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最古老的孔庙：大学寮庙堂

古代日本在律令制度下设立了由式部省直辖的官僚育成机构——大学寮。据说大学寮从天智、天武天皇时期（7世纪后期）开始就存在了，而其具体制度的确立是在文武天皇时期（697—707）。起初，大学寮的教育内容以“明经道”为中心，后来教授汉文学的“纪传道”地位上升。此外，明法生、得业生制度以及大学寮公廨田（后来的劝学田）制度等逐渐得以完备。从大宝元年（701）开始，大学寮便开始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释奠(4)。《续日本纪》大宝元年二月丁巳条记载：“释奠之礼，于是始见矣。”这是史料中可见的有关日本祭孔的最早记录。大宝二年（702）开始施行的《大宝令》中的“学令”也规定：“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其馔酒、明衣所需，并用官物。”此处的“大学”指的就是大学寮，与地方的“国学”一样，每年二月及八月举行释奠，仪式所需的衣服及祭品等都由官府提供。

不过，当时释奠所需的种种器物并不完备。从8世纪前半叶的养老年间至天平年间，对释奠仪式的整备作出极大贡献的是吉备真备（695—775）。吉备真备曾两次入唐，回国时将《唐礼》（显庆礼）130卷、《开元礼》150卷以及乐器、孔子画像等带到了日本。有关他的传记中写道：“先是大学释奠，其仪未备。（吉备）大臣依稽礼典，器物始修，礼容可观。”(5)也就是说，吉备真备依照唐礼制作释奠器物，使礼仪得以整备。可以推断，大学寮的孔庙——“庙堂”是在这个时期模仿唐制建立起来的，然而其具体样貌因缺乏史料而不得而知。

到了平安时代，庙堂的形制逐渐清晰起来。经历了《弘仁式》《贞观式》等律令细则的编撰以后，朝廷于延长五年（927）最终编撰完成《延喜式》，其中，“大学寮”这一条目记录了对释奠仪式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向孔子等圣贤献上供品的祭祀步骤（该步骤通常被称为“馈享”或“未明祭”）所举行的场所为“庙堂”，也就是孔庙。释奠当日除了庙堂祭祀以外，还在“都堂”举行儒教经典的讲读活动（七经轮转讲读(6)）。当时大学寮的庙堂及都堂的配置图如下（图1－1）：

此大学寮图是参照江户时代中期“有职故实家”、精通掌故学的人里松国禅（1736—1804）所著《大内里图考证》而绘制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学寮被分为九个区域，分别由瓦顶泥土墙围起，其中配置着不同的建筑物。庙堂院与都堂院位于北边的二条大路一侧；庙堂院南侧隔着道路是庙仓院；都堂院的南侧隔着道路是明经道院、算道院和明法道院，三院呈纵向排列。在庙堂院的内部，庙堂作为正殿位于中央偏北处，坐北朝南，其前庭的东西两侧为侧殿，即东、西两舍。庙堂院西侧的都堂院的内部建筑排列与此类似，即中央为都堂，东、西堂分列两侧。

释奠当日，向孔子进献供品的仪式在庙堂举行，随后的讲经、宴会等步骤在都堂举行。庙堂和都堂是承担不同职能的空间。庙堂仪式的参加者以大学寮的博士及学生为主，而都堂的讲经活动则有阶层更广泛的贵族参加。如果与古代东亚普遍存在的学校制度——“依庙建学”的“庙学制”(7)相对比，可以发现，庙堂院相当于孔庙祭祀区域（即“庙”），都堂院为学问区域（即“学”）。可见，当时日本的大学寮与中国唐代的国子监类似，采用了比较完备的庙学制度。

关于庙堂的构成部分，《延喜式》“大学寮”条记载了“庙户”“庙室”“庙庭”“庙门”等名称。庙堂也被称为“孔堂”，如《中右记》嘉保元年（1095）八月条中记载了当月的释奠，其中便有“各入孔堂”的记述。(8)

另一方面，地方的国立学校也存在孔庙。考古发现的古代学校遗址中，福冈县太宰府市的大宰府学校院遗址较有代表性。大宰府学校院是律令制度下的官员培育机构，其年代大约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其建筑排列有诸多不确定之处，但有研究推测存在孔庙的可能性极高。从文献资料来看，证明地方国立学校设施中存在孔庙的是菅原道真（845—903）的诗歌《州庙释奠有感》。(9)该诗是菅原道真在任职赞岐守期间（886—890）参加赞岐当地国立学校的释奠时创作的，其内容为：“一趋一拜意如泥，蹲俎萧疏礼用迷。晓漏春风三献后，若非供祀定儿啼。”说明当时赞岐地区的“州庙”中祭祀用品非常简陋，仪式参加者的动作非常迟缓，毫无生气。可见，在地方，整备释奠制度并非易事，在很多地区，孔庙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

到了平安时代后期，大学寮庙堂院的释奠随着律令制度的瓦解及大学寮制度的形骸化而逐渐衰落了。治承元年（1177），大学寮在火灾中被烧毁，此后再未被重建。释奠这一仪式被转移到了太政官厅(10)中举行。太政官厅中设有孔子的祭坛，但已无单独的孔庙建筑。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太政官厅的释奠也断绝了。到了中世时期，中央贵族已无力经营孔庙，武士、僧侣取而代之，在孔庙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