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遍身朱红

富商理查德·哈尼的儿子史蒂芬于1511年春夭折于襁褓之中。他所在的堂区位于怀特查佩尔，当地教堂的主管托马斯·德莱菲尔德想把他孩子的洗礼袍收作“丧葬礼品”——在葬礼时将洗礼袍赠予司铎是传统习俗。但哈尼一口拒绝。一年后，他被传唤到兰柏宫，被判藐视教会权威罪。但他依然拒绝支付在他看来有失公允的费用。到了年末，他去当地教堂进行晚祷的时候，托马斯·德莱菲尔德正式对其施行绝罚。“哈尼，”他高声说道，“你应受诅咒，永受诅咒。”

这事就严重了。所有人都不能同哈尼来往。哈尼将孤单一人，因为没人愿意被看到自己同受了绝罚的人在一起。当然，他也将堕入地狱永受煎熬。但是，哈尼发动了反击，指控教堂住持诽谤自己。并且对宗教法庭先前判其有罪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个案子被提送法院，但一直拖了二十二个月都没得出结论。在此期间，教会查抄了哈尼的家，并发现了几本由英语写成的异端书籍。于是哈尼被关到了位于圣保禄主座教堂西侧的罗拉德塔，并于同年冬天被发现上吊身亡。伦敦主教宣布异端分子哈尼怀着忏悔和羞愧的心情自杀了。同情哈尼的人指责这是一场由教会实施的谋杀。殉教者传记作家约翰·福克斯写道：“他的脖子被铁链绞断，身上其他地方也负了伤，被人用他自己的腰带吊了起来。”

早在罪不可赦、“万恶”的异教徒哈尼的尸体在史密斯菲尔德火化之前，陪审团便同验尸官一起开始调查哈尼的死因。1515年2月，陪审团裁定三个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担任伦敦堂区秘书长的主教威廉·霍西）犯谋杀罪。该主教立马写信给托马斯·沃尔西，希望由不带偏见的人员来调查此事，他对沃尔西称，伦敦人如此“心怀恶意地支持”异端，教士们哪怕“如亚伯尔般无辜”，亦会被判有罪。

国王于是下令在泰晤士河北岸毗邻布莱克法尔的贝纳德城堡召开会议调查此事，会上伦敦主教抓住机会谴责陪审团的成员为“作伪证的卑鄙小人”。亨利于是出面干预，决定赦免霍西等人，他让律师宣布这几人无罪。霍西于是离开伦敦，迅速逃往埃克塞特。这事看似就这么了结了。

但一石激起千层浪。三年前，也就是151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针对犯有谋杀罪的低级教士，剥夺其“教士特权”。所谓“特权”是指神职人员将在宗教法庭受审，并且可以免于一死。所谓低级，指那些职位不高的神职人员，如读经员、辅祭人员等。在哈尼一案激起的紧张气氛中，以上法案的规定再次被提上台面。温彻斯特隐修院院牧向上议院宣称1512年通过的法案违背天主的律法，违背教会的自由。他引用了《编年纪上》中的文字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不要触犯我的受傅者。”（《编年纪上》16：22）

担任伦敦托钵会会长、国王宗教顾问的亨利·斯坦迪什对此并不赞同。他坚称国王的任何行为都不会损害教会利益，由此，教会事实上应在国王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世俗法庭是否能够审判教士？俗世的领导者能否拘押由天主委派的主教？斯坦迪什被传唤参加由高级神职人员组成的评议会解释他的观点，他为此只好请求国王的庇护。

1515年冬，一场智者云集的大会于布莱克法尔举行，与会成员包括英格兰全国所有的法官。亨利·斯坦迪什思考再三，最终也出席了这场会议。会上，斯坦迪什被指控犯“藐视王权罪”，因此应该移交给外国法庭或权威审理。这里的外国权威，指的是教宗与天主教最高法院。三个月前刚担任枢机的托马斯·沃尔西给国王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仲裁协议，希望国王将这个案子递交给罗马教宗审理。这个结果看起来似乎并不合理，但很可能沃尔西和国王在演一出一唱一和的戏。现在就是亨利国王给亨利·斯坦迪什一案下定论的时候了。

11月，亨利在贝纳德城堡召集了律师和神职人员，并发表了以下声明。“奉天主之律法与许可，朕即英格兰之王位，除天主外，世上再无高于英格兰诸王者。因此，汝等须深知，于此事及其他任何事，朕将持有王权及世俗之裁决权。”斯坦迪什的观点得到了承认。

也许这件事可以看作16世纪宗教改革的第一步，但国王的言辞并无新意。1351年，《禁止外国人任圣职法》规定，在爱德华三世领导下的“英格兰之神圣教会”不依附“罗马教宗”。14世纪末，理查二世昭告天下，在自己所统领的国土内登基，成为至高的帝王。1485年，大法官赫西宣布英格兰国王只对天主负责，在自己领土之内，地位高于教宗。事实上，亨利七世曾多次挑战教会的权威，指责高级教士藐视王权。他很清楚地表示在自己的领土内，不想让另一个最高统治权存在，再任命主教的时候，他更偏爱律师而非神学家。教宗对此并没有进行干预。

伦敦主教在写给沃尔西的信中指责自己的全体教民都是异端，这一点看起来颇为奇怪，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夸大情有可原。主教只是亮明了一个事实，即伦敦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反教士传统。在伦敦，改革教会并将其置于国王统治之下的呼声此起彼伏，神职人员至少从14世纪开始便频频遭袭。14世纪70和80年代的议会曾想把教士驱逐出政府高层，1381年农民起义期间，坎特伯里总主教被暴徒斩首。不论职位高低，神职人员皆被指责行为不检、乱伦通奸；整日打猎游玩；蓄留长发、游荡于酒肆茶寮；还随身佩剑藏匕。此前一个世纪，乔叟、兰格伦便提出了类似指责，针对教会这样一个古老组织来说，出现这类指责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对于罗马教会来说，改革、复兴一直是当务之急。

一个冬日，国王在贝纳德城堡讲话，沃尔西跪地聆听。作为教长，沃尔西此时已声名显赫。1515年秋，在国王急切的要求之下，教宗利奥十世赐予沃尔西一顶枢机红帽，从此，他便全身上下都穿红色。然而，他是国王的枢机，而非教宗的枢机，单凭这一点，便可以支持王权的至高性。同年底，亨利委以沃尔西要职，任命他为新一届大法官，执掌国玺。沃尔西于是掌控了国王的枢密院。不论发给地方法官还是大使的急件，现在都要经过他的审核。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政策就无法制定。没有他的介入，重要职位就无法任命。“若我请辞，”他说，“我敢肯定不论国王还是贵族大老爷们都不会答应。”

沃尔西在掌管国内外事务时，急需圆滑、灵巧的政治手腕。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于1516年2月驾崩，其年仅十六岁的孙子查理继位，使得两国之间的制衡出现了棘手的问题。查理的头衔便佐证了欧洲大陆政治的复杂性。他名义上拥有勃艮第十年的统治权，并在西班牙登基，称查理一世。三年后，他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查理五世。他所统治的国土涵盖欧洲中、南部，坐享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这一切在接下去的三百年间一直左右着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另一位年轻的君王也在崛起。弗朗索瓦一世于1515年登基成为法国国王，年仅二十岁的他在登基后的九个月内出兵意大利并占领了米兰。这样的伟业都是亨利梦寐以求的。

1515年五朔节，亨利向威尼斯大使仔细询问了有关弗朗索瓦的情况。“跟我说说，”他说，“法国国王和我一样高？”相差无几。“胖吗？”不胖。“他的腿长得怎样？”很细，或者可以称之为“瘦削”。这时，这位英格兰国王解开自己的紧身上衣，将手放到大腿上。“看，我的腿肚线条也很美。”他之后说，因为弗朗索瓦是法国人，所以不值得信赖。

直到亨利驾崩为止，这三位年轻的君王一直在争取统治权，至少是争取暂时的霸权，当时的欧洲史围绕着他们之间的你争我夺展开。条约有之、密约有之、冲突有之、战争有之、侵略有之、围城有之。欧洲成了他们的竞技场。他们在各自国内通过狩猎、格斗、比赛等颇具戏剧色彩的方式彰显权力。而一旦这三位年轻君王动起了真格，结果常常十分血腥。

这三位年轻君主的崛起，同时也打破了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尤其导致教宗权威的相对弱化。国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教会还是世俗世界皆在其掌控之中。由于领土毗邻，查理和弗朗索瓦时常争论不休，而亨利便从中坐收渔翁之利。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较为便利的订婚和通婚来获取利益。1516年2月18日，亨利的女儿诞生，亨利至少在这场豪赌中多了一个筹码。尽管玛丽公主让其父亲大失所望，因为亨利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亨利没有直接表露出自己的失望。“我们年纪尚轻，”他说，“这次生了女孩，天主慈悲，下次定会是男孩。”但事实并未如他所愿。

1517年春，圣保禄主教座堂的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布告上谴责了国王和枢密院过度偏袒“异邦人”，称异邦人“买走了羊毛，让英格兰人的生活难以为继”。这张布告引发了一场名为“五朔节骚乱”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伦敦人激进、不顺从的一面显露无遗。4月底，一位教会的传道员号召英格兰人对抗“异族”，从而捍卫自己的生计。这里“异族”一词，指来自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巴黎的商人。沃尔西召见伦敦市长，向他询问情况，沃尔西说：“你那些年纪轻轻又爱闹事的市民看样子要揭竿而起围攻外国人了。”对于一个没有警察和常备军来执行法令的政权来说，这样的骚乱十分棘手。

伦敦市长否认了任何有关煽动叛乱的谣言，但是在4月30日晚上，由学徒、船工、服务生带头的两千名伦敦人洗劫了法国和佛兰德商人的住宅。除此之外，还闯入国王大臣的官邸，并且威胁了意大利人居民区的住民。尽管伦敦市长一再保证可以平息骚乱，但沃尔西依然提防着再生事端，于是召集了全副武装的贵族家臣并且运来了伦敦塔的火炮。此次骚乱共造成超过四百人被捕、受审，最终背上叛逆的罪名。其中十三人被绞死、剖腹并分尸，残肢挂在伦敦市内十一根绞刑架上。

在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仪式上，其他叛乱者脖子上套着绞索，被带进威斯敏斯特大厅，来到国王跟前。亨利坐在高高的王座上，居高临下宣判将所有人处死。接着，沃尔西双膝跪地，恳求国王大发慈悲，囚犯们也纷纷高呼“开恩，开恩！”国王的态度最终温和了下来，宽恕了他们的罪行。一位编写伦敦编年史的作家写道，那一刻，囚犯们将脖子上的绞索取下，“高兴得手舞足蹈”。

英格兰宫廷和国民之间尽管力量不相上下，但无法掩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矛盾，甚至相互憎恨。贵族对平民心怀猜忌、鄙夷之情，平民报之以相同的情感。出于某些原因，人们认为主教和神职人员站在贵族一边，伦敦市民对教士的憎恨将在些许年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伦敦城有一种挑起暴动、孕育纷争的能力，使得国王和枢密院常觉如鲠在喉。

暴动平息两三周后，英格兰城乡暴发疫情。1517年夏初，一场热病开始蔓延，得病者出汗不止，浑身散发恶臭，疼痛先袭肩背，再扩散到肝脏。病人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一旦睡着往往便不再醒来。此病传播迅猛，十分凶险，被称为汗热病。因为这种病似乎只侵袭英格兰人，在加来、安特卫普等城市，人们称其为Sudor Anglicus，即“英格兰汗热病”。人们还称这种病为“认识汝主”或“主之驾临”。成千上万人因之丧生。根据当时一位名叫凯厄斯的医生描述：“有些人刚把窗户打开，或方才还在临街家门前同孩子玩耍，立马便病倒了，多数在一两个小时内命丧黄泉，哪怕侥幸挨到晚饭时间，本应其乐融融的晚餐，最终也会悲惨凄凉地收场。”街上的偶遇，敲门行乞的丐人，脸颊上的一吻，都可能带来死亡。

房屋本身也可成为滋生瘟疫的温床。伊拉斯谟曾抱怨英格兰房屋铺着灯心草的地面暗藏着“痰、呕吐物、狗和人的排泄物、啤酒、吃剩的鱼，及其他难以言状的恶心之物”。只要天气一变，就会散发出恶臭。街道上敞开的阴沟中，浑浊发臭的废水一股一股流进泰晤士河。

是年，托马斯·沃尔西自己也患上了汗热病，他的许多家人都因之丧命。但他自己依然精力旺盛、意志坚定。不论什么病，都无法对他健壮的体质产生实质上的损伤。病情好转的时候，他前往沃尔辛厄姆朝圣。在面对死亡之际，他在当地的圣母祠立下誓言。那座圣母祠是根据纳匝勒（Nazareth）的天使加百列出现在玛利亚面前的那间小屋复制的。沃尔西在默想、斋戒之后，继续着手处理国事。

上一年春，他对亨利和枢密院发表了长篇演讲，痛斥司法机关办事不力、千疮百孔。沃尔西自己并非律师，也没有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但他的聪明才智和自学能力使他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众人对于他能力的质疑。他同国王商定设立一个名为“星室法庭”的机关，以辅助司法工作。枢密院将在一间屋顶画满星辰的会议厅里行使其司法职能。

在星室法庭上，大法官能够对嫌犯——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要人——进行审讯和惩罚。“我有信心，”沃尔西写道，“新庭期开始的时候，给他们就星室法庭的法律好好上一课。”他既惩罚拥有过多家臣的贵族，也处治剥削（压榨）穷苦佃农的骑士；他调查作伪证的案件；调节物价和食物供给，因为不难推断贫困会滋生叛乱。打压或惩治公共骚乱是星室法庭的一大基本职能。沃尔西还对郡长的一举一动进行了调查。星室法庭的上一次庭期，一年大约审理了十二宗案子，而在沃尔西的指示下，同样的时间段内，星室法庭共审理了一百二十宗案子。

沃尔西也有自己的法庭，名为“大法官法庭”。该法院审理的是诸如遗产、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案件。原告可以用方言做陈述，被告接到“传票”后必须到场。通过这个方式，能够高效地听取不服习惯法判决的上诉。枢机也因之得以牢牢掌控国内诸事的动向。沃尔西每天都会在随从的簇拥之下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厅，走在他前面的随从举着两个巨大的银十字架，手捧国玺和枢机帽，沃尔西自己则身着红色的丝质上衣，披着圣带或貂皮披肩。手中拿着一个掏空的橙子，里面灌满了醋。当他走过前来起诉的人群时，会用橙子抵在鼻子上。“老爷大人们之上（原话如此），”他的随从喊道，“为主教大人腾出一条道来！”约翰·斯克尔顿如此描述沃尔西在大法官法庭中的行为举止：

在那里，他公然

暴跳如雷，骂骂咧咧

称人恶棍，指人下贱……

在星室法庭他呼风唤雨……

将一个个名门贵族定罪，

谁都不能违背。

那些被沃尔西惩罚的人对他怀恨在心，但政府在他的领导下办事效率似乎一直很高。1517年夏末，沃尔西给亨利写了一封信，里面写到主佑吾国的部分时，不乏自夸之意。“感谢天主，”信中写道，“我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和平稳定。”

也在这一年，沃尔西对英格兰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展开了调查。英格兰农村的改变已经持续了几代人，由于改变速度很慢，所以一直未被察觉，待发觉了便为时已晚。当时，尽管较为富裕或工作效率较高的农民将土地圈为己有这一举动毫无疑问将被定性为侵权，但圈地已是既成事实，无法逆转。英格兰从全民皆为小农的社会转变成由大农场主和无土地劳工组成的社会。这一过程历经百十载，最终变得不可逆转。

16世纪的许多文章和书籍都体现了人们对于圈地的害处忧心忡忡。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中有些篇章便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反对圈地的立场。圈起的土地被用来饲养绵羊而不是种植粮食。莫尔写道：当下是羊吃人，而不是人吃羊。一个牧羊人占了十个农民的耕地，由此导致了农村大面积人口减少。一个主教给沃尔西写信称：“城镇、农村、庄园一片颓败荒芜，再没有人烟，耕犁也被丢弃，见着这片光景，令人悲从中来。”一旦某地不需要劳工，那些劳工便迁至别处。农村佃户的简陋房屋一旦被废弃，便在风雨中腐坏。墙垣坍塌、屋顶崩毁，最后便只剩下一堆砖土了。乡村教堂可能成为牛圈。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找寻出导致这种衰败的原因。16世纪的贫困可能并非由突然出现的大量圈地现象导致，而是另有其因，比如连续多年的歉收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当时英格兰人口总计约三百万，虽然没有14世纪早期人口顶峰时来得多，但一直在增加。

圈地自从14世纪开始便已经在农耕地区出现，当时“大疫”（或称“黑死病”）夺去了大量人口。因为粮食的需求量减少了，所以土地必须用作他途。此外，闲置的土地价格便宜，所以买卖土地的行为便从当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农民对土地进行买卖或交换，而其中有钱有势的那些人往往占尽便宜。许多原本开放的土地被用山楂枝做成的栅栏围了起来。据估计，被圈起的土地能比其他土地多卖一半价格。这一系列活动防不胜防，一旦开展便一发不可收拾。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将会看到这一问题最终酿成了危机。

当时英格兰总体上来说依然是个农业社会。这样的社会由自由保有农（freeholders）、契约保有农（leaseholders）、习惯保有农（customary tenants）、劳工（labourers）组成，这四类人都对其领主效忠。他们的房屋毗邻而建，周围就是田地。这样的社会极易受变化无常的天气影响，一旦歉收，便是灾难。

在这个一直以来都注重传统习俗的社会里，先前的庄园制如今正被新兴的市场规则所取代。习俗让位于法律和契约，团结合作逐渐演变为相互竞争。“现在的世界对于贫穷的佃户来说变化太大了，”当时有个人写道，“他生活在对贪婪邻居深深的恐惧之中——他必须在土地租期截止前两三年就向领主申请新的租约。”镇上和城里人口不断增加，较大的农户希望将农产品卖给城镇上的人，而小农户的粮食则只够维生，种什么就吃什么。土地再也不是公有的了，管理土地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土地纯粹变成了一项投资。因此佃户依照习惯租借土地的做法被“高额租地”（或称“市场租地”）所取代。这个更替的过程十分漫长，直到18世纪才结束。不过先前秉持合作传统和风俗的共同耕作模式，必然无法存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的变化和宗教的更迭遥相呼应。

确实，此二者联系紧密。比如威斯特摩兰郡和诺森伯兰郡靠海的公田地区，人们保持着旧的宗教信仰。在东安格利亚和肯特郡东部种植小麦的地区，食物被用于商业，该地也倾向于对信仰进行改革。很明显宗教激进主义在东部郡县蓬勃滋长，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并不活跃。不过因为有很多例外和特例，因此以上这样的概括划分算不上准确。比如，在萨塞克斯东部地区，人们多持新信仰，而在西部地区，人们多持旧信仰。当时，唯一可以多少确信的是，“新教之人”的时代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