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说了两个通政司递交上来的两个案例，怒道：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意思是：不效法古代圣王，不肯定礼义，而喜欢研究怪异学说，玩弄奇怪语言文字，非常明察，但没有好处，善辩论而不实用，多工作而少功效，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但他们所持的见解有理由，他们的言论合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群众。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意思是：崇尚法治而没有真正的法制，轻视修养而喜欢自己造作，对上位的人，就选取听从他的话，对下面的人，就选取跟从世俗，终日在讨论如何做成仪文法典，且常常巡察。这就是不切实际而没有归宿，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他们所持的见解有理由，他们的言论合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群众。
李隆基说的很清楚，不要要那些标榜无欲则刚的清廉的官员，大唐需要的是经世致用贤明的官员。
“朕建官舍，发足俸，衣食既足，乃至廉耻！”李隆基有些不悦，“官员治理地方，清廉是为官本分，不是值得炫耀的名声。”
“此等官员，害一方百姓，而不自知，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此乃腐儒也。”
这是李隆基第一次使用了腐儒这个词。
姚崇回礼道：“陛下，《大学》是至德以为道本；《儒行》是敏德以为行本；《孝经》是孝德以知逆恶。此三书实儒家之总持。”
“孔孟言，儒者，即有道术亦人格完善者之谓。儒学成法，下学而上达，庶无流弊。不得贤师之亲传，何以深明经义，何以达成“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完美的人）矣”。
“然因儒家“为帝王而言者实多，为平民立言者盖寡，以历经困厄之人，甘苦自知”。而汉代的董仲舒至宋代的程朱理学，倾向于辅政与功名，概莫能免地背离了“儒以道得民”的宗旨，在漫长的历史中，儒生们“甘苦自知”，严重脱离了万民，“儒以道得民”的风光渐渐地远去。”
姚崇说的明白，就是现在的所谓儒学已经偏离孔子办学“儒以道得民”的本意。
“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读书流于形式，虚耗生命。读书只为科考，说的直白点就是读书只为当官，而如何做官？只为以权取利，保利，利己。
姚崇说道：“庄子天道中，曰：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成了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意思是：《庄子-天道》中有一则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斫削车轮。他放下锥凿走到堂上，向齐桓公问道：“请问您读的是什么书？”齐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去世。”轮扁说：“如果这样，您所读的书，都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说：“我在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能随便议论呢！若能说出道理还可以，若说不出道理，就要被处死。”轮扁说：“我就从我所做的工的角度来观察。斫削车轮，慢了就会松缓而不牢固，快了就会涩滞而难以削入。不快不慢，手中做到了却在心中想到，嘴里说不出来，这个快与慢的限度就存在于其间。我无法把这个技巧告诉给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接受这个奥秘。因此，我都快七十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和他们那些不可言传的东西都已经消失了，那么您所读到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姚崇通过这则故事，说出了古人之书是糟粕的大道理。在这则对话中，桓公只知道被动地接受古人之书；轮扁则以自己几十年斫轮的实践经验，证明真正的斫轮奥妙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而这种奥妙他却根本无法传达给其他人，即便这人是他儿子。由此推之，古人亦然，真正的奥妙，古人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写进书中的。因而传下来的古人之书，只可能是糟粕，而不是真知灼见。
既然古人传下来的书只可能是糟粕，姚崇说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意思说得非常明确，书(文本)为世人所珍贵，然而书不过是由语言所写成，然而语之所贵者在于意，而意之所指(意之所随者)却又偏偏是“不可以言传”的。
姚崇采取了一种与世人完全不同的对书本的消解性解读，“世因贵言传书”，姚崇却认为书“不足贵”，因为世人所珍视的书本并不是真正可贵的东西，“为其贵非其贵也”，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在的文本无法传达真正的道。无论是语言也好，形色声名也好，都不足以传达真情。
姚崇说道：“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不仅仅对书，对语言文本加以否定，而且几乎对所有的能指符号——可看到的形与色，可听见的名与声——都统统加以消解，加以否定。故而盖道家之意：“读古人书，须超以象外（不仅仅留于表面文章），得其环中，不可泥于陈迹而屑屑为之”
可以说姚崇此言击中儒家二千多年来的弊病！显然，即通过对语言文本、古人之书及一切能指符号、一切形色声名的消解，实现了对不可言传的“道”的意义建构；否定可以言说的语言文本，正是为了肯定那不可言、不可见的本真的“道”。表达独具特色的意义：“无中生有”以及“得意忘言”。
李隆基说道：“归根结蒂，儒道之学为同本同源，所以，以形而上道为宗旨。”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来被儒生们视之为圭臬。
姚崇说道：“然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则有患。然则凡养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专重之，一若与生俱生而不肯暂舍焉，是岂非贵大患若身乎！”确实，千百年来，儒生们忘记了“儒家之道”的初心，被功名利禄所驱使。“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上至圣人君子，下至鄙俗小人，谁个不在欲望充塞之中苦苦煎熬：“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人们无不“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
世人哀叹这些痛苦悲惨的生活状况，其根源何在？
姚崇认为是“欲”，正是无休止的欲望导致了人类的“终身役役”，“小人殉财，君子殉名”，“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可悲惨状。
姚崇说道：“只有消解了膨胀的私欲，人才可能从欲海深渊之中解脱。然而，防欲仅仅是消极的办法，实际上，人欲是难以真正堵住的。”
更好的消解，是“忘”，即忘掉欲望，从根本上杜绝欲念的搅扰。庄子主张，忘掉利欲是非，忘掉儒家提出仁义道术，人就能获得一种不受欲念支配的自由，犹如鱼儿相忘于江湖一般。
从儒道意义上说：把私欲转化成无私的”泛爱众”，爱万物众生，便可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境界。从现实意义来说，读书人始终牢记“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为服务社会与人民而读书。总之，今日之“儒生”，仍须回归到宗师教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
在李隆基看来，要让儒学回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乃是后世王明阳的《心学》。