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并给出自己的划分方法时，都首先提出并阐解了自己的划分标准，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与此相对应，直接针对阶级内部阶层划分标准问题的论述开始增多，并尝试着进行概括和总结。如，闵锋在1992年指出：“划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由于侧重点不同，划分的标准也不同。”他将划分标准归纳为权力标准、文化标准、单位性质标准、用工形式标准、产业标准、政治标准、年龄标准、性别标准、职业标准、综合标准等。[12]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阶层划分标准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而且也不乏有见地的阐述和总结，但总体而言，对阶层划分标准的认识尚待明晰、准确、规范。如，尽管划分方法基本相同，但不同学者对其标准的阐述却大相径庭，一些阐述明显不成熟、不科学，甚至似是而非，让人不知所云。

其四，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地位和利益的分化尤其是矛盾冲突，并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工人阶级内部阶层间的分化也不断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群体逐渐发育并形成利益关系和矛盾的新格局。早在90年代初，一些学者就探讨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变化的原因、特点、表现形式和趋势等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多元化格局是工人阶级内部利益群体形成和矛盾存在的客观基础”。[13]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虽然工人阶级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基本上不具有对抗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工人下岗失业、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劳动关系不规范、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工人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对抗性方向转化。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1994～2002年发表的标题中出现“群体性事件”的论文将近200篇，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涉及工人阶级。

关于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但其内部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明显分化。其中，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的地位都不同程度地在提高，而普通工人阶层的地位在下降。如，王培林在1999年从多个角度对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地位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其结论是整体而言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下降，甚至有所提高，“但从其内部结构看，这种提高是很不平衡的”。其中，“作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公有制工人）的地位相对于‘非主体’而言，其地位的提高明显滞后而相对‘下降’，这一现实对工人阶级整体地位的状况会造成极大的影响”。[14]

三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化

进入21世纪后，经过多年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形成都已趋于清晰明朗。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21世纪之初基本完成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新的阶层结构形成并趋于系统化、结构化和稳定化。”[15]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也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某些新的变化。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社会阶层结构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形’阶层结构变动；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从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16]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分层研究“出现了越来越繁荣的景象，无论经验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都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进展”。[17]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一是科学发展观，二是和谐社会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理论界则呼吁“回到古典”“回到马克思”，并开始对过去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由此促成了一种“实质性”的转向。一方面，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重估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方法的价值，确认其在分析社会不平等和揭示社会冲突方面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这种转向的指引下，一批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到处在历史交点上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体的经验研究上”。[18]这样，关于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一批较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先后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划分标准与划分方法日趋成熟，“职业”标准为众多学者所采用。

2002年，陆学艺等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把不同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就包含了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19]2004年，范丽娟主张“职业是工人阶级内部层化的基础”，进而考察了以职业为标志的工人阶级层化状况。[20]2008年，高爱娣也分析指出：“由于在阶层内部，职业地位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则存在较高的异质性，阶层之间职业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在许多方面，职业地位业已构成了划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结构的重要标志。”[21]同年，李强详细讨论了社会分层标准问题，总结了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其中对职业标准进行了重点分析和说明。在他看来，“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正现象。利益地位的差别和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对于它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理论家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如主要考察收入差别、职业差别以及财产、权力、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别，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多种标准。而不同理论家在采用某种视角、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一定的研究目的相联系。换言之，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不同的目标”。[22]

职业标准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视，原因一如有的学者所分析：“在当代社会，职业身份的分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声望、教育、权力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职业的分类与社会分化紧密相关。同时，在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个人职业信息较易获得，也易于加以分类处理。因此，许多社会分层研究都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展开。”[23]可以说，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和国际研究趋势，人们对阶层划分标准的思考与研究已经走向成熟。

第二，人们不仅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的现象，而且越来越多地思考促成这种分化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因素，也就是说，人们开始进行内部成因性追问。

2004年，徐文谋把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成分的变化为不同工人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为不同工人阶层的形成创造了经济基础；三是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加速了各工人阶层的变化；四是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对工人阶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显然，这些原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是紧密相连的”。[24]2007年，沈原强调指出：“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他从经济全球化、产业工人国际重组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庞大的产业工人再形成的国际背景和因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25]

第三，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劳资矛盾激化”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进入21世纪，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递增之势，2005年与1993年相比，数量上升了近10倍，其中，工人维权事件占30%。[26]对此，有学者指出：“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我国的企业劳动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日趋突出，由此引起的企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成为严重影响构筑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27]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公有制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和非公企业内部劳资矛盾问题，深究引发企业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探讨和寻找消除与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研究显示，企业群体性事件“集中发生在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转制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28]引发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具体原因主要是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管理层违规操作，侵害职工和国家权益；某些困难企业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退休金等，职工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引发非公企业劳资矛盾与纠纷的具体原因主要是雇主随意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雇主经常过度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其收入基本被控制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与社会保障，工伤事故不断，雇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29]这些情况在现实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若处理不当，则极易引发社会的整体性冲突，破坏国家和谐稳定大局，增加社会发展成本。

部分学者认为：“从传统工人阶级构成中分化出来的社会各阶层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并不是普遍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资本拥有者的地位迅速提高，劳动力所有者的工人阶层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却出现了下降，劳资之间的冲突日益显性化，劳动关系已经处于不和谐状态。工人阶层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和参与者，在对社会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同时，承受了社会变化带来的最大压力和代价，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独一无二中心位置回归到普通甚至被边缘化的位置，中国工人阶层的主要部分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开放后从轰轰烈烈的社会舞台上回归到真实但又似乎太过寂寞的位置。他们普遍都有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容易造成矛盾和对抗，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30]有鉴于此，学者们呼吁：普通工人的命运应受到格外重视，他们的生活应得到必要保护。具体办法是完善劳动法规体系，加大普法力度，加强劳动执法；规范企业行为，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多层次的预警体系，提前预防风险；构建和谐的劳动争议综合处理机制，打造化解劳资矛盾的立体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化解劳资矛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等。[31]

第四，不仅提出各种有效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建议，还提出各种调整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对策建议。

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在分化与演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地位悬殊，弱势群体得不到扶助和保护。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对策与建议。

（1）把工人阶级的主体培育成中等收入阶层。由于“橄榄型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状态，它是已经被发达国家证明了的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有效方法。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应尽快把我国“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变成“橄榄型”。2009年，李炳炎指出：“工人阶级不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目前有3亿多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20年还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在总体上大幅度提高其收入水平，使其主体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中等收入者比重才能扩大，才能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社会分配才能比较公平，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实现。”[32]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参与利润分配是其成为中等收入者的基本途径之一，对此，必须改变工人阶级的“无产者”身份，使其获得“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双重身份。其实，王光银早在2005年就阐述了同样观点。[33]

（2）建立和完善职业培训教育制度。普通工人阶层之所以在改革过程中呈现向下流动的趋势，其文化资源占有处于劣势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完善职业培训教育制度，加大农民工、体力工的职业培训力度，增加其文化资源和进入机会，不断提升其收入分配水平，使之逐步进入新社会中产阶层”。[34]

（3）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学者们认为，应该把工会作为提高工人阶级组织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各类企业依法组建工会，支持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35]这是因为，“工会是我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组织力量，工会组织成员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是工人表达利益诉求、有效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的‘组织化参与’的制度化渠道”。[36]

（4）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被认为是保护下岗失业工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最重要方法，通常被比喻为最后的“安全网”。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历史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有利于消除和缓解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双重作用。”[37]

此外，建立集体谈判制度、职工参与制度等，也是为研究者所关注并被施政部门所采纳的具体制度措施。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后在众多领域得到拓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得到深化。而且，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每一阶段的理论研究都反映了该阶段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总体情况和特点。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对现阶段工人阶级的总体研究却相对薄弱，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38]紧扣时代脉搏，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使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是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原题目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研究述评》，作者为刘海军、秦龙

---

[1]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当代工人：市场化的演变与趋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

[2] 桉苗、常凯：《试论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 刘明廉：《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之我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4] 柏宁湘、崔志鹰：《对工人阶级界定的理论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5] 刘清廉：《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趋向及特点》，《兰州学刊》1989年第2期。

[6] 柏宁湘：《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及变化趋势浅析》，《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7] 闵锋：《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8] 曲延志：《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利益的矛盾及其协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9] 安建华：《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0] 殷淑芬：《试析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层和社会流动》，《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1] 贾云泉：《试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及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

[12] 闵锋：《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13] 曲延志：《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利益的矛盾及其协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14] 王培林：《社会转型期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01页。

[1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02页。

[17]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

[18]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

[19]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页。

[20] 范丽娟：《转型期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研究》，《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1] 高爱娣：《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第222页。

[22]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1页。

[2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页。

[24] 徐文谋：《我国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刻影响和挑战》，《工会论坛》2004年第1期。

[25] 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65页。

[26] 周锦章：《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会结构及对策》，《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7] 王金沙：《论企业群体性事件及其预防机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8] 王金沙：《论企业群体性事件及其预防机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9] 潘石、王泽彩：《私营资本企业劳资矛盾及其调解机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0] 黄旭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和谐社会构建》，《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31] 杜德鱼：《新形势下的劳资矛盾、劳动纠纷及职工权益维护》，《民办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

[32] 李炳炎：《将工人阶级的主体培育成中等收入阶层》，《学习论坛》2009年第5期。

[33] 王光银：《转型期中国工人形象及其未来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3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13页。

[35] 庄前生：《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变化切实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4期。

[36] 黄旭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和谐社会构建》，《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37] 周显信：《简论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基本现状与基本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38]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当代工人：市场化的演变与趋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