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异端！

1517—1518年间，一些剑桥学者聚在当地的白马酒馆，就时下的学术问题展开辩论，剑桥大学本科生一直以来都秉持着这一传统。不过，当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都与宗教脱不开干系，16世纪学术辩论的核心便是宗教。有些学者怀着年轻人风发的意气，为潜藏着颠覆性的新教条所吸引。改革在萌发。另一些学者希望重振当年的托钵乞食运动（Poor Catholics）或称谦卑运动（Humiliati），寻回最纯粹的虔诚。他们希望消除中世纪教会的虚荣浮华和繁文缛节，培养一种devotio moderna，即“新式虔诚”。还有一些学者希望回归《圣经》原文的教诲，尤其是《新约》的教诲。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发表的著作业已在神学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较为纯粹的新风。在担任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一职期间，他完成了《新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译本。该译本似乎注定会取代已沿用千年的《圣经》拉丁文旧译本。伊拉斯谟以历史学者的方式多少带回了早期基督教启示的遗风。

伊拉斯谟认为教会的仪轨和神学理论并没有从《圣经》中获得的心灵启示重要。个人内心对神之恩典及圣子救赎之力的信仰比遵奉外在的宗教活动更为有用。“若你心怀谦恭，阅读《圣经》，”伊拉斯谟写道，“便可感知上帝降临。”他还通过讽刺的手法攻击了对圣髑的过度供奉、太过频繁的朝圣，以及教会的日益腐化。他对于圣事所言甚少，而圣事在正统信仰中实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伊拉斯谟的理念并不能算是异端邪说，但他同路德和威克里夫一样，与传统意义上的虔信格格不入。若没有伊拉斯谟，不论路德还是廷代尔，都不会去翻译希腊文《圣经》。他还满怀希望地觉得《圣经》应该属于所有人，这个观点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被判定为异端。在白马酒馆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一位名叫托马斯·比尔尼，声称在阅读伊拉斯谟著作的过程中，“最终我听到了耶稣的声音”。后来他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我们一般把伊拉斯谟视作“人文主义者”，尽管这个名词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我们如今使用的这层含义。16世纪初，“人文主义”或称“新学术”（new learning），一般指教育或学术领域的改革，这种改革追求新发现的或新翻译的经典模式。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权威以及支撑它的经院神学理论持普遍的怀疑态度。新学术为教会寻找光明和新鲜空气打开了窗户。罗拉德派反教权主义的理念此时已没多少新意，在这个积极批评、大胆革新的时代终不再被人提及，当时看来，似乎整个天主教会都有能力进行自我革新。

1517年秋，马丁·路德发声，令改革变得更为激进，将矛头指向教义本身。他和伊拉斯谟在很多方面有共通之处，但在坚信因信称义这个观点上，他很快就走到了伊拉斯谟前面。信仰成了神赐予个人的礼物，无须仪轨与司铎介入。教会不能，亦不可介入基督和信徒之间。因耶稣牺牲而得救之人将获永生。神的恩典将指引人的灵魂到达天堂。对于那些没有因为信仰而得救之人，唯一的归宿便是永火。

路德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教会宣称的正统信仰和等级制度发起攻击。罗马教宗才是敌基督。圣事唯洗礼和领圣体两件，而非教会所说的七件。基督徒只要内心良善，便是司铎。圣宠与信德足以使人得救。《圣经》中的文字不应受到任何外界影响。1518年，时任枢机一职的卡耶坦在同路德交谈后这样写道：“这个衣冠禽兽双眼深邃，所思所想令人瞠目结舌，故我不会再同他多说一句话。”

自隐修士将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起，剑桥学术界便开始研读、讨论路德的著作。因为在白马酒馆内讨论的是路德的信条，故白马酒馆被称为“德国”，而与会讨论之人被称为“德国人”。参加讨论的这群人思想不拘一格，托马斯·克兰默、威廉·廷代尔、尼古拉斯·雷德利、马修·帕克等都名列其中。这些人中，两人后来当上了总主教，七人成了主教，八人被绑上火刑柱成了殉教者。那是一个令人振奋，同时危机四伏的时代。

白马酒馆中的一些人通过阅读路德的著作加深了信仰基于本能的观念。尽管威克里夫的思想中并没有因信称义这条，但其他许多反教权主义的理念早在两百年前便有人提出了。这些理念如今经过梳理，变得前所未有地条理分明、令人信服。坐落于剑桥的殉教者圣爱德华国王教堂并不大，但其中的讲道台成了托马斯·比尔尼、罗伯特·巴恩、休·拉蒂默等传道员宣扬新真理的平台。唯信可称义，繁工无裨益。若你信耶稣基督为赎你的罪，洒他的宝血，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信念足以让你得到救赎。无须司铎，无须主教，甚至无须枢机参与。

1518年春，在国王的极力怂恿之下，沃尔西受任教宗，成了罗马教会在英格兰的代表，而在英格兰政府中，他早已是首席大臣。集宗教改革者所痛恨的一切于一身，他便是那身着朱红色衣服的淫妇（《若望默示录》17：4）。他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在法庭上提出意见之后会起身离开，随之又以另一身份隆重登场。毋庸置疑，教会和枢密院现已被其一人掌控。但国王并没有大权旁落，他在稍后的日子里会将教权与政权全部收归己有。沃尔西让亨利认识到不受外界干涉管理并高效运作的教会可以成为现实。因此，亨利在后来会将枢机的职位占为己有，并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大。

沃尔西担任教宗特使这一职位使其拥有更大的权力对英格兰教会进行改革。1519年春，他开始了改革行动，首先他指派一些人“巡访”诸多隐修院，记录隐修士的生活状态和习惯，不出所料地发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和滥用权力行为。隐修院院牧带着猎狗进教堂；隐修士在酒馆寻求慰藉；修会会长和磨坊主的老婆厮混。隐修士生活中的这些小变化早已有之，人们对此大都见怪不怪了。但沃尔西对这些违反教规的行为进行了惩罚，并制定了严厉的法规条例，作为将来惩处这类行为的依凭。

当然，身兼多个圣职的他一边推行严苛政策，一边趁机敛财。他接连担任巴斯和韦尔斯主教、达勒姆主教、温彻斯特主教等职位，担任这些职位的同时，他还兼任约克总主教，1521年他将圣奥尔本斯最富裕的隐修院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他的餐桌堆满了金盘银碟，宅邸的墙上挂着华贵的花毯。沃尔西无疑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甚至比国王还要富裕，因为国王时有重大开支，所以岁入并不稳定——但他时常声称在国王的庇护下，教会的权力才得以延续。

稍后的日子里，沃尔西解散了约二十九所隐修院，并将隐修院的收入筹集起来，准备在伊普斯威奇建一所学校，在牛津建一所枢机学院。几个修士修女的信仰行为不应阻碍伟大的教育事业发展。他不仅对振兴学术兴致勃勃，而且对善治之法也饶有兴趣。事实上，这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尽管被那些“新教之人”（又称“宣讲福音者”和“知晓真理的人”）谴责和威胁，教会工作依然继续开展。

1520年末，路德宣扬的教理被视为异端，他的书籍遭到封禁。这些书“散发着炒菜的油烟味”，在史密斯菲尔德以及地狱的大火中灰飞烟灭。第二年春，沃尔西大张旗鼓地在圣保禄主教座堂的庭院中将路德的书籍扔在柴堆上烧毁。不过现在想要阻挡新教义的浪潮为时已晚。根据托马斯·莫尔的描述，知晓真理的人“走街串巷”，在酒肆客栈中宣扬自己的教义。莫尔当时已任枢密院顾问官，同时在法院当职。这些被称为“异端”的教义传播到了律师学院，使该协会成员间的“兄弟情谊”转变成了“宗教情谊”。他们“纷纷在午夜时分聚集到寝室举行朗读会”。他们开始在泰晤士河谷、埃塞克斯的部分地区以及伦敦举行集会。在赫特福德郡里克曼斯沃思的堂区圣堂，一些人将圣像和圣坛屏付之一炬。这一行为后来演变成英格兰境内的捣毁圣像运动。

路德的著作从低地国家的港口和莱茵兰地区的城市同走私的布料一起流入英格兰。但这些宗教小册子并不仅仅在对教会心怀不满的人群中传播，甚至还传到了国王手里。1521年4月21日，有人看到亨利在阅读路德写的《教会的巴比伦之囚》（De Captivitate Babylonia Ecclesiae）。到了下个月，他写信给教宗利奥十世，表明自己禁止书中所述异端思想的决心。沃尔西提议亨利通过展示自己的博学与正统，以区别于欧洲的其他君主。在莫尔等大臣的帮助下，亨利针对路德的文章，写了一篇《捍卫七圣事》（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作为回应。

这篇文章谈不上精彩，也算不得高明，但达到了目的。教宗大悦并赐予亨利Fidei Defensor（信德保障）的头衔。这个头衔并不世袭，但英格兰王室从此便一直沿用了下去。路德针对亨利的文章也撰文回击。在文中称亨利为“谎言之王”、“该死的腐虫”。由此，亨利对路德的教义自始至终不曾热情接纳，从绝大多数方面来看，他一直是个正统的天主教徒。

教宗在封赐亨利头衔的两个月后逝世，有些人觉得沃尔西将继任教宗之位。但枢机团怎么也不会愿意让一个英格兰人当选教宗，而且不论如何，沃尔西一直以来毕竟都只处理英格兰教会的事务。他拜访隐修院的举措只是神职人员改革计划的一方面。他还针对世俗人员（非神职人员）制定新法规，为本笃会和思定会隐修士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他操控二十所隐修院的选举，使结果对自己人有利，还将四位隐修院领袖革职。

1523年春，沃尔西取消了高级神职人员在坎特伯里的会议，并将他们召集到威斯敏斯特。在那里，他宣布对他们征收一项新税。主教和总主教此后在行使权力之前必须向沃尔西支付一笔“贡税”。沃尔西还对宗教法庭进行改革，主张所有涉及遗嘱和遗产的案子都必须经由他亲自督办。教会的管理自亨利二世开始从未如此严格过。事实上，沃尔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梵蒂冈的批准下颁布教宗诏书、信件、授权法令，这一切从长远来看都致使英格兰主教与其反目。

不过，沃尔西一直在国王的荫庇之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亨利的指示，因此他握有的巨大权柄实际上保证了王权的强大。之后人们所谓“教”和“国”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已不复存在，两者皆集于一人之身。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天主教教义是否需要改革这一问题并没有浮出水面，沃尔西对于王国内异端思想的传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把心思放在了整顿教会风纪、提高办事效率上，尤其放在了如何盘剥教会财产上。

沃尔西担任教宗特使一职还有其他职责需要履行——作为教宗代表在欧洲诸国王之间调和，预备组成一支团结的十字军对抗穆斯林。在外交方面，枢机沃尔西得心应手，整个1518年，他不断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西班牙国王查理进行斡旋。这些国家的代表在那年秋天来到伦敦，签署了一项全面和平的条约，史称《伦敦条约》。这个条约由沃尔西发起，因此他独占其功。在条约中，已略有提及组成十字军的可能性，而对教宗的叙述只是他参加或“协助”谈判。“可以看得出来，”一位枢机写道，“教廷与教宗对这位英格兰大臣寄予的期望。”

这位英格兰大臣如今位高权重。就任大法官的十四年间，他仅召集了一次议会。威尼斯大使首次拜访英格兰时，沃尔西对其称“陛下将会如此如此”。这句话之后变为“我们将会如此如此”。到最后变成了“我将会如此如此”。不过他一直心知肚明真正的权力与权威之所在，他只要遵循国王的意愿，便可稳坐高位。枢机的成就，连同《伦敦条约》一起也都是君王的胜利。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国王的荣誉一直是重中之重。亨利本人似乎对所取得的成果很是满意。“我们希望所有君王在其自有的土地上心满意足，”他曾对威尼斯大使说，“我们对属于我们的岛屿感到非常满足。”在这一时期，他写过几行小诗，以示内心的满足。

吉事连绵凶事免

我心趋德避戾邪

谨守此心不移志

方可执事遂大愿

不过到了1519年2月，他内心的满足感一落千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驾崩，其孙西班牙国王查理继位。十九岁的查理现在名义上是奥地利、波兰、瑞士、德国、低地国家、西班牙等国的统治者，半个欧洲的命运尽数在他的掌控之下。

三个年轻君王如今正忙着参加一系列庆祝和平的典礼，而这些典礼同样可以诠释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1520年夏，亨利搭乘“大哈利号”航行至法国同法国国王会面，随行人员多达四千人。他的船雄伟气派，两人的会面地点史称“金襕地”。阿德尔河谷靠近英格兰领地加来，在那里建起了亭阁宫殿、高塔门楼，挖出了湖，搭起了桥，立起了雕像，还造出了流淌啤酒和葡萄酒的喷泉。亨利身上金光闪闪，因为他的“饰带由金丝编成”，而弗朗索瓦周身光芒万丈，令人无法直视。弥撒过后是一系列马上枪术、武术、摔跤比赛，庆典一直持续了十七天。人们将这一庆典描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华丽的挂毯栩栩如生。两国签订条约的重点并不是条约内容，而是签约仪式如何举行。这些条约象征着权力，而非睦邻友好关系。

不过，在光鲜的仪式背后，也有交易在暗中进行。甚至在亨利坐船前往法国之前，西班牙国王查理已经到达了多佛，亨利亲自前往迎接。查理前往坎特伯里途中，英格兰为此举行了巨大的庆典。在坎特伯里，查理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舞会和宴会持续了三天，其间也进行了数小时的商谈。在金襕地同法国国王会面之后，亨利前往加来，并在那里再次同查理密谋。他们的所有计划都针对法国。亨利想重申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获得法国王位。

就在这个夏天，国王们在其金碧辉煌的寝宫中沉睡的时候，伦敦城守卫连夜搜寻“可疑人员”。据他们的报告，有一个裁缝和他的两个仆人打牌投骰子一直玩到凌晨四点，他们被迫停止打牌，向警察提供线索。看守在南华克和斯特普尼搜捕“游手好闲和行为不端的人”时，发现许多“浪人”住在破旧的棚屋里。在南华克，有十个德国人被捕。看守发现“一老一少两个娼妓”躺在地窖里的一块肮脏的床单上；楼上，休·里维斯和爱丽丝·波尔被“捉奸在床”。安妮·索思威克因为涉嫌卖淫在威斯敏斯特的玫瑰酒馆遭到盘问。二轮车夫们躺在酒馆的墙边睡觉；郊区旅店中，平静地住着割草人、制干草人，以及烧砖匠。不论合法与否，男男女女们都在各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夏天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