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世孔庙的繁荣

到了近世，儒学从僧侣的外典之学中独立出来，专门以儒学为业的“儒者”出现了。这个时代，武士和儒者都为孔庙的建设付出了努力。天正、文禄时期，从僧人还俗的儒者藤原惺窝（1561—1619）曾建议武将赤松广通（1562—1600）修建孔庙，并进行了释奠礼的演习。《惺窝先生行状》中记载：“劝别构一室，安圣牌以拟大成殿，试使贞顺等诸生习释奠之礼。”(16)此外，来日朝鲜人姜沆写的《看羊录》中也有类似记载：“（赤松氏）又尝得我国五礼仪书、郡学释菜仪目。于其但马私邑督立孔子庙。又制我国祭服祭冠，间日率其下使习祭仪。”(17)由此可知，赤松氏曾得到朝鲜的礼仪书，在但马竹田地区建造孔庙，并进行了释奠。此外，近世孔庙较早的例子还有宽永六年（1629）以前就已设立的名古屋城内的“圣堂”(18)。该圣堂是尾张藩主德川义直（1601—1650）下令建设的，其具体样貌可见于江户初期名古屋城二之丸的绘图《中御座之间北御庭惣绘》(19)（图1－3）。图中，庭园右侧（东侧）写着“金声玉振阁”的八角形建筑物就是圣堂。

近世最有名的孔庙当属在德川义直和将军的支援下设立的林家学塾的圣堂。该圣堂起初为林家学塾的私有建筑，后来被转移到汤岛地区，其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幕府学问所的重要标志，全国各地的儒者纷纷前来求学和瞻仰。该圣堂也成了各藩孔庙模仿的典范，象征着幕府儒学教育的中心地位。该圣堂的发展过程具体梳理如下：

庆长年间（1596—1615），儒者林罗山（1583—1657）计划在京都设立学校，并获得了德川家康的准许，但因恰逢大阪之战而未能实现。宽永七年（1630），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忍冈的住地赐给了林罗山，并赐其黄金二百两，用来经营塾舍和书库。(20)宽永九年（1632），在尾张藩主德川义直的协助下，林罗山在忍冈建造了孔庙。德川义直题写了孔庙匾额“先圣殿”，并将孔子像、四配像（即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之像）以及祭器安置其中。宽永十年（1633），先圣殿首次举行了释奠的简略仪式——释菜。

先圣殿这个空间对于林家的儒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林罗山在《武州先圣殿经始》中讲道：“于是我道之将行也，可以待矣。”(21)可见，在先圣殿设立之际，林罗山对其象征的“我道”（即儒学）的兴隆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在这里应该注意林罗山长期以来所处的两难境地——他虽自诩为儒者，对佛教有着强烈的批判和对抗意识，但同时为了留在统治者身边又不得不剃发为“僧形”，接受“法印”之位。因为近世初期，幕府还没有为作为政治顾问的儒者设立专门的职位，这就使儒者面临身份认同上的困境。对林罗山来说，林家塾的先圣殿正是宣示儒教独立的一种象征。林罗山意识到先圣殿的地界与东睿山宽永寺毗邻的事实，曾表达出期待“文运”能从佛教（寺院）转向儒教（先圣殿）的强烈愿望。(22)

林罗山去世后，其子林鹅峰（1618—1680）成为一家之长，继承了父亲的儒学事业。林鹅峰时常在先圣殿的释菜仪式中祈祷圣贤保佑林家家业的永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时的林家塾（时称“弘文馆”）除了学寮、编纂所等建筑外，还存在祭祀孔子的圣堂空间与祭祀林家祖先的祠堂空间（图1－3）。林鹅峰在宽文三年（1663）将父母等人的神主（灵位）迁置于弘文馆，并于每月朔、望、忌日举行祭祀。(23)宽文七年（1667），又将林家的祠堂从自家住宅迁移到了先圣殿的旁边。(24)

在弘文馆的圣堂空间与祠堂空间中分别举行着祭祀圣贤的“释菜”与祭祀祖先的“家祭”，两种祭祀在很大程度上被寄予了相同的愿望。例如延宝四年（1676）二月，林鹅峰在释菜结束后接着举行了家祭，在家祭中向祖先报告了释菜的近况。从当时的告文《释菜后告祠堂文》中可以看出，林鹅峰向“显考”林罗山之灵报告了近年来释菜持续不断举行的盛况以及“水户相公”（水户藩主）、“国老”、“执政”等为政者对释菜的积极参与。(25)同样，林鹅峰在释菜仪式中也时常赞扬林家祖先在儒学上的功绩，向圣人表达自己维护家业的决心。他时常向圣人祈祷：“镇座安稳以长以久，而家运亦受保佑之护也。”(26)也就是说，祈祷圣人能永远“镇座”于此，守护林家的家运长盛不衰。

到了林家第三代继承人林凤冈（1645—1732）时期，爱好儒学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曾数次参拜林家圣堂，并为圣堂的扩大及礼仪的整备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德川纲吉赐予林凤冈“弘文院学士”的称号，将其作为自己的讲师（经筵侍讲）加以重用。元禄四年（1691），林凤冈作为林家儒者首次受命蓄发，并被授予了“从五位下・大学头”的职位。“大学头”是幕府官职制度中新设立的正规官职，可以说，林家家主由此完成了从僧侣到儒者的彻底转变，儒者“身份”上的问题得以解决。

就在这一年，林家的圣堂从忍冈搬到了汤岛（神田台），并新建了宏伟的正殿（大成殿）。后世一般称此圣堂为“汤岛圣堂”。同时还新建了讲堂、学舍、书库等，林家学塾成了拥有“祀田千石”的大规模的学校（当时的形制参照图1－4、图1－5、图1－6），其占地约6000坪（2万平方米）。圣堂的释菜也十分盛大，除了将军以外，各地大名也积极参加，并奉纳祭器、祭品等。释菜当日还举行宴会、诗会，十分热闹。由此，圣堂已不再是林家学者或林家门徒的私有空间了，它成了与广泛的武士阶层相关联的祭祀空间。

此后，汤岛圣堂经历了数次因腐朽和火灾而进行的改修、重建工程。(27)宽政二年（1790），幕府下达了“正学复兴”的通知，在林家塾中围绕儒官任用、学舍扩改建、学问考试及素读考试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宽政改革以后，林家的私塾彻底变成了幕府直辖的“学问所”。祭田和学粮的出纳都由名为“勘定奉行”的官员管理，圣堂的财政与林家的财政被分离开来。此外，幕府还制定了新的《圣堂学规》及官职制度，从外部聘请了尾藤二洲、古贺精里等儒者。由此，圣堂的“私营”色彩被消除，其中的释奠仪式也具有了官营的性质。当时的大成殿是以明朝人朱舜水（字之瑜，1600—1682）制造的模型为参照重新修建的。新造的大成殿坐北朝南，横宽30米，进深10.4米，高14.6米。南面共6根柱，侧面共7根柱，斗拱上刻有云纹，殿宇与各门都涂有黑漆（此前为朱、绿、青等色彩）。屋顶铺铜瓦，屋脊两端有“鬼犾头”雕刻，四角有“鬼龙子”雕刻。(28)圣堂的占地面积约11600坪（约38300平方米），比之前又扩大了4000坪（约13000平方米）（图1－7）。

由此可见，汤岛圣堂的发展离不开儒者的努力和执政者的支持。除了汤岛圣堂以外，各地的藩主及大名也都积极建设藩校、乡校，实行儒学教育，并在其中建设孔庙。对于孔庙创建的理由，各地大名都各有各的想法，其中有人认真思考了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例如，近世初期水户藩主徳川光圀（1628—1701）曾这样讲道：

国设学校之事，三代之遗法，天道之所本……其家中诸士，各役义当番之务众多，不能行定日会集之事。不可止其职务而勤若书生……士者各有职务，难以一同。况有志者少，而无志者多。此世之大患。唐使民中有学才者及第，登庸为官，于是大小学问盛矣。日本不可行及第取士之法。但作孔庙而祭尊先圣之事易行。有志之诸侯，作讲堂于一两所，爰置儒者，集好学之士，广言之，无外乎取善勤之人。彼之制度，科场之做法，甚难行之事也。(29)

由此可见，光圀认为在日本设立学校、对武士进行学问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书生不同，他们的本职并不是研究学问，因此很难让他们放弃职务专心读书，而且像中国那样实行科举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光圀认为首先应该设立孔庙，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如此就能使武士们在仪式之时聚集于孔庙，通过尊崇先圣来感知学问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设讲堂、安置儒者，由此，人心便可自然向学。

除了武士教育以外，也有为政者十分重视庶民教化。例如肥前国佐贺藩多久邑第四代邑主多久茂文（1670—1711）便是如此。他强调孔庙在庶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于宝永五年（1708）创建多久圣庙，举行了祭祀孔子的释菜。他在《文庙记》一文中这样描述创建孔庙的理由：

古人曰，视庙社则思敬，此言极有深意。人能执敬庙社之心，念念不忘，事事不失，须臾不离敬，则万善聚焉，为贤为圣，而人道之能事毕矣。苟失思敬之心，则为愚为不孝，而同趣于禽兽矣。道二，敬与不敬而已。是故先儒发明之曰：敬，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而为万世圣学之根本也。此敬也，视庙社则发，不视则不发。由是观之，先设圣庙而使人知所敬，而后由是道之，则用力少就效甚众矣。大概人之所以不好学者，信道不笃也，所以信道不笃者，未视圣神也，……崇他神他佛，而于我圣人之道，暝然不知，所以宗之，况于未学者。若夫圣庙严然于兹，视者讶而相谓曰：是曷神也？曰：是孔子之神也。曰：孔子者曷守之神也？曰：守孝悌忠信之人神也……中华文道之盛，良有以也，忠臣义士列名于载籍者不可枚举矣。是无他，圣庙充于里巷，而师儒之教诱备也。(30)

也就是说，多久茂文认为“敬”是“万事之根本”，因此需要重视培养“思敬之心”。而建立“庙社”对于培养人们的“思敬之心”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如今的庙社多供奉“他神”“他佛”，人心也被这些神佛吸引。人们不知“圣人之道”，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未曾见过孔庙，不知“孔子之神”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建立孔庙，使众人得知孔子为“守孝悌忠信之人神”，以此来培养对儒教的“思敬之心”。在此基础上，“师儒”们实行教育，以此来纯化民风，以期同中华一样实现文道流行、忠臣义士辈出的场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多久茂文建立了祭祀“孔子之神”的多久圣庙。

如此，在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方面，孔庙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宽政时期后的19世纪，日本迎来了所谓的“教育爆发”时代，各地藩校及乡校急速增加，由此也带来了地方孔庙的大量涌现。儒学教育在近世时期不断普及，到了近代以后也在发挥影响力，这与孔庙的存在以及集中于此的对圣贤的尊崇息息相关。在林家儒者那里，孔庙是儒教独立的象征，是儒者家业的代表；在为政者那里，孔庙是激发崇信之心、推进儒学教育的有效手段。

到了近代以后，孔庙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却没有从历史舞台消失，而又发挥了新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