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也曾“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这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淫祠的盛行，也代表着官员有心的管制。
清简为政虽说“清简为政”是施政的理想，实际工作往往也要依赖胥吏。然而胥吏的上下其手相缘为奸，正是政治败坏的要素之一。故应当清简者，是“事”，大致以不扰民为宗旨。在实际的政务执行上，则不能一味的依赖吏，如此“事必躬亲”固然劳形，却也是不可缺乏的为政要诀。
·李隆基想起来，唐德宗李适时期，宰相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
对此，陆贽提出了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简官员，
·五术：指的是通过五种方法来了解民俗，包括听取民间歌谣、观察商贾的好恶、审核官署案卷、通过车驾和服饰衡量地方风俗的奢简、以及检查政务衡量官员取舍是否得当。
·八计：通过八种方式来审核吏治情况，如通过当地户口增减、土地开垦情况、徭役赋税执行情况、案卷繁简程度、在押囚犯人数、盗匪情况、选拔人才情况、以及兴办学校的情况来考察官员的治理能力和政绩。
·三科：用于选拔人才，包括才华突出科、贤能端方科、实干有能科，旨在选拔具有不同才能和品德的人才。
·四赋：管理财政事务，根据庄稼生长情况、土地财产数量、徭役壮丁数量、商业发展情况来确定税额和征收税赋。
·六德：用于安抚百姓，包括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旨在保障民生和社会和谐。
·五要：精简政事、裁汰冗员，包括裁撤不必要的军队、免除危害百姓的律条、精简闲散官员、撤除不必要的器物使用、搁置不必要、不紧急的事务，以提高政府效率和减少民众负担。
五要的说法，当中“五要”用以简官事，深得为政清简之内涵。
八计为：因此必须将吏之工作再压缩回其原有之辅助性质，而非放任其视事。施政绝不假胥吏之手：得到的效果也远比过去由胥吏主持的方式更好“俾民自输”，得到的效果反倒比有吏催驱时更佳，常常在期限之间便纳毕，无须额外的督课。
虽然循吏的努力，很大程度的缓和了农民生活负担，并引领他们生活水平提升。然而，在败坏的风气底下，能够用心于此的官吏毕竟是少数。
他们的努力，不过是迂回，甚至只是缓和了一些冲突面。在他们离任之后，下一任地方官是否能同样的体民，中间便参杂了许多运气的成分了
朝廷与百姓内在冲突多是天灾。对于农民而言，天灾伤稼穑，直接威胁其生活。这时地方官员的角色依旧重要，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许多救灾工作方能顺利执行。另外，对于辖区内发生天灾的地方官，也有向上级呈报灾情的义务。上级斟酌情况，借以核定赋税放免、免除劳役，乃至于开仓赈济等政策。上下之间相互配合，以期将天灾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的程度。
因为政治形势的不同，两税法前后的地方救灾有着明显的不同。
两税法前的地方救灾：依唐代的制度，遭遇天灾时最常见的应对方式，大致不出减免赋税与开仓赈济二者。两者都需由官员呈报，再由朝廷核定后方能施行，在此中可见朝廷在地方救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况且唐朝对于该部分相当重视，在此可以见于唐律之相关规定与处罚：
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危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若致枉有所征免，贜重者坐赃论。
虽是朝廷的要求，实际上也表示地方官在这方面，也承担了相当程度的责任。虽然地方官员为了己身的利益，隐瞒、夸大灾情之举时有所闻，然这些终究只能说是诸多个案，并不能视为唐代的普遍情况。然而，朝廷与地方间的文书往来，耗日费时，白居易口中“虚受吾君蠲免恩”的情况仍旧无可避免。
常平仓的窖存，其用意在“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其后开仓赈济之事，亦时有所闻。因为是预备灾害用的储粮，“义仓不许杂用”的规矩在武备府、御史、户部三方监管之下尚能严格遵守。官员未经朝廷核可擅开义仓，依制度也须受罚。
作为穿越者有着穿越者的优势，李隆基提笔写下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简要，具体的细则让中书省和门下省仔细斟酌，试行三年，再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规则。
紫宸殿殿内，李隆基将写好的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的疏拿给姚崇、卢怀慎等人观看。
并在后面评论道：农户经营土地不足，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收入低下，这让农民缴交赋税也成了问题。故在此，赋税的苛敛便必须有所节制。征收赋税的执行者，正是地方的官吏。地方官员的自我节制与体民，方是调和外在冲突的关键点。这些人，正是传统观点中的“循吏”。其治民之诀窍，概由两方面入手，首先是以鼓励与督促取代冷冰冰的法律制裁，强调教化的部分；其次便是清简为事，以不扰民为方针。一松一紧，收放之间，为农民挣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李隆基对着看着清简为政疏的几位说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需要的不是单纯的道德楷模，而是真正的治世能臣。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之臣。”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说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不能读死书、当书呆子，而要“务当世之务”，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生民、国家，乃至于天下。说得直白点就是：多做点有用的学问，少搞些虚头巴脑的，譬如八股文，譬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李隆基说了说了几个案例。
曹玉贤上任曹州不到一年，就有了路不拾遗的景象。而且官声极好，连儿子被他处死的店家都连声称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
可见玉贤做官是做得“有声有色”，政绩和官声都极为漂亮，传到上司耳里，自然是官运亨通。那么他是有什么神仙手法，做到理想社会中的路不拾遗呢？
曹玉贤的手段总结起来就一个字，站。用书中的话讲就是：“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难得有天把空得一个两个的。”上任不到一年，站杀了两千多人。
站笼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出现过，囚犯的脑袋卡在笼顶盖的枷板上，四周围有枷栏，犯人不得自由动弹，身子弱的站上三两天就死了。
死的这些个人都是大奸大恶的巨匪大盗吗？非也！其中十之有九都是蒙冤枉死的无辜百姓。
于家屯有户财主，受盗贼设计，在其家中搜出赃物—几件衣服罢了。照失物单对照，人赃并获，给架上了站笼。要说这玉贤也确实是个“清官”，按一般套路，财主家中使上几个银钱，如此小案也便罢了。权且一说，这财主也不至于去偷几件衣服吧。然而“犯着这位丧门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三四天功夫，于家三父子死了俩，剩下一个也差不多了。小儿媳性子烈，在衙门口抹了脖子。衙门众班头合计着趁这当口向知府大人求个情，把那未死的小儿子救一救。
不想，知府曹曹玉贤大人这般说；“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
为何如此之多的冤杀，没有激情民愤，反而“清官”、“好官”赞叹连连。
知府是何等样人，曹州最大的官。前文提及的店家，他的儿子便是在外议论玉贤，被战杀了。他在老残这外人面前，便也不敢“胡言乱语”，只道是“清官”、“好官”。
所以说，这样的官，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
中秋佳节之际，贾氏一家十三口暴毙，只有贾魏氏因为回家省亲而幸免于难，官府派人查看，发现贾氏一家都吃了贾魏氏娘家送来的月饼，而月饼馅里掺有砒霜。
清官”刚弼参与办案，枉顾案件中的疑点，直接就将贾魏氏和她的父亲魏谦抓了起来严刑拷打。
魏谦家的管家颇为愚忠，见家主挨上冤枉官司，想尽办法筹到了一些钱，前往县城打点。刚弼假意接受，升堂的时候却将银票以此作为魏谦父女犯罪的罪证，再次用刑，言语多番暗示，倘若有人为魏谦父女说上一句好话，便有收钱贪财之嫌。
贾魏氏见父亲年迈，熬不住酷刑，委曲求全“认罪”，偏偏刚弼得寸进尺，还要求贾魏氏供出魏谦的罪行，甚至不惜对其施以极刑。
最终，通政令吏“大闹”衙门，从酷刑下救得贾魏氏的性命，又写信请得静安司派来明吏白子寿侦查此案，抓住真凶吴二，并且在算命先生安贫子的指点下，寻到青龙子道长，让被“毒死”的贾氏十三口得以起回生。
死刚弼，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清官”，自以为天下浊他独清，实际枉顾人命，用百姓的鲜血染红他的头上花翎。刘鹗自评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贪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手脚不干净，所以不敢大张旗鼓地为非作歹，清官却自以为不要钱，所以无所不为。
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希望各位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李隆基说道：“做官不要钱，本分何足道。间有不洁者，便谓清官好。官清性多刻，民亦受苦恼。清而复爱民，乃是国之宝。”
清廉，乃是为官的本分，不能在清廉和贤明之间简单粗暴地画上等号。只有清廉又爱民如子的官员，才是真正的良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