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1930年，伦敦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踱入英国议会大厦的皇家回廊之中，英国首相和英国宫务大臣紧随其后。随着他们的到来，回廊中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戛然而止，与会代表们纷纷站起身，恭迎国王的到来。乔治五世步履缓慢而坚定，走向位于上议院另一端的华美宝座，坐定之后，就庄重地静待代表们落座。乔治五世现身这次会议，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因为在此之前，他早已卧床多时（很可能患了最终将夺走他生命的败血症），并从伦敦移驾至克雷格威尔别墅养病。这座别墅位于西萨塞克斯海岸的博格诺，是一处海滨度假胜地。数月封闭式的疗养生活枯燥乏味，这让乔治五世郁郁寡欢、萎靡不振，因此他决定排除万难，出席这一典礼。

1930年1月21日，英国上议院大厅的方格穹顶金碧辉煌，绘满图案的玻璃窗五彩斑斓，静待着摆驾回銮的乔治五世，一切都显得恰如其分。只不过，当天伦敦浓雾弥漫，从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明显不足，伦敦政府不得不在大白天点亮路灯。这一天，上议院大厅人头攒动，但云集于此的不是英国的王公贵族，而是来自11个国家的上百名代表。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6个国家与英国渊源颇深，因为这些国家此时都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出席当日会议的还包括来自世界三个大洲各军事强国的代表。其中既有来自欧洲的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但魏玛共和国，也就是当时的德国，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都没有受邀派代表参加），也有来自西半球的加拿大和美国代表团，还有来自亚洲的日本帝国代表团（日本代表团的阵容相当庞大，但当时的中国并未获邀派团出席）。各代表团均由文职高官率领。在济济一堂的各国代表中，总共有两位总理（首相）、两位外交部长（外交大臣）和一位国务卿。所有与会代表都是男性，大多数人的年龄为五六十岁，基本都身着深色西装，白色领口端正，一个个表情都十分庄严肃穆。1

然而，在这些文职高官中，零星坐着一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此外，在大厅的后排，也有一排排军官落座。这些军官都来自前述十多个国家的海军，其制服袖口到肘部处的金色条纹数量不同、粗细不一，彰显了他们显赫的军衔和级别。虽然这些军官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其制服之间的差异却不甚明显，这是因为大厅里的每一位海军军官，包括日本海军军官在内，都穿着仿英国皇家海军军服样式的制服：深蓝色（标准的海军蓝）双排扣外套，胸前缀有两竖排金色纽扣。这些证据都清楚无误地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皇家海军是所有现代海军的原型。

其中的很多军官佩戴有华丽醒目的星形勋章和饰带，这些都是他们为各自国家的海军事业奉献大半生的光荣象征。身着华美军服的海军将官们坐在身着深色西装的文职高官中间，显得鹤立鸡群，格外惹眼。就连做笔录以及提供翻译等技术支持的校尉级军官也同样引人注目：身上的金色绶带一端扣在肩章之下，另一端则扣在衣领下方，垂在胸前，足以表明他们是在座某位海军将领的下属。

乔治五世本来也可以身着海军军服，因为他不仅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所有英属海外领地的君主，而且还拥有英国皇家海军的元帅军衔。不过，他当天选择了穿一件简单朴素的黑色礼服大衣。他庄严地端坐在宝座上，向各国贵宾致了一段简短的欢迎辞。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乔治五世用其“铿锵有力的声音”指出，与会各国都为自己国家的海军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理所当然。不过，他又表示，各国海军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是引发1914年那场“巨大惨痛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1905—1914年，大英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展开了一场激烈而疯狂的战列舰造舰竞赛，这成为双方互相猜忌的焦点。这种猜忌愈演愈烈，最终引爆了“一战”。大厅里的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乔治五世也不必展开详述，只是点到即可。2

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一战”结束几年后，战胜国于1921年举行了华盛顿会议，旨在对未来的战列舰建造进行限制。德国并未受邀参加华盛顿会议（以及此次伦敦会议），因为《凡尔赛和约》已经禁止德国建造战列舰和潜艇。华盛顿会议算得上是圆满落幕，并于1922年签订了条约，对各签约国海军能够拥有的战列舰规模和数量加以限制。这一限制就是著名的5∶5∶3公式，即该条约要求英国、美国和日本建造战列舰的总计吨位之比为5∶5∶3。此外，该条约允许法国和意大利建造战列舰的总计吨位更少。这一天，乔治五世向出席此次伦敦会议的各国代表呼吁，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一崇高历史使命的时候了——各国应该力争将造舰限制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内的各类、各级军舰上，尤其是潜艇。

国际社会之所以在这时重提并努力推进此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哲学理论，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经济因素。两年前，62个国家——包括此次伦敦会议的全部与会国——共同签署了《非战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该公约禁止各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因此为扩大造舰限制范围奠定了理想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然而，几年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就先后开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狠狠嘲弄了一下这项高尚宣言。各国都逐渐意识到，这项公约过于一厢情愿，无比迂腐。不过，在1930年的时候，《非战公约》依然受到国际社会的严肃对待，至少在公开场合仍然如此。

前一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随即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截至此次伦敦会议召开时，这场世界经济危机还远未探底。这正是扩大造舰限制范围的现实主义经济因素：在当时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失业率节节攀升，人们的收入锐减，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削减开支，而建造军舰则是各国财政预算中最烧钱的项目之一。因此，增加对海军军备的限制，不仅是在迎合和平主义的理念，也是为了改善各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考虑到这方方面面的因素，乔治五世敦促在座的各国代表设法减少军舰的建造，以“减轻世界各国人民背负的沉重军备负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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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时为止，战列舰仍然是衡量一国海军实力强弱的公认标杆，这也正是战列舰成为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焦点的原因。当时，一艘战列舰的长度超过600英尺，排水量超过3万吨，每艘上一般有1200～1500名舰员，仿佛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城市。这些战列舰船坚炮利，全副武装，其舰首和舰尾均安装有旋转炮塔，配备有大口径舰炮。战列舰主炮的最大口径已经从曾经的12英寸增至14英寸，不久前更是增加到了15英寸。这些主炮可以将重量近2000磅的炮弹射至10～15英里外的目标。战列舰主炮拥有如此远的射程，以至于绝大多数战列舰上都搭载有飞机。除了执行侦察任务外，这些飞机还负责观察并报告炮弹落点的情况。在炸药的助推下，这些飞机从战列舰上弹射升空并执行飞行任务。它们配备有浮筒，因此完成任务后能降落在战列舰旁的水面上，由舰上人员吊回舰上。

与战列舰相比，有些战列巡洋舰的长度更长。不过，一般而言，战列巡洋舰的火炮口径更小，装甲厚度更薄，这意味着战列巡洋舰的排水量往往小于战列舰的排水量。1930年时，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所有军舰中，长度最长的是“胡德号”（HMS Hood）战列巡洋舰。该舰长达860英尺，是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胡德号”配备有8门15英寸口径的主炮，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舰炮。不过，“胡德号”也有致命的弱点：与战列舰相比，它的装甲较薄，因此更为脆弱。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英国的战列巡洋舰惨遭重创，有三艘被德军炮弹击中并引发了大爆炸，舰上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经此一役，英国皇家海军将领戴维·贝蒂（David Beatty）以英国人特有的冷静口吻评论道：“这些破船今天好像有毛病。”自此以后，大多数国家的海军战略规划和决策者更倾向于将战列巡洋舰看作超大型的巡洋舰，而不是轻型的战列舰。

从外观来看，巡洋舰与战列舰十分相似。两者的舯部都拥有标志性的上层建筑，而舰首和舰尾处都设有旋转炮塔。两者的主要差异在舰的大小上，与战列舰相比，巡洋舰较小。重巡洋舰通常配备8英寸口径的主炮，排水量约为1万吨（大约为一艘战列舰排水量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规定，任何一艘军舰，只要其排水量超过1万吨，或配备有8英寸以上口径的舰炮，就被认定为战列舰。这使大多数国家以此作为精确标准，建造尽可能大的重巡洋舰。

与重巡洋舰相比，轻巡洋舰的尺寸就更小了。轻巡洋舰通常配备6英寸口径的主炮，排水量约为6000吨。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更偏爱建造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的造价更低。这意味着英国可以建造出更多的战舰，以便巡逻并守护其治下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从印度到新加坡的漫长的海上航路。

驱逐舰是20世纪各国海军的“老黄牛”。最初建造驱逐舰，是为了对抗灵活小巧的鱼雷艇，因此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为“鱼雷艇驱逐舰”。一艘巡洋舰的排水量大约是一艘战列舰排水量的三分之一，而一艘驱逐舰的排水量则大约是一艘巡洋舰的三分之一，只有1200～2000吨。由于自身的体形太小，驱逐舰无法与较大的军舰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因此通常被用来充当护卫舰艇，行驶在战列舰前方，侦察附近可能存在的敌方潜艇，为战列舰开道，或者护送商船队。一般而言，驱逐舰配备的舰炮的口径为4～5英寸，但其最有效的反舰武器是鱼雷。虽然鱼雷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可靠，但配备了鱼雷发射器的驱逐舰仍然可以对最庞大的军舰构成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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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代表此时云集伦敦出席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其目标是将1922年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中对战列舰施加的限制扩大到巡洋舰以及体形更小的军舰上，特别是重巡洋舰。在临行前，美国海军总顾问委员会（General Board）已指示美国代表团，必须至少为美国争取到27艘重巡洋舰的配额，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夏威夷群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群岛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前哨基地安全无虞。不过，该顾问团也曾私下秘密表态：如果美国代表团最终能够争取到23艘重巡洋舰的配额，美国也可以勉强接受。英国人则希望少一些重巡洋舰的配额，多一些配备6英寸口径主炮的轻巡洋舰的配额。因此，此次会议的难题之一是设计出一种方案，可以将若干艘轻巡洋舰换算成一艘重巡洋舰。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较为特殊。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相关条款，日本的战列舰总计吨位配额仅为美国或英国战列舰总计吨位配额的五分之三，日本虽然当时极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英美两国在大西洋、太平洋、加勒比海和地中海地区分别都有各自的利益所在，此外，英国还控制着印度洋，而日本的势力和利益范围几乎完全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如此看来，虽然日本的战列舰配额少于英美，表面上居于下级地位，但这足以令日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海域拥有相对强大的制海权。然而，对于日本而言，配额比例关乎民族自豪感。一些日本报纸曾将《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的“5∶5∶3”方案戏称为“劳斯莱斯——劳斯莱斯——福特”方案。这一次，根据日本国内的严格指示，日本代表团只能接受不低于美国或英国重巡洋舰数量配额70%的比例。正如当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所说，“关键问题不再是日本的海军力量本身如何，而是整个日本民族的威望和声誉”。4

事后看来，各国将如此多的精力集中在巡洋舰，而不是航空母舰上，这实在令人惊奇。截至1930年，航空母舰只有不到10年的历史。世界各主要海军强国此时仍认为，航母只是一种试验性质的舰船，仅仅是战列舰的一种辅助舰艇。英国代表团提议，英美两国各接受10万吨的航母总计吨位限额，但美国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提议，部分原因是美国此时既有的两艘航母——“列克星敦号”（USS Lexington）和“萨拉托加号”（USS Saratoga）——排水量都分别超过了36000吨，会占用掉10万吨限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一来，就没给未来试验新航母留下多少余地了。

在潜艇方面，与会各国也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一战”期间，德国展开了无限制潜艇战，几乎让英国人屈膝投降，而这也是美国于1917年参战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这段历史带来的惨痛教训，在接下来的会谈中，英美代表团都敦促各国彻底停止使用潜艇，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英美两国代表团呼吁，与细菌战和毒气战一样，潜艇战也应该被全面禁止。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时任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称，“使用潜艇作战有悖全世界人民的良知”。他还富有远见地指出，关于潜艇的使用，无论订立了怎样的国际规则，“潜艇使用者都难以抵挡住强大的诱惑，这种诱惑往往是难以抗拒的，使其只想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潜艇，立即达到目的”，这种诱惑便是利用潜艇摧毁毫无反抗能力的非武装商船。5

然而，意大利和法国却拒绝这一论调。两国代表坚决主张，潜艇是一种防御性的舰艇，对于海军力量相对较弱的次等海军强国来说，潜艇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全面而彻底地停止使用潜艇，只会增强英美的制海权。时任法国海军部长的乔治·莱格认为，潜艇本身并不邪恶，关键是要看人们如何使用它。他还指出，飞机也极具杀伤力，各国都会利用飞机轰炸敌国的城市，那么是否也要禁止使用飞机呢？最终，关于潜艇，各国代表团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每艘潜艇的排水量不得超过2000吨。当时，绝大多数潜艇的排水量连这个数值的一半都未达到，因而这实际上相当于完全没有设定任何限制。不过，关于潜艇的使用，各国代表团的确制定了一项人道主义的新规定：在潜艇发起攻击前，潜艇艇长必须给敌方舰船上的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其从容弃船逃生。当然，这一规定无法强制执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毫无意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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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所有这些讨论中，德国都像不可见的幽灵一样未受重视。在参会法国代表团成员的人生经历中，法国曾两次惨遭德国入侵，因此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再明显不过。德国并未受邀派团出席此次会议，因为《凡尔赛和约》已经详细规定了德国获准拥有的海军规模和舰船类型，这样一来，关于德国海军，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昔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此时已经不复存在。1918年10月，眼见大势已去，德国海军海战指挥部长赖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命令德国“公海舰队”出海，想必是要为捍卫德国海军的荣誉进行一场自杀式的决战。然而德国水兵们拒不从命，其中一些水兵还公然起义，升起了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红旗。因此，当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被迫签订停战协定时，德国“公海舰队”仍驻泊在北海南缘的威廉港，该港口位于荷兰与丹麦之间，是德国当时的主要海军基地。“一战”结束后，各参战国代表团齐聚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巴黎和会。在此期间，德国“公海舰队”的众多舰艇及其骨干官兵一道，被扣押在苏格兰北方斯卡帕湾的英国皇家海军锚地。当英国意欲将德国“公海舰队”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的消息传来时，舰队的官兵们自沉了这些军舰：他们打开位于舰艇甲板下方的通海阀门，让它们沉入了斯卡帕湾冰冷刺骨的海底。11年后，当各国代表聚首伦敦，共商全球海军的裁军大计时，这些军舰依然长眠于斯卡帕湾的海底，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即便如此，也并未能让法国人打消其对德国复兴的忧虑。无论如何，如果英美两国要求法国自行削减防御能力（比如放弃使用潜艇），法国政府就希望两国能够做出承诺，一旦法国再次遭受德国的攻击，两国就要为法国提供援助，或者至少要与法国商讨应对办法。然而，英国人的岛国偏狭传统使他们不愿意做出这样的保证，而孤立主义政策此时仍在美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美国人也坚决拒绝了法国的这一要求。

此次会议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日本坚持要求其重巡洋舰的数量配额不能低于英国或美国重巡洋舰数量配额的70%，而英美则坚决主张将这一比例保持在60%。各方最后达成了一项略为复杂的妥协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获得了18艘重巡洋舰的配额，而日本则获得了12艘的配额，占美国数量配额的66%。这似乎不失为一个折中方案，但其他因素却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日本此时已经拥有12艘重巡洋舰，而美国则只有4艘。因此，根据该方案，美国还能建造14艘重巡洋舰，日本则只能继续保持此时既有的12艘重巡洋舰的数量。但另一方面，根据该方案，日本可以在接下来的5年里，用新造的重巡洋舰逐一替换此时既有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要直到1935年才能造出最后一艘新的重巡洋舰。因此，从总体效果上来说，如果《伦敦海军条约》能够签署生效，那么在其有效期内，日本与英国或美国重巡洋舰数量的实际比例就在70%左右。鉴于这些因素，同时避免谈判破裂，日本代表团团长、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即便如此，这一决定还是激怒了陪同日本代表团参会的大多数日本海军军官，尤其是日本海军军官中的少壮派，他们甚至当面痛斥若槻礼次郎。不过，在东京，日本首相支持这一方案，更关键的是，天皇本人对这一方案表示赞同，该条约因此得以批准并正式签署。7

在此次伦敦会议的最后一天，若槻礼次郎起身感谢东道国英国的盛情款待，并致了结束辞。若槻礼次郎十分清楚，尽管通过他的极力争取，日本获得的配额比例略有增加，但条约并不会受到日本海军的欢迎，日本代表团中海军军官们的反应就是明证。不仅如此，他还很有可能会因此葬送自己的前程和地位，甚至搭上性命。尽管如此，若槻礼次郎还是出于外交礼仪，称赞该条约及各方达成的有关共识是“通往和平与人类进步道路上的历史性永恒丰碑”8。

当然，德国根本没有机会置喙。新条约并未放松“一战”的战胜国对德国海军的苛刻压制，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带来的耻辱也仍然耿耿于怀，心存怨恨。5个月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在德国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8.3%的普选票，因此在德国国会中获得了107个席位，使其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