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现代的孔庙

到了近代，随着明治四年（1871）的废藩置县及明治五年（1872）的新学制改革，旧藩校被废止，孔庙的祭祀活动被暂停。而到了明治后期，日本各地再次出现祭孔的活动。例如仙台养贤堂、足利学校、水户弘道馆以及佐贺多久、长崎、闲谷等地的圣庙都复兴了释菜活动，长冈、高田、鹿儿岛、金泽、大垣、富山上山等地组织成立了孔子会（孔子祭典会）。官立学校中，埼玉县女子师范、东京女子师范、神奈川县女子高中等学校也举行了祭孔活动。(31)最值得关注的是，东京的汤岛圣堂在明治四十年（1907）恢复了释奠，大成殿重新发挥原有功能，成为祭礼的中心，一直持续到现代。在此简单整理一下近代以后汤岛圣堂的变迁。

明治维新后的一段时期内，汤岛圣堂的释奠活动暂时中断，大成殿被作为博物馆的陈列馆来使用。明治三十九年（1906）到四十年的这段期间，以复兴释奠为目的的“孔子祭典会”成立了。祭典会的中心成员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职员，委员长为嘉纳治五郎，评议员有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伊泽修二、细川润次郎、那珂通世、三岛毅、重野安绎、加藤弘之、涩泽荣一等人。明治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圣堂按照神道仪式举行了释奠，此后每年四月定期举行。到了大正七年（1918），孔子祭典会与其他汉学相关团体合并成立了斯文会。从大正九年（1920）开始，圣堂的释奠由斯文会继承举行。然而在大正十二年（1923）的关东大地震中，汤岛圣堂的大成殿、孔子像及大门皆被烧毁。地震后很快制定了建造临时圣堂建筑的计划，翌年（1924）春天建造完成，此后每年举行祭孔仪式。同时，“圣堂复兴期成会”成立，致力于筹备圣堂再建所需的资金，其中亦收到了来自皇室的支援金。昭和七年（1932）八月，新圣堂动工，昭和十年（1935）四月竣工。竣工之际举行了释奠，并召开了“儒道大会”。从明治至昭和年间，汤岛圣堂在举行释奠的同时都要举行讲演会，其内容多是为了所谓的“振奋国民精神”(32)“促进东亚民族的团结”(33)而大肆吹捧“孔子之精神”。昭和十年的祭典中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文部大臣等致辞。仪式前后举行了多场以“东洋和平的基础”“宣扬日本儒道的急务”等为主题的演讲，并组织创作了题为《奉迎满洲皇帝》《满洲皇帝来访恭赋》的汉诗等(34)。在日本军国主义膨胀的背景下，孔庙和释奠也难逃被其利用的命运。

战后的昭和二十九年（1954），汤岛圣堂及其附属建筑被转交给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进行保管、修复。昭和三十一年（1956），根据《文化财产保护法》，交由财团法人斯文会管理。直到如今，斯文会仍负责汤岛圣堂的维护管理及开放利用，定期举办《论语》《孟子》等汉籍的素读会及讲座。每年四月举行释奠仪式，并在祭礼当天举行儒学经典的讲解等文化活动。

在近代，除了汤岛圣堂这种近代以前就已创建的孔庙以外，也有地方汉学者为维护儒学传统而新建的孔子庙，例如道明寺天满宫的孔庙即是如此。明治初期，圣庙被普遍废弃，圣像不断遗失。鉴于此，儒者藤泽南岳（1842—1920）买下了松平藩校出让的孔子木像，将其安置于私塾泊园书院中，并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起开始举行释奠。不过，由于担心地处市内繁华街区的书院有遭遇火灾的危险，藤泽南岳在土师神社（今大阪府藤井寺市道明寺天满宫）建造了大成殿，将孔子像移至此处，并在此举行释奠。大成殿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落成，其设计者是帝室技艺员伊藤平左卫门。现如今该建筑仍保留在道明寺天满宫之中，每年五月上旬的星期日举行释奠。祭典当日，还会举行经书的讲解、煎茶、抹茶品鉴、书画选拔、即席书法等活动。

此外，在现代大学中也有设立孔庙、举行祭孔的例子，位于福岛县的东日本国际大学即是如此，其前身为江户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现由学校法人昌平黉经营管理。该大学于平成元年（1989）设立大成殿，举行了首次释奠，并从中国台湾邀请了孔子后裔孔德成前来参加。此后每年举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祭典”。该校的儒学研究所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并多次举办与儒学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

现如今，日本多地都保留有孔庙。有些是近代以前藩校、乡校孔庙的遗存或再建，有些是近现代以后新建的。其中有的孔庙每年仍在举行祭孔典礼，而有的则单纯作为历史遗迹或文化遗产被加以保存。在此简单整理了日本现存的主要孔庙，见下表：

表1－1 现代日本主要的孔庙（以创建年代为序）

除了表1－1中列举的孔庙外，现代日本还有一些孔庙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儒教建筑功能，变身为佛教寺院建筑的一部分。例如山口县萩市海潮寺的本堂即是如此。此堂本为萩藩校明伦馆的圣庙，明治八年（1875）移至现址。此外，岐阜县羽岛市永照寺的本堂原为尾张明伦馆的圣堂。明治维新后，随着废藩置县，明伦馆被废止，圣堂也被卖掉。明治六年（1873），圣堂被移至羽岛市的永照寺中，改建为寺院本堂。此外，现今埼玉县所泽市康信寺的本堂，原为大正四年（1915）医师小林政太郎氏建设的孔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移交给西武铁道公司，搬到了埼玉县所泽市的“世界文化遗产村”，现今成了康信寺的一部分。

此外，也有安置孔子木主的神社建筑，如大分县汤布院塚原山庄境内的昌平神社。它采用日本传统神社建筑“春日造”样式，室内正面设有神龛，中央立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左右安置有圣德太子和菅原道真的牌位。它创设年代不详，推测为战后的建筑。(35)

纵观从古至今日本孔庙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承担孔庙建造经营的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古代日本，孔庙制度作为大学寮制度的一环被朝廷所采纳，构成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参加大学寮孔庙祭祀及相关讲经、作诗活动的主要是贵族，儒学作为高级文化教养被贵族所独占。地方学校中虽然也有孔庙存在，但并未得到普及。

中世时期，伴随大学寮的衰退和烧毁，朝廷的孔庙消失了，由武士和僧侣建造的孔庙开始出现。例如在武士创设、僧侣经营和实行教学的足利学校就设有孔庙，将孔子作为易学祖师进行祭祀。当时易学与占筮技术在武士的军配、作战中受到重视，成为僧侣的学习、研究对象。此外，武士阶层出现了模仿贵族、培育汉学修养的风潮，菊池氏的孔庙就反映了这样的风潮。祭孔仪式上也出现了像桂庵玄树这样的僧侣身影。不过从中世整体来看，学校和孔庙的数量并不多。

到了近世，儒学教育开始向各个阶层渗透，以林家及幕府的汤岛圣堂为中心，各地的学校与孔庙急速增加。在汤岛圣堂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将军、大名等武士阶层的支援外，像林家这样以儒学为业的儒者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世时期，武士教育和庶民教化都得到了推进，儒学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独占的学问，而是开始向民间普及，于是便出现了像多久圣庙这样的与庶民密切相关的孔庙。

明治维新后，汤岛圣堂等近世遗留的孔庙建筑暂时失去了原有功能。到了明治后期，孔庙作为孔子祭祀的场所又得到复兴。近代儒教在当时被利用于所谓的“国民精神教育”，并被鼓吹为“东洋之精神”。汤岛圣堂也成为“儒道大会”的举办场所。汤岛圣堂的孔子祭中除了学者参加外，政府及皇室相关人员也曾参与。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学问的冲击中，日本各地方也出现了试图维持汉学的文化人士。有的为安置孔子像而新建孔庙，也有的致力于孔庙遗迹的保存。如今日本所存的孔庙大部分成为地方文化财产被加以保护，其中很多作为历史文化设施仍在发挥功能。尤其在祭孔当日，有的孔庙中演奏腰鼓、扬琴等乐器，有的进行《论语》等经典的讲读……如此的孔庙活动促进了地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文化传承的作用。如今，也有因认同儒教理念而设立孔庙的大学。儒教在现代日本社会所发挥的效用值得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

(1) [日]三浦国雄：《廟——中国における神・人の交わり》，《白井晟一研究（二）》，南洋堂出版社1979年版。

(2) 参考高明士：《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

(3) 在中国也被称为“孔庙”“夫子庙”“文庙”。

(4)“释奠”是指在阴历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上丁日）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先圣先师的仪式。

(5)《续日本纪》天平十一年十一月辛卯条、宝龟六年十月壬戌条。

(6)“七经轮转讲读”是指从《孝经》开始，依次进行《礼记》《毛诗》《尚书》《论语》《周易》《左传》的讲读和议论。循环一轮后再次从《孝经》开始，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7) 有关庙学制的内容，参照高明士：《廟学制の成立と発展——伝統的学校の基本構造の探索》，《法史学研究会会報》第7号，2002年；黄进兴：《伝統中国における孔子廟祭祀とその宗教性》，[日]林雅清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東アジアの儀礼と宗教》，雄山阁2008年版。

(8) [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記録：中右記》，岩波书店1996年版。

(9) [日]波户冈旭：《菅原道真の釈奠詩——式部少輔時代以後》，《礼仪文化》第29号，礼仪文化学会，2001年。

(10) 太政官的厅舍，在大内里的内部，位于八省院东部。

(11) [日]川濑一马：《足利学校の研究》，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1948年版。

(12) [日]川濑一马：《足利学校の研究》，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1948年版。

(13) 菊池重朝（1449—1493）被称为“菊池文教之祖”。其统治据点为肥后隈府（熊本县菊池市）。他的文学教养极高，频繁开展法乐、连歌会等活动。文明十三年（1481）曾在隈府领地内举行武士与僧侣共同参加的万句连歌会。

(14) 桂庵玄树曾求学于京都南禅寺，应仁元年（1467）渡明学习宋学。文明五年（1473）回国，此时京都发生了应仁之乱，于是他移居下关永福寺，后受岛津氏邀请前往萨摩。桂庵玄树的学派被称为萨南学派，对江户时代的朱子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15) 出自桂庵玄树的《岛隐渔唱集》。

(16) [日]林罗山：《林羅山文集》，鹈鹕社1979年版，第463页。其他地方也可见类似描述，如堀杏庵曾讲：“先生，会姜沆问释奠仪。赤松为之假张大成殿于野外，建圣牌，设祭器。”（《杏阴集》卷十七，《吉田之元行状》）

(17) 姜沆：《贼中间见录》，收于其《睡隐集·看羊录》。参考[日]吾妻重二：《江戸初期における学塾の発達と中国・朝鮮——藤原惺窩、姜沆、松永尺五、堀杏庵、林山、林鵞峰らをめぐっ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2009年。

(18) 林罗山在《拜尾阳圣堂》（收入其文集卷六四）一文中描写了圣堂的圣像及神龛。该文作于宽永六年十二月，由此可知圣堂在此之前就已存在。

(19) 日本蓬左文库藏。

(20) 参考[日]黑板胜美：《続國史大系》卷十《德川實紀》第二编《大猷院殿御實紀》，经济杂志社1902年版。

(21) [日]林罗山：《林羅山文集》，鹈鹕社1979年版，第766页。

(22) 例如宽永十六年（1639）所作的《正月四日赴家塾拜大成殿》一诗中表达了对文运兴隆的强烈愿望。具体参照李月珊：《近世初期林家塾の釈菜礼と聖人の道》，《文芸研究》第180号，2015年。

(23)“先考月忌日，奉安神主于弘文书院床坛，供粢盛烧香进酒茶果而拜，而诣坟墓。余营祠堂于本宅，每时拜祭不怠，今般以官事移居于此，未能营祠堂，故奉戴考妣等神主而来。自此后，朔望忌日可如今日，他后可营祠堂于此。”[日]林鹅峰：《国士館日録（一）》，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97年版，第11页。

(24)“甲辰之冬，辱奉官命，修撰国史，乃去本宅而徙别业。虽不阙时祭，然无遑营祠堂，方今长子悫早世，本宅无主。修史未成，仆之归家未可图，故移祠堂于别业，奉安显考显妣于堂中，而以亡兄敬吉配之，以亡嗣悫为从祀，而奉置显伯祖及妣……”[日]林鹅峰著，日野龙夫编集：《鵞峰林学士文集（下）》卷六十六，《近世儒家文集集成》，鹈鹕社1997年版，第105页。

(25)“春秋释菜，显达来拜，更无间断。去年之秋，水户相公以懿亲之贵，今年之春，国老执政以权威之任，共来观祭仪。”《鵞峰林学士文集（下）》卷六十六，《近世儒家文集集成》，鹈鹕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26) 延宝二年十二月八日修复圣殿时的告文《圣殿复座告文》。《鵞峰林学士文集（下）》卷六十四，《近世儒家文集集成》，鹈鹕社1997年版，第90页。

(27) 如宝历十一年因腐朽而进行的修筑、安永三年的圣堂重建（安永元年火灾）、天明七年的圣堂重建（天明六年火灾）、宽政十一年的大规模圣堂建造等。

(28) [日]铃木三八男：《日本の孔子廟と孔子像》，斯文会1989年版。

(29) [日]德川光圀：《西山公随筆》，《日本随筆大成》第二期十四卷，吉川弘文馆1957年版，第385页。

(30) [日]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資料（六）》，临川书店1970年版，第144页。

(31) [日]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525页。

(32) 大正十五年《关于圣堂造营及献纳之愿书》。[日]中山久四郎编：《聖堂略志》，斯文会1935年版。

(33) 昭和十一年《圣堂复兴纪念儒道大会要项》。[日]福岛甲子三编：《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版。

(34) 参考[日]福岛甲子三编：《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版。昭和十年四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并参观了汤岛圣堂。

(35) 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庙研究（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