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和郑颂青两人之间的对话，其实就是经商者要遵守诚信，善言、谨慎、规制、商谋的要点。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有商业管理的经典之作，例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战国时代越国人范蠡所作，内容涉及生意经、生意诀、理财正戒的《陶朱公商经》，还有南北朝时期不知谁写的《水路经商录》。
还有《商经》是起源不详，共分《财理篇》，《财事篇》等十三篇。本书系统的讲述了理财、取财、运财等多个方面的知识。
这让李隆基想到当时把这个道理掰扯明白，告诉朝臣们，为什么要统一货币，为什么要收取火耗，这里面有铸币税，还有给铸币监所有工匠的分成。
货币的价值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
“而铸币监的工匠们打造的精美银币，其劳动成果，精致的花纹，浑然一体的胚饼，分毫不差的重量。”
“同样是御制银币的交换价值的一部分。”
“所以铸币监才会如此严格的检查称重，只有严格把控，铸币之策，才能长久稳定的贯彻下去。”
“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普遍以及准确的尺度。”
“就像是田亩，如果没有劳动，只会荒芜，也是一文不值。”
当时李隆基讲完，让朝臣们认真的消化了一番他的话，几个朝臣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目光。
一个公廨司的钱坊的掌事都能明白的道理，那帮朝中的大臣你说他们不懂，只是一个个是装糊涂的高手罢了。
想到这里，李隆基不由的笑了起来，朝堂上有些大臣也许有不懂，但肯定有明白人只是陪着自己演戏。
即便是道理能讲的明白，李隆基也管不住这帮朝臣的嘴，他们依然会如此。
想到这里，李隆基起身说道：“郑掌事，京兆现在就长安和万年两家钱柜兑换白银，朕观钱柜各自自行其责，店中伙计护院也很尽责！”
郑颂青行礼道：“这要感谢陛下。”
李隆基一愣，这怎么牵扯到自己的这里啊。“这从何说起？”
“陛下，自潞州隆兴盐行开始，就一直实行身股制，这公廨司钱柜也采用了身股制，钱柜和公廨司采用的是六四分利。”
“钱柜和伙计用的是三七分利，这样就隆兴商行一样，大家身价都绑定在一起，大家就会把店铺当成是自己的产业，就会用尽自己的全力去为店铺的利益着想。”
李隆基看着郑颂青说道：“郑掌事，钱坊和其他买卖商品不同，所以钱坊虽然盈利很重要，但还得掌握天下经济的流通的器具，所以朕一直要求钱柜的息钱不得以高利放贷。”
《唐六典》“比部郎中员外郎”条注:“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
郑颂青说道：“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做官要遵守法律，而百姓交易呢，一定要遵守契约。
“大唐朝堂很清楚，民间借贷会间接影响朝堂赋税、社稷稳定序，所以一定要介入和干预才会更加稳定。”
“民间借贷一般是双方当事人相互承认的私人事件，借钱之后立下契约，规定好利息与归还时间。借贷作为私人事件，以契约作为约束，官府是不受理这种监督的。”
“借贷之人不是政府限制的人群，基本上就可以私下进行，但是为了使市场稳定，唐朝《杂令》特别规定私自借贷是可以的，私人要定立契约，但是每个月的利息不可以超过六分。”
“无论借贷时间有多久，积累起来的利息不可以超过借款的一倍。此款项对于利率的规定十分详细。如果超过上述数量，唐朝的法律是不会对这契约进行保护的。”
郑颂青停顿一下，说道：“然实际上民间利率完全违背法律规定，已经高达120%以上，最高的可达200%。”
“《唐律疏议》有明确规定，如果已经定立了契约的，到期之后没有按时还清债务，那么可以请求官府去强制执行契约内容。如果没有钱还，可以以物品、房产、奴隶等等来抵债。唐律还特别释义，不可以直接去抢夺，那样算做违法。”
“唐朝明确规定，从事借贷这项事务的人一定不能是官员幕僚、王公贵族与世家子弟。”说到这里郑颂青突然不说话了。
李隆基说道：“但是，太宗皇帝设立“公廨本钱””本意是朝堂出资给富商，按月收息，也就是说富商可以拿朝堂的钱进行经营。但是太宗皇帝打破了“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的规矩。
“使得民间借贷有法无依，而朝廷既借钱又执政，同时还是法律的执行者。”
“太宗皇帝施行官方放贷的方式，系以本钱法往复取利，自筹财源，供给官府的各项用度，其目的主要为节省税收，是一种以最小财政负担，创造最大财政效益的做法，理论上，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要达成该种构想的前提是，利率不能太高，必须收取足额利息，而且不能让本钱赊耗掉。以当时唐初时期抑配诸多穷百姓与贫典吏来说，这几乎是项不可能的任务，亦即官本的运作很难依循其设定的轨迹前行，而终究得让唐政府在财政上背负着不可承受之重。”
“造成本利耗散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贫人捉钱，无力偿付;另一是典吏侵占，中饱私囊，而前者尤为积成深弊的主因。”
“即使捉钱者原非贫民，也因取利过高，为重赋逼迫，难有翻身余地。贫人捉钱最显然影响的就是自家生活，由于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则所欠本利，当然先就家资抵偿，再以户内男口的役力折债，但这极易导致“破家”之不幸下场。贫人捉钱的另个严重题是，因利率太高，而积利不纳”兼本破除”，使循环生利、自给自足的官贷措施，面临不堪亏损、难以为继的窘境。”
“贫人捉钱的另个严重题是，因利率太高，而积利不纳”兼本破除”，使循环生利、自给自足的官贷措施，面临不堪亏损、难以为继的窘境。”
“捉钱者的还付能力，固然是地方官员财商的一大考验，但经手放贷的各级官典，也未尝不想于其中牟取利益，这使得原本已危机重重的官贷问题，”更形雪上加霜。
“官典侵渔的现象未必较前期好转，京司的频繁赐本与一再令当司或御史台会，即透露出不寻常的讯息。新旧人员迁转间才发现乾没官本利，而实际上政府所赐本或捉钱人所纳利，可能早已被侵吞隐占，此时不是只留下一本虚假滥账，就是将所乾没钱物转嫁给捉钱人再纳。”
“唐太宗察觉事体有异不仅为时太晚，更糟糕的是，将査核之责委于当司判官，而非勾官。判官是管理捉钱事务的人，难保不与典吏等沆瀣一气，串通起来掏空官钱，故任当司判官勾当，其效果令人质疑。”
“但官典的侵渔情况可能就绝然不同，一人所取赃私，或许就相当于数十百位，甚至更多捉钱人之所纳，则让官本散失危机恶化的罪魁祸首，不就是不肖官典!”
“就算判官勾当结果仍委御史台勘覆，但负责监察的御史台，真有能力查出内外百司的官钱问题?若果如此，本利散失之弊就不致那么严重吧!”
“官本捉钱虽没能提供什么重要的财政收益，却也是公务执行或官人福利不可或缺的财源，为了保证利钱收入，使用度不虞匮乏，唐政府不惜用入流授官之法，以增加钱人投的诱因。”
“高户买官，政府卖官。唐政府却因贪图一时利钱，一切贪赃不法，罔顾民生的手段都会竞相出笼，将导致吏治败坏，朝堂政令腐化。”
“捉钱人不乏于江淮诸道经纪者，京百司诸军诸使及诸道亦不乏商贩富人投身要司捉官钱，这或许就是捉钱流所呈现的群趋效应。”
“捉钱人流既结合政治与经济利益，人流者岂会不把握良机，一方面让自己仕途顺利，更上层楼，另一方面当然也希望加倍捞回已付与官方的本利，但这必然会造成贿赂与贪残之弊害，并严重打击吏治。”
“故该种人流之法，除了加速士族政治的质变，尤其易造成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货贿风行的吏治问题，无怪乎有人会发出“官清其品，难矣”的感叹。”
李隆基说道：“公廨本钱”有着诸多弊端，所以朕当初一言变革“公廨本钱”为大唐“公廨司”各地官员州府不再管理“公廨本钱”事宜，并将各地捉钱典吏和账目全部纳入到“公廨司”，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
“郑颂青，今日你我对话可以整理通告各州县钱坊，并对以前捉钱典吏进行笙选，按制淘汰，对以前借贷当众进行销毁，一切清零。”
李隆基说到这里说道：“大唐公廨司的钱坊再也不会出现高于五分的利钱，根据不同的钱款用途，设立不同的利钱。”
“郑掌事，此事你来办，写完直接给朕观看！”
李隆基从公廨司钱坊里出来，骑上马很快的离开，虽然郑颂青对皇帝的来访有些疑惑，但是此刻却站门口行礼久久不愿起身。
皇帝亲自来访，而且要将两人的对话整理成抵报通告天下，那预示着什么，他内心已经的波涛汹涌。
李隆基当然知道这份通告的意义，这就相当于把太宗时期“公廨本钱”的所有账目和本钱全部销毁了。
可又怎么样，当初朝堂所赐“公廨本钱”或捉钱人所纳利，可能早已被侵吞隐占，此时不是只留下一本虚假滥账，就是将所乾没钱物转嫁给捉钱人再纳。
当时大唐太宗皇帝刚刚立国，隋朝的皇宫内的钱财基本上都被杨广给霍霍完了，唐朝廷以有限的税收，无法供给官府的各种支出，其微末细琐事项，有时就委诸本钱法来充用。
从正面解读，是官府欲以少量财赋，创造最大之政治效能，而其实反映的，是其内心忧虑如果用度不足，则公务将废弛，这不免让人担心在频繁的添赐本钱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本利无以为继，以及公务难免遭延宕。
在历史上，李隆基执政后期。宰相李林甫就是利用“公廨本钱”，李林甫利用“公廨本钱”大肆敛财，培植私人势力，使“公廨本钱”的捉钱人数全国达百万人之谱，京司的捉钱户亦有四万家之多，其中的许多人再因欠利而遭官府催逼、囚系。
典吏捉钱，照样为重利所苦;平民高户，也有重赋之患，他们即使未必尽皆破产，但贫民捉钱者或许难免于此。另个更糟糕的情况是，捉钱者可以免杂徭，所免杂徭将转嫁到其他平民身上，捉钱者虽非逃人，其差科却由他人受之，则官本捉钱的影响层面，复及于未提钱者身上。
更特别的是，放免文牒还可由子孙相承，若百姓虚立保契，不真捉钱，则他拿到的其实是一张免役世袭证明书。
这也就明白的说明，唐朝动乱最开始的起因就是唐朝政府本身自己造成的。
李林浦用“公廨本钱”挖空户部仓储放贷，用大量匹培养一大批典吏捉钱官员，以重利放贷，使得大唐众多人口有重利所苦也有重赋之患，尽皆破产。
所以说李林浦当了十九年的宰相，其实就是给大唐挖了一个巨大的金融亏空。
李隆基在潞州时，就清楚的知道，不是百姓没有创造力，而是太多人把利用各种手段，使百姓失去了用于生活或者生存的生产资料。
唐代官方的融资管道狭窄，百姓无论是为生活消费或生产投资，鲜有专责机构可以为之纾困，或助其取得资本。大致上说，官仓是百姓获得政府支持的最主要途径，但仓粮赈贷以救灾备荒为目的，非一般常态性的出贷;为劝课而政府给贷或百姓请贷，其规模似乎不大，普遍性亦不足，其融资的效果相当令人存疑。何况百姓的需求种类繁多，绝不仅是粮谷一项，而政府的给贷数量亦不过数石，其帮助力量有限。
故民众真有需要时，多求助于民间的融资管道，如有钱有势的财主或土豪，具慈善性的寺观或僧道，专营质借的质库、肆铺，采互助性做法的社邑，以及乡里村坊的亲友邻人民间借贷的途径虽多，但风险也大，回利作本，法外生利的情形随处可见，然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忍受这样的剥削，无非是政府未想到提供足够、适当的融资管道。
在官府仅有的钱物出贷方式中，除了官仓与百姓的生活关系较密切，正面意义较大之外，捉钱是另种颇富争议性，影响亦不小的出贷形态。
不过，现在不同了，有了直接隶属皇帝“公廨司”，就相当于拥有了大唐的钱庄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