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一众人退出大殿，李隆基打开姚崇的奏卷，姚崇的第一段写得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运动。
其实映射是唐以黄老道学治国，而武则天称帝后极为推崇佛教，亏心事做太多就妄想能得到佛祖保佑而高枕无忧，利用权力在国内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各地官员为明哲保身，不得不依附武则天一起投其所好大力宣传佛教。
在武则天皇帝的羽翼袒护之下，大唐佛教寺庙发展的一日千里，如火如荼，和尚尼姑成为当时最吃香的职业，不仅享受无数特权，而且可以不用纳税，不少怀揣梦想之人“飞蛾扑火”地投身这个伟大事业，一时间大唐出家风气盛行，劳动力都跑去当和尚，原来的耕地农田上盖起了寺庙，
一是影响了国家税赋。佛教现在是很有钱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佛教不聚财物，都是以化缘为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越来越有钱，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寺庙占有了大规模的土地和财富，但他们不纳税，寺庙越多，财政收入就越少。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此而停滞不前。
二是佛教不服徭役、兵役。由于僧侣们也不用服徭役，所以很多青壮年为了偷懒，纷纷出家为僧为尼，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兵源和役源，再加上这群人根本就是病急乱投医，俗话说饱暖思淫欲，吃饱了喝足了，他们无所事事就经常违反佛教的戒律和法律。
三是教义问题。佛家认为遁入空门自当了却尘世间一切羁绊，但中国古代的相信的是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佛家讲究的是不侍奉父母，不娶妻生子，但中国古人的潜意识是孝道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搞笑的是，佛家口口声声不让人娶妻生子，普天之下的人都信佛教，人类不还得灭绝？
四是和本土道教发生冲突。大家都知道，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所谓文人相轻，自然同行相仇恨，佛家认为释迦摩尼的弟子来东方投胎为老子，才有的道教，但道教说老子西出函谷去了天竺，才有了佛教，所以佛教是道教的徒弟，这对“冤家”几千年来一直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所以皇帝要恢复黄老道学治国，就必须抑制佛教。
五是不礼敬皇帝。佛教认为，僧侣属于化外之人，并不该受到皇帝的管辖，他们只需要礼拜佛祖就行了，曾经还有位名僧慧远写过一篇为何不礼敬皇帝的理由，但中国古人骨子里认为的都是忠君爱国，再者说，皇帝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一个小小的佛教敢跟皇帝叫板，这也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六是不畏律法。佛教认为只要进入寺庙，就是凡尘之外，触碰律法之人进入寺庙就等于进入庇护所，大唐的律法管不了佛寺中人，寺庙成为杀人越货，偷盗拐骗人的法外之地。
看到姚崇奏卷上，大唐境内大小寺院地主争先恐后加入土地兼并狂潮，以各种方式扩大土地占有，“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不仅如此，寺院地主还“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共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
李隆基心中是怒气满满，让高力士宣姚崇、卢怀慎，新任御史中丞李杰入紫宸殿。
李隆基首先说明了盲目信佛这种风气及危害。让几位发表决意见。
姚崇说道：“陛下，佛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历史上的佛图澄（西域龟兹人）很贤明，却没有保全后赵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苻融信佛，都遭败灭；齐襄帝、梁武帝也信佛，不都灭亡了吗？只要慈悲发自内心，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使苍生安乐，就是佛身。妄度奸人，败坏佛法，还谈什么佛？”
李杰行礼道：“陛下，大唐王公贵族将庄园宅院改建成寺院、道观等，采用这种方法来逃避赋税。很多佛教信徒们将土地捐赠给寺院，建立很多的“功德院”，亦是逃避赋税的做法。”
“陛下，佛家寺院，已经成为王公贵族，乡绅逃避赋税，豢养私人武士之地。”
卢怀慎说道：“陛下，自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为适应民间的传播发展需要，和阴阳五行、吉凶预测之类的神秘学扯上关系，人民信奉佛祖而不敬畏律法，但灭佛是不行的，佛教能如此传播，是有历代帝王推崇的原因的。”
李隆基看看几位，说道：“朕没说要灭佛啊，是要几位制定政令，抑制佛教高于律法，察办寺庙违法之事。”
“要告诉天下所有人，任何宗教和教徒都不能凌驾律法之上，即享用世间凡俗供奉，却不受凡间管束，世间哪有这种道理，真要入佛成仙，就不要贪恋凡间之物。”
“烦劳几位现在就和三省一起商议，制定出抑制佛教寺庙律法条例，大唐立国九十余年，一些律法需要适应新的国家情况进行修订，就从这里先开始，朕就在紫宸殿等着。”
应该说三省的效率是十分快捷的，在一时已经制定好敕令十条列。
第一条例，遣散寺庙保外无名僧人，不许寺院置童子沙弥。
第二条例，所有僧尼中知晓烧炼、呪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强制还俗。
规定“诸寺钱物，兼货卖奴婢赎钱，并皆官收，拟充百寮禄料”其他僧尼若个人拥有钱谷田产，由官府收纳，如惜钱财，情愿还俗者，依据所有钱财田产，承担税赋。
第三条列，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
僧尼们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婢二人，其余听任其本家收管，奴婢无家可归者，由官府货卖。
第四条列，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进入寺院，或居住寺中，已经被遣散的保外僧尼不准住在长安城中。
第五条列，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流闻奏。
第六条列，勘问诸寺院中外国僧人之来由。功德使下令没有度牒的外国僧人回归本国，规定违抗者将被处以极刑。
第七条列，敕令禁止新建一切寺院。对于申请修缮的寺院，必须要有相关官员视察后认为确有必要才可以施行。
第八条列，拆除所有村坊佛堂，将里面供奉的佛像转移到官府认可的寺院。乡村中较大的佛堂改作他用。
第九条列，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外，敕令长安、洛阳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第十条列，检校天下寺院僧尼人数。开始办理四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非皇家功德使批准，不准私自增加僧尼。
全国各州的大小寺院已经基本上被拆除或作他用。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长安最富丽堂皇的章敬寺、青龙寺被改为百姓游园花园；安国寺改为忠烈安国寺祭祀保卫大唐牺牲将士英烈石刻碑。
只留下大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与庄严寺四座寺院，每寺最多留僧三十人。洛阳的情况亦是一样。全国四十一道各允许留寺一座，按照级别可以留僧五到二十人。所以全国加起来包括京都，一共留寺院四十九座，容纳僧众大约800人。
李隆基朱批：“遵照施行，此为永列，入唐律。”合上奏卷，让三省尽快实施，御史台巡察各州府县。
大唐皇帝不好当啊，儒家缚手，法家锁喉，佛教捏肋，现实掣肘，李隆基革故鼎新，推行变法必定妨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威。
现在大唐很多人士族乡绅及乡民就是为躲避苛捐杂税以及兵役徭役而视佛门为避难之所，更本着佛门“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远离战争，造成了大唐军队兵源的招募困难，
姚崇的政治理念“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利国利民性举措。
唐朝经过九十年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南洋、中亚、波斯、印度、拜占廷、阿拉伯各地大小国家纷纷派遣使节和商人前往唐朝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各种工艺产品。长安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定居，大唐国子监大学里多是这般学生，最热忱的属日本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治国经验和文化制度，天皇政府派大批使臣、学者到中国参观学习，在日本史书上遣唐使，他们居住在中国可达几十年。
日本第六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李隆基命礼部安排在大明宫龙首殿，命羽林军列队两旁，
隋唐时期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度后期，残留氏族共治制度与母系崇拜心理，天皇是国家象征未拥有绝对的权力，女性天皇符合各方利益而频繁出现。
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奈良时代“日本谢绝唐朝的册封，从上到下都虔心向唐朝学习先进制度和文化精髓，元明天皇的模仿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改革将日本潜能释放，生产力提升物阜民丰盛世来临。
皇权强化而世族被削弱，但借助改革获取权益新型幕府(相当于唐朝节度使）藤原家族外戚崛起，
日本政府对派遣遣唐使极为重视，所有使团人员均由精挑细选而出，只要入选使团的人一概予以晋级，并赏赐衣物，还对留学生给予优厚待遇，一般的船员免除得役，使团官员予以一定程度的资助，希望他们学有成就，回国效力。
使团官员，包括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成员，除了约半数的舵手﹑水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各业工匠。可以说，日本的遣唐使，基本囊括了日本本土的各行各业，他们对大唐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学习。
遣唐使到达中国后，遣唐使只有一人可以进京朝见皇帝，进京的只有大使一人，而其余的类似长岑判官等杂职35人均留在扬州。
留在扬州的遣唐使团成员，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准备回国物资，或购买物品带回日本，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唐朝文明。进京的遣唐大使代表日本与皇帝沟通，进行外交活动。
日本遣唐使向唐朝进贡的主要物品有琥珀、玛瑙、宝器等。日本派遣唐使来唐，主要是出于对唐先进繁荣文化的学习，而唐朝赏赐的物品如乐器、铜镜、大刀等文物正是日本所需要的。
唐朝的工艺美术、生产技术、文史哲学、天文数学、建筑学、医药学、衣冠器物、典章制度等都陆续传到了日本，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至今，日本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痕迹。
李隆基也是穿越过来晚了几十年，不然白江口之战后，就终止日本遣唐使。不过现在，需要日本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