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讲座主题，较之学术，可能更和人生有关，所以先就我的人生概括几句——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请再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时间这东西，的确是太快了，快得莫名其妙。转眼之间，我的大半生、大大半生就过去了。也曾气吞万里，也曾如日中天。而今，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的人生都已进入日暮时分。日暮途穷？不，途未穷而日已暮，这尤其让人感到悲凉。回首过往人生，我曾这样自我画像、曾有这样的人生感言：徘徊于讲台之上，躬耕于字里行间。省察人的复杂与纯粹，笃信美的不二与永恒。从珠江之畔的暨南大学，到黄海之滨的海洋大学，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乡下老家拥有田园半亩，每念归去来兮，而仍奔波于城里，不知老之已至。换个说法，不妨概括为八个字：教书、译书、写书、评书。如此成就了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滥竽充数的作家和未必像样的学者。
若问一个人混得四种身份是不是很厉害？谈不上有多厉害，大学文科，尤其人文学科的老师里边，不少人都有四种甚至五种、六种身份。不过作为我，有一点可能是其他老师所没有的，而且是颇有传奇色彩的：由于极为特殊而又广为人知的原因或不可抗力，我只读到初一。初一上大学、考研读研，进而混上了教授，混得这个身份那个身份。怎么样？难以置信吧？够传奇够厉害的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人生感言不重要，人生本身才重要。换句话说，我今天讲什么不重要，我出现在这里才重要——我出现在这里就可能给大家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噢，那个人初一就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何况我呢！
其实不是我厉害，而是书、BOOK、ほん厉害。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任职的中国海洋大学在崂山校区图书馆专门设立了“林少华书房”，二〇一九年十月为此举行揭牌仪式。我在仪式致辞中这样概括了书和我的人生的关系：
这里是图书馆。实不相瞒，上大学之前我从未进过图书馆。甚至没有一张哪怕只有三条腿的书桌，只能趴在窗台柜角或炕桌上对着煤油灯看书写字。一不小心，灯火苗就刺啦一声烧着额前的头发，烧出一股烧麻雀般的特殊的焦煳味儿。这当中忽然有一天，我带着这股特殊的焦煳味儿，从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的小山村扑向省城，跨进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吉林大学；若干年后南下广州，走进华侨教育第一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开始我的教学生涯；许多年后北上青岛，来到海洋学科第一高等学府中国海洋大学，直至此时此刻。
三个“第一”，三次迁徙。第一次带了几本书，第二次带了几十本书，第三次带了几千本书。大半生时间里，塞北岭南，海内海外，风霜雨雪，颠沛流离，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失去的，几乎只有书。毫无疑问，失去了书，也就失去了我，失去了今天的我。另外，书也好像耽误了我。不是开玩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很少有哪位漂亮姑娘对一个小书呆子感兴趣，她们感兴趣的，好像更是别的什么。所幸，我对书的兴趣很多时候超越了我的所有高尚和不高尚的兴趣。与此同时，我开始自己动笔写点儿什么、译点儿什么。我觉得，如果只看书不写书，那就好比只乘凉不栽树，有可能是一种不大礼貌甚或自私的行为。粗算之下，以单行本记，我自己写了八本书，翻译了九十八本书。以发行量计，仅上海版四十四种村上系列就已超过一千二百万册。这意味着，有几千万中国读者通过我的翻译领略了异国语境的微妙，也通过异国语境领略了中文表达的神奇与美好。
自不待言，我的人生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过许多困顿、磨难甚至屈辱，而我读的书、写的书、译的书，在困顿中给了我诗与远方，在磨难中给了我勇气与庄严，在屈辱中给了我光荣与梦想。而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今天有了一个新家——中国海洋大学在不亚于天堂模样的学校图书馆慨然设立“林少华书房”。为书之幸，莫过于此。为人之幸，莫过于此。这不是客套。借用我的老伙计村上君的说法，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的确不是说谎。不信，来日去青岛旅游时不妨顺便看看，我一定热情接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有谁从我的人生中忽一下子把书拿走，我的人生势必土崩瓦解。而若把手机拿走，则仍可以完好无损。噢，马上拿走怕是有点麻烦，不出示健康码怕是寸步难行。
除了书，成就我的人生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勤奋。我的座右铭是：一日不可虚度。当年刚上初一，我就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抄写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样几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那时才初一，还没有什么往事可以回忆，所以更多的意味体会不出，知道的只此一点：不可虚度此生。而要想不虚度此生，就先要不虚度此日：一日不可虚度。放到现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话很可能被大众说成“心灵鸡汤”而一笑了之，但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穷得只有过生日时或拉肚子拉得直不起腰时才能吃上一个煮鸡蛋的乡下孩子，这段话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至今我都感谢这句话，感谢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我的人生中，他可比村上春树（むらかみはるき）重要多了，紧要多了！
是的，一日不可虚度。太远的就不说了，就说大学四年读研三年吧，忙得都舍不得花时间谈恋爱。当然，作为正常的男人、男生，哪个女生长得漂亮也是知道的，也曾一次次为之动心，在食堂排队打饭或在教室上下楼时也曾斜眼偷瞄过不知多少次——噢，男人倒是不能说是暗送秋波——但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书没看、那么多资料没查，就只好忍痛割爱。真正的忍痛割爱！这点上你看人家村上春树可就潇洒多了。村上说他在早稻田大学七年唯一的收获就是把现在的老婆追到了手。的确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追到手的，因为在那之前两人都分别有正相处的对象，这点在《挪威的森林》中已透露了个中信息。他在书的《后记》也明确说了，“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对了，村上那七年可不是本硕连读的七年，光读本科就读了七年。搞对象东搞西搞，搞学潮搞来搞去，就是不搞学分，学分搞不够，结果读了七年本科——七年本科，没准能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而我那七年是本硕七年。七年时间，学了日语——不怕你笑话，学日语之前我都不知道天底下居然有日本语这个语种，以为日本人就像抗战片里的鬼子兵一样张口“八格牙路”闭口“你的死了死了的”那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是的，学了日语，读了研，写了论文，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索性这么说好了，七年唯一的缺失就是没谈对象。所以，当我现在“回想往事的时候”，你别说，还真有些为“虚度年华”、为“碌碌无为”而懊悔。岂止虚度一日，简直虚度七年！所以这方面请大家最好不要向我学习。那么应该向村上春树学习不成？这怎么说好呢？就结果而言，向村上学习也没什么不好。喏，人家村上如今可是满世界飘红的、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什么都捞到了的大作家，财源滚滚，声名赫赫，金光闪闪。而七年忙得没谈恋爱的这个我呢？教书匠，翻译匠，西风瘦马，日暮途穷，惶惶不可终日。
不过为了避免更大的误导，我必须补充几句。村上非常喜欢看书，十五岁前后、顶多刚上高中那个阶段就看了好几大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了没完”。《资本论》也看了。不仅看了，而且为《资本论》“简洁明快”的行文风格给吸引住了（“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通读了。还说高中时代把学校图书馆的书统统看完了。可能多少有点儿夸口——成功男人嘛！——但喜欢读书和读书量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唯其如此，也才把“绿子”那样的漂亮女生追到了手。喏，《挪威的森林》里面，绿子问渡边读没读过《资本论》。渡边，或者说村上告诉绿子“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资本论》阅读是渡边“收获”绿子的一个因素。书中第十章绿子对渡边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虚拟式，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还不是因为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英俊些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喏，漂亮女生就是看中了长相未必漂亮但读了《资本论》的渡边君。下面更精彩、更美妙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引用了。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招儿如今未必有效哟，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女孩子没准因为你读了《资本论》而质问“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但愿这是多余的担心，但愿。
扯远了，回到勤奋、回到“一日不可虚度”上来。
有人说，看一个大学老师是怎样一个老师，看他寒暑假干什么就知道了。并不很夸张地说，自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当老师以来，包括二〇一七年办理退休手续之后又被于志刚校长另聘为“通识教育讲座教授”这两年，三四十年时间里，没有寒假，没有暑假，也没有周六周日节假日，始终处于“一日不可虚度”的意识以至实际状况之中。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在正常教学之余翻译了不止九十八本书，又自己写了至少八九本书。这点其实笨想也想得出，作为老师，我哪怕再偷懒耍滑拈轻怕重，要上的课、要开的会、要写的论文、要填的表格也是少不了的。而此外又要涂抹出一百多本书来，那就只能打课余时间的主意，在课余时间上面争分夺秒敲骨吸髓：但凡不用上课，都可谓此其时也！当然我也因此付出了未尝不可说是惨重的代价，没时间陪家人，没时间做家务。对了，一次讲座互动回答相关提问时，我如实说了自己不做家务并且写进微博发布后，受到无数女性的激烈抨击，不出一两个小时就铺天盖地涌来几千条跟帖，说我是大男子主义，这我自然明白。而骂我是“直男癌”什么的，就骂得我一头雾水，即使现在也不明不白。我只是说我个人不做家务，并没有号召天底下所有男人都不做家务，何况我也没鼓吹不做家务就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只是状况描述罢了。这怎么就错了呢？要说错，也只能向家人检讨错误，和别的女性岂不毫不相干？不过反正这点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少出几本书事小，不做家务事大。这方面的后果很严重。最理想的状态是二者兼顾，既做家务，模范丈夫，五好家庭，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率模天下。这也不乏其例，如我校第一任外文系主任梁实秋教授，可能还有胡適博士。我的广义上的本家林语堂先生大概也能算上半个。
记得海大文圣常院士说过一段话（大意）：我们生下来就享受着李白杜甫等民族先贤留下的“床前明月光”等文化恩泽，因此我们有义务给后人留下一点儿什么，这样才是公平的，也才能保持文化传统不至于中断。平庸如我，固然没有文院士那样的境界，但至少晓得他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留下一点儿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什么，只留下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电脑手机或机器人，留下一大片五花八门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留下一大排鳞次栉比的中外银行，那好意思吗？那有何脸面去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他们？当然，如果只见马克思倒问题不大，毕竟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看这趋势，实现共产主义也指日可待。
总之，我们必须留下点儿什么。只有留下点儿什么，自己本身也才能留下。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世界上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能留下来的，一类是似乎留不下来的。我知道他指的是一个人是不是有存世之作。作为我，存世之作诚然不敢奢望，但留下一点儿涂鸦性文字总还是可以争取做到的。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不屈不挠留下二十四史（世界绝无仅有！）的以字立国、以文史辞章称雄于世的国家。说绝对些，没有记录、没有文字记录，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等于无，等于零，等于什么也没发生。不过我这把年纪，留下什么也好不留下什么也好，其实都不重要了。一切取决于年轻人，各位年轻人一定要在文化上，进而言之，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点儿什么，这样也才能上无愧于先人，下无愧于后代。而要这样，就一定要勤奋，做到“一日不可虚度”。当务之急，就要先把手机放一放。手机这玩意儿，实在是太会讨好我们了，讨好我们的眼球，讨好我们的欲望，讨好我们的心思。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把时间花在它身上，独霸我们的时间，谋杀我们的时间。当然不是说看手机纯属虚度，收获也还是有的。常言说开卷有益，开机也未必无益。但另外，看手机肯定看不出学位，看不出学者，看不出工程师，看不出科学家。估计也看不出女朋友男朋友。因为碰巧看同一本书而成为恋人进而成为夫妻的例子倒是有，我知道的就不止一例两例，但没听说看同一牌子同一款的手机而看成恋人的。或许你要说：“林老师，我正在用手机看《资本论》看二十四史而且快看完了哟！”果真？也许。毕竟这世界上存在所有特例所有可能性。
不过，一般情况下我想给你的忠告是，在大家都齐刷刷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最好你一个人坐在某个角落里静静地看书——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美学场景啊！如果你是男生，笃定有不止一个女生向你投去别有意味的视线。如果你是女生，起码有两个男生想方设法引起你的注意。不瞒你说，昨天飞来上海的飞机上，在几乎所有乘客都闷头看手机或张着嘴打瞌睡的时候，斜对过儿就有一位女孩儿始终一动不动地看书，那专注的神情，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加之正好有夕阳的光线从椭圆形的机舱窗口斜射进来而且正好射在她奶黄色的毛衣和秀气的脸庞上，使得她的半身剪影显得那么柔和那么优雅那么美丽。假如时光倒流半个世纪，我肯定厚着脸皮抻长脖子搭讪，问她看的什么书。假如正好看的是我翻译的《挪威的森林》或者我自己写的《小孤独》什么的，往下的发展，真有可能一个是渡边君一个是小林绿子了。然而现实是，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休说倒流半个世纪，倒流半个小时都是痴心妄想。所以，恕我一再重复：一日不可虚度！
那么怎样才能不虚度呢？除了上面强调的勤奋，我认为还要有方向感。必须说，有时候方向感比勤奋还重要。借用《挪威的森林》里永泽的说法，那好比劳动和努力的区别：没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劳动，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努力。说法诚然有些玄乎，但作为感觉倒也不是不能明白。那么什么是方向感呢？一下子还真说不大好，勉强说来，那恐怕既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直觉，又是一种近乎执拗的理性判断。
还是让我接着《挪威的森林》往下说吧！姑且让时间倒退到一九八八年。地点是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南大学的一九八八年。那年秋天我从日本留学回来，继续在那里任教。
回来不久，差不多同时有两家出版社找我翻译日本小说，一家要我翻译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一家要我翻译川端康成的《睡美人》（眠れる美女）。那时的村上不比现在，年轻，出道没有多少年，在中国还是无名小辈。而川端毕竟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作家、大作家，已经通过《伊豆舞女》等电影作品在国人中有了知名度和影响力。究竟翻译哪本好呢？但这个纠结在看完全书后很快消解了——毕竟《睡美人》有些太“那个”了。不说别的，那时社会整体风气还比较保守，如果有学生看了我译的《睡美人》，那么在课堂上他会以怎样的眼光注视站在讲台上的我这个老师呢？何况又一身地摊货！当然，要解决也容易解决，用个笔名就是，比如不是林少华而是“华少林”什么的（实际上出版社也提议来着）。于是我又通读一遍，而且读得比较仔细。结果这回模模糊糊感觉出村上小说的两个特色：一是故事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尤其对个性开始觉醒和开始看重个体尊严的年轻人，可能具有微妙的渗透力和多种启示性。二是村上语言风格或文体独具一格，有可能为某些惯常性中文表达带来一种新的艺术参照。而《睡美人》以及我读过的其他日本传统文学作品则不具备。于是我获得了一种不妨称为方向感的直觉——循此可以上路。而后来的发展大体证明这是对的。至少在我了解的文学文本里边，经由我的翻译呈现出来的村上文体是独一无二的。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小说家张生说“林老师以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了现代汉语”。诚然是溢美之词，但我的译笔毕竟引进了一种带有陌生美的独一无二的异质性文体，从而为汉语文学语言的表达多少带来新的艺术可能。这么说，听起来难免让人觉得不大舒服，认为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问题是，我既然卖瓜，想不自夸都不行。太谦虚没有必要，卖瓜是硬道理。
其实不单我自夸，还有他夸。例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帝国落日》的作者袁伟时先生就夸过我前面说的另一点。大约二〇〇九年，《挪威的森林》在广州入选“金南方·新世纪10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大翻译图书”。颁奖晚宴席间，我有幸同袁伟时先生相邻而坐。这位八十高龄的终审评委用我久违的广东腔普通话告诉我，《挪威的森林》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个性、个人主体性和个人尊严，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读的人多了，读的时间久了，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还为此举了一两个例子。喏，你看，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歌可泣的事情！说白了，假如我翻译的不是村上春树，而是川端康成，那么我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所谓影响。这就是方向感，方向感的作用。
不过，老实交代，我翻译《挪威的森林》，也不单单出于方向感这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不怎么光彩、有些难以启齿，所以至今我很少直言不讳。但今天是个例外，毕竟日语系洪伟民教授在这抗疫时期冒着一定风险把我请来了，贺瑛副校长又在百忙之中特意光临主持，我若继续隐瞒真相，可就有点儿太不够意思了，再怎么着，我也是个良知未泯的读书人。
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钱（おかね、マネー）。我当时——一九八八年——非常缺钱，有时想钱想得头昏脑涨，每次经过银行门口都产生一个奇特的冲动。研究生毕业没几年，一个月工资不是七十九块五，就是七十五块九。自己的小家成立不久，乡下老家有贫穷的父母和一大堆弟妹，正可谓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人师表的我站在讲台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在学校后门地摊上买的，我基本是穿着地摊货站在讲台上给一大帮子衣着光鲜亮丽的港澳生侨生上课的，就算我张口就是一首诗，而要保持所谓师道尊严也好像有些心虚，自惭形秽。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费补贴生活开支，至少要让自己穿得多少体面一些。写论文当学者诚然美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钞票的美妙为前提的——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在掺杂着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多么猥琐的心态下翻译《挪威的森林》的。
这就是说，我翻译《挪威的森林》的缘起，除了方向感外，固然还有经济因素，但支撑翻译过程中的情绪和兴致的，就不再伴随经济因素了——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或魔力——不言而喻，翻译这本书的一九八九年之初，我的年龄还远远没有今天这么老，莫如说还拖着一小截青春的尾巴。没能在花前月下湖畔山坡谈上一场正正规规、酣畅淋漓的恋爱，以致翻译当中有时候多少伴随恋爱补偿心理。如笔下出现的绿子“简直就像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我的心也蹦跳得像一头小鹿。对了，让我激动的还有这样大家想必也熟悉的一句和一段。一句是：“‘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一段是：“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起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骨碌骨碌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我就这么喜欢你。’”喏，你看，这样的恋爱情调和表达方式，相对于中国当时尤其那以前的语境，岂不是全新的、颠覆性的？这其实已经超越了补偿心理，而带来一种完全陌生化的异质性的审美享受。
不过，最让我心动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当我恍然领悟到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到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不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是的，谁都有“少年时代的憧憬”，谁都有“自身的一部分”需要唤醒。多么微妙的心弦共振，多少美妙的语言表达！浪漫、温婉、新颖、爽净，别出心裁，不落俗套，和我以前读过的日本作家的小说截然有别。前面说的文体上的方向感就这样一步步得到确认和实现。说到底，翻译也好研究也好或其他任何职业选择也好，上不来方向感的东西，最好不要勉强自己，不要刚一起步就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人生有限，集中有限的人生做对路的事情要紧。这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而且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审美体验的对接。换言之，翻译乃是监听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审美信息的作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翻译和非一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描摹皮毛转述故事；后者传递灵魂信息、美学信息，重构审美感动。总之，我就是这样陪伴《挪威的森林》、陪伴村上君开始了中国之旅，又眼看着她由不入流的“地摊”女郎变成陪伴“小资”或白领们出入星巴克的光鲜亮丽的尤物，进而升格为半经典性世界文学名著。
把佛经翻译成汉语的古代翻译家鸠摩罗什说翻译就是用舌头积累功德。就我翻译的村上作品系列而言，是不是功德不好说，但三十多年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生活情调、精神格调以及行文笔调、说话调调，恐怕可以大体认定为事实。这也给了我人生困难时刻的尊严、自豪感和奋然前行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翻译，感谢世界上存在翻译这样一种活计，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说到这里，也许有哪位想问：后来你不是还翻译了《失乐园》了吗？是的，是翻译了，但那不是一九八八年，而是二〇一八年了。系错的是最后一个纽扣，而不是第一个纽扣——年纪大了，基本出息到头了，拐个小弯也不至于犯多大的方向性错误。其实那本书一开始我推辞了半年都没接招儿。最后被逼无奈，我对青岛出版社说你们是不是存心让我晚节不保哇？不料对方轻轻一笑：“林老师，你本来就没什么晚节可保嘛！”话固然说得不符合事实，但有奇妙的说服力。主动给的版税更有说服力。译完出版，日方代理人大喜过望：“林老师还《失乐园》以原有的文学性，终于把它从色情小说的泥沟里打捞上岸！”好了，不再自鸣得意了。
上面主要谈了勤奋，一日不可虚度，谈了作为翻译《挪威的森林》的方向感。不妨说，方向感里面也多少有职业操守的考量。下面就请让我就此约略展开一下。
说起来，我是一九八二年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当老师的。八二年的硕士，含金量很高，比现在的博士都宝贝多了，百分之百硕士黄金时代。“动乱”祸止，国家趋治，百废待兴，求贤若渴。当时是毕业分配制，分配只有一个去向：统统去当大学老师，别无选择自由。给我的报到通知书上写的是暨南大学。于是我从长春坐四十八个小时“硬座火车”直奔广州，开始我的教师生涯。
那几年可真叫人开心啊！我所在的外语系——那时候还没有叫外语学院——的系主任曾昭科教授兼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系总支书记的丈夫是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系副主任是知名的诗人和翻译家翁显良教授，暨大前任校长、老教育家杨越先生和我在同一个党支部。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我这个小字辈、小硕士生全都那么友善。也就是说，我周围充满无数金色的可能性。感觉上就好像校园所有的紫荆花都朝我盛开怒放，所有的露珠都朝我闪闪发光，所有的女生看我的时候都面带微笑。实际上也一帆风顺。在系主任曾昭科先生的授意之下，我两年刚过就跳过讲师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广东省最年轻的文科副教授。之后不到三年曾先生又要我报教授。实不相瞒，我婉言谢绝了。不是说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授凤毛麟角，我见到的教授都是德高望重的一方名流，即使我的导师当时也不过是副教授，我一个后生小子何德何能敢当教授！所以真心谢绝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十年之后才当上教授。但我不后悔。德不配位，才不配位，当上了岂不等于将自己置于炉火上烤！
补充说一句，特别器重我的曾昭科先生后来因为太忙而不再担任系主任，五年前的二〇一五年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任上去世。曾昭科教授曾留学于京都大学、牛津大学。他去世后不久我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后这样写道：“先生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阅人历事，无可胜数。我想先生一般不会记起自己无私关照过的我这个晚辈，但我会永远记住他，记住他提携后学的仁厚长者之风，记住他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和高洁的民族操守，记住他非凡的使命感和历史功绩。黄海夜雨，灯火迷离，天地空茫，音容宛在。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先生千古！”
这里我想说的另一层意思是：先生的风范和人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我，影响了我，使得我在一时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肯委曲求全。同时使得我更加看重操守和风骨。调来青岛二十多年了，一次下了班车在校园路上和文学院一位教授闲谈，谈到某种现象时我提到操守，那位教授冷冷一笑，拍着我的肩膀说：“林老师，操守两个字用在他们身上，那可是太奢侈了呀！”同学们，一个大学老师，教授也好博导也好身兼领导也好，如果被人如此评价，如此不屑，那么所有头衔、地位、奖项、荣誉称号又有何意义可言呢？用易中天最近说的话说：学问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是吧？八个字：德要配位，才要配位！包括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位。
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大学教师，包括教授、博导在内，总体上当然是好的，但德不配位的人也绝对不止一个两个。北大钱理群教授好几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原因，在我看来，在于我们有的老师本身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生于本土，未能传承中国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士子情怀；留学欧美，未能学到西方凌空高蹈一往无前的形而上追求；负笈东瀛，没能带回日人一丝不苟克己奉公的精神。的确，操守、风骨、气节、格局用在他们身上是太奢侈了。叽叽歪歪，左顾右盼，战战兢兢，东张西望，自己的事再小也大，别人的事再大也小，完全没有人格感染力，至于实践某种风范，更是一纸空谈。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焦虑，我给研究生讲的第一次课，总是讲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让他们写的第一篇小论文（Report）的题目，大多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推荐的几种参考书目里边，有一本是《陈寅恪的最后的20年》，还有北大陈平原写的《中国大学十讲》，以便让研究生们至少能够在书中接触那些伟岸的身影，感受其坚定的操守和高贵的灵魂。不错，就学问、学统来说，除了钱锺书，全世界也好像没有谁能和陈寅恪相提并论，这点恐怕谁也学不了、达不到，但他怀有的“华夏之文化……终必复振”的文化自信和以文化托命人自许的使命感，尤其那种从不曲学阿世孤高自守的操守、风骨和人格境界，毕竟是可以追随也应该追随的。
从技艺角度来说，秦桧的字或许足够出类拔萃，但就风骨而言，比得上岳飞的“还我河山”吗？全然不在一个档次。无他，盖因字如其人。一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一个仰人鼻息鬼鬼祟祟，你要学他们哪个？别的不敢瞎说，在我接触的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真正做出像样成绩的，基本都是有些操守和格局的人，至少是人格上过得去的人，比如北大的严绍璗、北师大的王向远、天津师大的王晓平、复旦的王升远——和他们交谈，受益匪浅就不是社交性修辞。是的，天南海北，到处忽悠，除了学生和读者，我所接触的多是教授、博导和博士们，令我肃然起敬的固然不在少数，但让我怀疑“这也是博导、博士？”的人也绝非个别。有的博士，开口家长里短，举止猥琐不堪，开会只想混个“脸熟”，以至让我心中暗想——也许我心地阴暗——这人的博士是怎么读的呢？他的导师是怎么导的呢？读博三四年下来，别的姑且不说，连个优雅、文雅也没学会？及至求之于操守、风骨、家国情怀、浩然之气，恐怕更是痴心妄想，借用那位教授的评价：那太奢侈了呀！
或者你想归因于量化评价体制：评价要的是SCI、CSCI，要的是A刊C刊论文，要的是课题、项目和获了什么奖，没人评价你是不是优雅有没有操守，那东西没法量化。可是我要说，那东西纯属内在的心灵自觉，无法量化，也无须量化评价。如果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以至七年八年，连这点心灵自觉都无从谈起，那不也是一种虚度，甚至是真正的要命的虚度？一日不可虚度！
不过，这一个多小时大家怕是虚度了——听我信口开河自吹自擂。抱歉抱歉！
此文最初用于2020年4月2日中国海洋大学第七次通识教育讲座（线上）。后来在以下学校讲过：2020年12月1日上海商学院“上商大讲堂”，2021年5月20日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线上），2021年5月21日山东大学“东方文化大讲堂”通识教育讲座第十五讲（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