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心中有所思索，就想出宫走走，刚路过平康坊的坊门，只见里面有着吵架骂街的声音。
高力士抬头看到说到：“此是姚崇的儿子姚弈，现在是著作郎。”
李隆基本一直思索走路，对平康坊的吵闹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很厌烦的看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有些花衣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后面跟着一群身上纹着各种花纹的地痞，其中一个彪形大汉，露出两个臂膀，左胳膊纹“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纹“死不畏阎罗王”，可谓是嚣张至极。
这大冬天的也不怕冷，一个个的坦胸漏背，个个身上都纹着各种花纹，把头发两边剃了，只留中间一溜。
这让穿越来的李隆基感觉是碰上后世倭国的黑社会，心中不禁有一股愤恨的怒气。
直接来了一句：“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是《相鼠》应该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主要意思是：你这么不知礼义廉耻，这么没素质，不如去死好了！”
这本是李隆基对这些人极为厌恶的一句话，可忘记自己是皇帝，有着言出法随的效果。
本想出来走一走的心情被打扰了，逐转身离去。
看着李隆基一脸怒气的转身离去，高力士让李明翰护送回宫，转身向京兆府跑去。
越是在京城，这种事情越多，京城的官员多如牛毛，更有是郡王、公主、三品、四品以上权势很大的官员，唐朝著名的诗人韦应物在《逢杨开府》中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高力士跑到京兆府，京兆府的最高长官是亲王李成器，也就是李隆基的大哥，不过到了李隆基登基后，把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把洛阳所在的洛州改为河南府，京兆府的首长为京兆尹。领万年、长安、新丰、渭南、郑、华阴、蓝田、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泾阳、云阳、三原、宜君、同官、华原、富平、栎阳、高陵二十二县。
京兆府不同于地方的是，该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逐级上诉的约束，凡经证实证据确凿的案件的案犯是可以当堂判死刑的。
京兆府虽说是亲王是最高长官，但实际管理者是京兆伊，京兆伊正是薛讷的大儿子薛徽，皇帝震怒，非同小可，当夜薛直就组织长安城各坊里长，动用了三千人，一夜之间抓了三十多个混子。连审也不用审，当场乱棒打死，这些人平常恶性累累，还用审么？打死十遍都不抵其罪。打死他们还不算完，还要把他们的尸体挂在公共场合示众。
他的处理方式是有震慑作用的。一个是快，只要有纹身就抓起来，只要抓起来就立刻乱棍打死，不容你三问九审。一旦要审了，他们就会有时间去医院开受伤证明，就会花钱走动关系，就会拿钱找受害者和解，就会有脱罪的侥幸心理，那么震慑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抓住就是个死，不容你申辩。那些混混才能犹如惊弓之鸟，才能吓破他们的狗胆。
一个是狠，一定要活活打死。砍头，枪毙都太痛快了，便宜他们了，他们平时打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遭了多少罪，担了多少惊怕，一下子就了账，实在难以平民愤。水火大棍一下一下砸烂他们的狗腿，叫他们活活痛死，才合天理承平。
对混混不能再讲仁慈了，还叫他们入土为安么？就要陈尸示众，你不是拿纹身吓唬老百姓么。就让你看看有纹身的好处！那些没有被抓的混混身上还有纹身的，都吓得跟什么似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激光去纹身，也不顾上疼了，争相拿火把自己的纹身烧掉。
自此长安城里就太平了，三天，就三天，天下太平。
当然那是三天以后的事情，这些事情李隆基刚开始是不知情的。
薛徽当然不会去抓捕姚崇的儿子姚弈，但是他身边跟随那些混混可都跑不了。
姚弈原本还想凭借姚崇是中书宰辅震慑前来逮捕身边地痞的衙役。
薛徽一句“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后面更是来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一句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直接把作为著作郎姚弈气的跳脚，却也无可奈何。
吵架不要讲道理，吵架是为了气对方，不是为了说对方，只需抓住对方的漏洞，狠狠输出。
绝不自证清白，要不断质疑对方，给对方扣帽子。
多说你，比如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就是这样的人吧，把问题抛回去，让对方产生自我怀疑。
委婉是一种美德，但具有两面性，如果是在平时的交际中，委婉犹如一股春风，令人感到温暖舒适，能更快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在面对不公时，委婉便是一种姑息，助长了歪风邪气，只有痛陈世弊，勇于揭露，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畏惧，不敢再做违法的事。届时，阳光将照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驱散一切黑暗，让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
古往今来，世上从来不缺流氓。
流氓，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这话说得可笑，仿佛这个世界离了流氓就不能运转了一样。可若非如此，为何古往今来，每朝每代都少不了流氓呢。
这些流氓若只是在街头游荡，三五成群，老百姓也不怕他们，毕竟古代的时候还手是不犯法的，谁家里还没有根锄头铁锹呢？想呲毛，街坊邻舍一拥而上打断丫的狗腿，世界上哪有什么流氓？
怕就怕他们纠结成一伙，形成了组织有了气候，平时行动有明有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百姓得过日子啊，哪有闲心思跟他们长期地拉锯。这样的情况就不是三五家老百姓团结一致能够搞定得了，这个时候就要有地方上出面弹压才行。
倘若他们从欺压老百姓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这就更麻烦了。这相当于他们的毒草在老百姓里扎了根，扎下了根，从老百姓身上吸取养分。他们便越来越强，老百姓就越来越弱。再用得到的好处砸倒地方，与之勾连一处，那么老百姓在地方上就找不出公道二字来了。
更怕的是，像西门庆之流，攀上了太师蔡京，认蔡京为干老儿，得了理刑千户的官身。地方上的官司他说的算，想往上捅，他干爹保着他，这个理就说不得了。
流氓好处理，但是想要去根儿，却是挺难的。
薛徽使用了霹雳手段，直接震慑了长安城里的流氓，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证明了一切流氓都是纸老虎，他们骨子里是没有任何的勇气的。
李隆基想把大唐发展成为国泰民安、繁花似锦、万国来朝！这样一个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全面的发展的大帝国，在处理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做？
其实作为地方治理长官，从《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开始，县官在农村间鼓励耕植的角色开始被强调。从汉史记中记录黄霸、龚遂、召信等人的作为，可以看到日常政务并非限于文书往来与照章办事，更多的是对农民的体谅与关心。农民多囿于知识不足，故只知驱利而无力辨别好坏。而地方官员的要务便是引导他们，使其富足安定。
从唐朝韦丹父子的治绩，可以看出所谓循吏对其辖下人民的用心。其所从事者不外二务，一为直接改善生活，为民求得营生之计；二为改善风俗，为民求长久之计。
先看看改善生活的部分。韦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任内，见当地农民生活水平不足，连瓦屋怎么盖都不知道。江南地区虽在唐五代期间有着长足的发展，然而这仅限于地理上狭义的江南，也就是太湖平原周边，其外仍大多是一片蛮荒景象，故生活尚无法与已有长足发展的关中相较。于是韦丹“召工教为陶，具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明显的考量到大多农民的生活情况，或商贾居间哄抬价格。
故统一定价，只收材料与工本费。生活较为富足的农民，自然经的起兴筑新居的费用，尚“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然而较为贫困者，则需要更大程度的补助，韦丹也一一照顾到，“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在推行这些政务时，更是往往不假外人，“身往劝督”之。
其子韦宙任永州刺史期间，面对一片的蛮荒，也不以为不得志，依旧用心于民生之务。当地农民“俗不知法，多触罪，宙为书制律并种植为生之宜。”永州地区较为贫困，往往买不起牛，以人力犁田是最主要的耕作方式，既费时又费力。深感于此，韦宙采用类似现代民间常见的标会之聚财方式，
故可以说永州地区牛耕的普及，韦宙是一重要的推广者。
在改变地方风俗方面。风俗虽是地方生活习惯相研习的结果，若能有效的引导，则民风可归于纯朴；若误导之，则往往淫滥。尤其是许多恶习，地方官怕生事，往往不加管理，在韦宙眼里便不是这么一回事。因地处偏远，永州地区人民结婚的风俗与中原地区本有差异，虽然偏远地区民风尚属纯朴。另外，婚礼的宴请开销，也无益于农民的储蓄。其记载如下：
至韦宙上任，方禁断这些风俗。更甚之，韦宙也推广地方教育，“立学官，取世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另外一样地方官要面对的恶风俗，便是“淫祀”这样的恶习俗。按《礼记曲礼》：“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然而何谓非其所祭？大概是这样的：因此非国家认可者，皆可认定为淫祀。孙希旦谓：“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若只是求一己之福，虽说不能真福人，至少也求个心安。然而日久成习，其间官吏与巫觋相缘为奸，求福反成了招祸，为农民带来无谓的负担，元稹〈赛神〉一诗便清楚描绘巫觋、官吏互为表里之害民：农民有时出于迷信，纵有病痛也宁愿“舍医药，祷淫祀”，全然不知其害。有心于教化的官员，便往往禁绝之，有时甚至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全面进行强制性的拆除。李德裕在担任浙西观察使任内便曾“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