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世武士与僧侣的孔庙

中世时期的地方学校中最有名的是足利学校。关于足利学校的创设者是谁有多种说法，其中较有说服力的有小野篁创设之说与足利义兼创设之说。现在一般认为小野篁创设之说是中世人杜撰的，而足利义兼创设之说更贴近事实真相。关于足利义兼（1154—1199）与足利学校，后世有这样一个传说：

足利义兼尝创学校于足利，纳自中华所将来先圣十哲画像、祭器、经籍等，世推曰足利学校，其后百余年而灾。源尊氏出奔西海，与菊池战于多多良滨，时默祷孔庙，遂得胜矣，于是再造圣庙以崇奉之。以先祖之所创，世世不绝祭祀。

由此可知，足利学校由足利义兼建立，里面安放着从中国带来的孔子及十哲的画像。后来足利尊氏（1305—1358）在与菊池氏交战之际前往足利学校的孔庙进行祈祷，并由此获得了多多良滨战役（1336）的胜利。于是足利尊氏相信孔庙的灵验，重新修葺了足利学校的孔庙，崇信圣贤，从此祭祀不断。这段记述出现于日本近世（《分类年代记》，载于《东海谈》，日本内阁文库藏），是否为史实仍有待考证，但它作为足利学校的由来之一后来广为人知。不过，当时足利学校供奉的孔子画像及孔庙建筑都未能留存，现存的足利学校孔庙是宽文八年（1668）重新修建的，其中安放着天文四年（1535）制作的孔子木像。

到15世纪时，镰仓公方足利持氏的执事上杉宪实（1410—1466）曾再兴足利学校，并在圣庙举行释奠仪式。永享十一年（1439），临济宗僧侣快元（？—1469）成为足利学校第一代“庠主”（即校长），此后历代庠主都由僧侣担任。足利学校的学生也都是僧人模样，学校生活采用禅林生活样式。这也体现出了僧侣作为中世学问承担者的重要地位。

然而，由僧侣主导的足利学校为何要保留孔庙、祭祀孔子呢？这与足利学校的教学内容有很大关系。当时，足利学校的教学重心是佛经以外的“外典”，即儒学经典，其中尤以易学为重。学校讲授《周易注疏》等书，并教授占筮的技术。在室町时代中期，足利学校的讲学活动达到极盛，其中包括兵书的讲解。而易学在当时作为一种与占筮术、兵法战术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学问受到武士的重视。足利学校的很多学生学习易学，是出于为武士作战服务的直接需要。虽然足利学校设立之初的意图是进行汉学教育，但实际上却成了为武士社会培养军事顾问的一种高级职业教育场所(11)。也正因如此，足利学校得到了武士阶层的大力支持。

由此，作为易学之祖的孔子便受到了推崇。足利学校现存的永禄年间（1558—1570）的文书中载有“占筮传承系图”，其中可见“占筮”的传承关系：“孔子—商瞿木子—晦庵—（本朝）菅家—小野侍中（篁）—万象—梦庵—一柏现震—宗寿—九泽启遵—九华。”(12)可以看出，以孔子为始祖的占筮术传到日本后被历代足利学校的庠主继承了下来。因此，在重视占筮和易学的足利学校中祭祀孔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世还有一处有名的孔庙——九州菊池氏的孔子堂。文明四年（1472），担任肥后国守护职位的菊池重朝(13)与其父亲菊池为邦、重臣隈部忠直一起在隈府城山脚的高野濑建造了一座孔子堂，祭祀孔子与十哲。其领区内的武士们常聚集于孔子堂，进行儒学的学习。

文明八年（1476），桂庵玄树(14)在云游九州期间曾访问菊池地区，菊池重朝趁此向他求教。文明九年（1477）二月，菊池重朝邀请桂庵玄树来孔子堂参加了释奠。桂庵玄树就此作诗一首，题为《菊池客舍之上丁日观孔庙春祀之盛礼》(15)。虽然此处所说的“孔庙”建筑究竟是何种形制不得而知（现仅存“孔子堂之遗址”，参照图1－2），不过诗中描绘了武士和僧侣们都来参加孔庙“盛礼”的情形。诗的全文如下：“太平奇策至诚中，春奠贲筵陪泮宫。泗水吹添菊潭碧，寒云染出杏坛红。一家有政九州化，万古斯文四海同。弦诵未终花欲暮，黄烟扑袂画帘风。”诗中描绘的和平安宁的风景，与当时陷入战乱的京都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桂庵玄树在此赞扬了菊池家浓厚的学问气氛，并对他们的儒学教育实践表示支持。

中世时期，像菊池氏这样爱好学问并祭祀孔子的例子并不多。虽然有的武士重视实用的易学、占筮，或是对文学、教养抱有个人的兴趣，但是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普遍。到了后来的江户时代，情况才有了变化。随着武士政权的重新统一以及和平时代的到来，出现了由“武”向“文”转变的风气。在江户时代，也就是日本近世，学校教育与孔庙建设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